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中原动荡、诸侯争霸。一群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新兴阶层应运而生，士人阶层开始立足于各国朝堂之上大放异彩。那么引动中原风起云涌的“士”又是诞生于何处的，对周秦社会大变局又产生了哪些促进作用呢？

1、西周前期的“士”大多源于武士

周朝之前的士通常是士兵的代称，但是到了西周时期的武士不仅需要练习武艺，同样还需要知文通艺，尤其需要熟悉贵族所必须了解的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当时的行军打仗是贵族的事情，因此武士大多是文武兼备的。

贵族才能打仗，而处于被征服地位的平民只能仰望行军打仗时所表现出来的礼仪。这是因为作为统治者的贵族阶层需要通过礼仪规范来固化自身的地位，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雅利安人入侵北印度之后，作为上种姓阶层的刹帝利就是专职打仗的贵族。不过随着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体系日益瓦解，“士”之中开始越来越多的掺杂入文士了。到了春秋后期，文士队伍日益成为新兴士人的代表。

2、“礼崩乐坏”改变社会结构

随着西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加剧，尤其是不尊周礼的楚国数次北伐中原，原本贵族按照礼仪作战的传统被打破了。此时不仅周王室衰落不堪，就连诸侯国君的权势同样开始受到卿大夫们的掣肘。为了强化自身权威，对付分封下去的卿大夫，诸侯国君们不可避免的开始寻求助力，这时的平民就成为最佳的结盟对象了。

其实西周时期，处于统治阶层的除了贵族之外，还有国人群体，被压迫者主要是为国人义务耕种的城郭之外的“野人”。但到了春秋时期，社会结构早已大变，山野之人与城郭之中的国人早已难分彼此了。甄别是否为贵族的标志，一方面是血统、一方面是封地。没了封地的国人等同于平民。

3、春秋时期开始，平民也能跻身于“士”

春秋时期的中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迁，其一是铁器和牛耕的发展形成了成熟的农耕生产技术体系，其二便是竹简制造技术的普及。其中农耕生产技术的提升促进了劳动效率的大爆发，这给了平民脱离贵族井田的底气。于是国君开始同自己治下的封臣们抢夺这些平民，而平民被拉拢到国君着边后，当达到一定的临界点，贵族就处于了下风。

然而当时的贵族垄断了祭祀、编史等对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解释权，并且由于文字是祭祀专用，因此平民是无法识字并学习的，也就无从进一步帮助国君争霸或施展自身抱负了。周朝祭祀贵族的地位与古代南亚的婆罗门种姓阶层有颇多相似，但却略有不同。婆罗门通过宗教固化了自身的地位，而贵族内部的并无武士和祭祀的等阶划分，顶多是不同家族掌管不同职责。而当竹简文字的广泛传播时，平民便有机会学习文字并获得知识了。

4、社会结构变动，大量失势贵族子弟汇入“士”的序列

轻巧便捷的竹简出现之后，寻常百姓都有机会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更罔论一般贵族子弟了。然而由于农耕生产力的提升而出现的人口膨胀，使得许多贵族子弟空有高贵血统却无封地。这些失势的贵族子弟便化身游士，四处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并且逐步成为整个士人阶层的中坚力量。

诸侯国君们对没有封地的贵族子弟自然求之不得，这些人没有封地就意味着毫无根基，没有资本对君主形成对抗。当这些士人的谏言被国君采纳并授以官职后，这些官僚便本捆绑在了君主的官僚体系结构框架中了。国君才算是真正拥有了压制贵族封臣的核心力量。这也是为何春秋末年会出现三家分晋，到了战国时期后，除了楚国以外的贵族势力都不足以对抗国君的原因。

5、百家争鸣，变法图强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既有贤德名士之辈，也有鸡鸣狗盗之徒。这显示出“士”阶层的两个不同来源。由于士人本身来源颇杂，甚至还有代表大贵族复辟周礼的存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华景象。各家各派均奔走列国，向各国君王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然而真正能为大争之世的君王所接纳的还是兵家和法家。兵家可助君王征伐沙场，法家则能够打压封臣、富国强兵。

列国君王不论是对内打压贵族以收拢君权，还是对外富国强兵以争霸天下，都需要启用“士”来推进社会政治体制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变法革新。所以不论是魏国的李悝变法还是秦国的商鞅变法，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变法一方面限制甚至改变贵族世袭罔替的特权，另一方面却给予平民建立军功以求封爵的晋升通道。所以变法从来不是法家以一己之力抗衡这个贵族阶层，而是各国君主同“士”阶层联手对贵族发动的一场长达数百年的打压。

6、周秦之变，由“士”直接操盘

周秦之变，就是从周朝到秦朝一统天下，中原分封制度趋于瓦解，贵族阶层逐步演变的过程。到了秦国一统天下并建立秦朝后，秦之郡县制开始全面铺向整个中原以替代封国制度。“士”阶层也开始转变为官僚体系了。

继续沿用法家功勋晋升制度的秦朝，因面临无赏可赐的窘境，又需要巨额财政维系官僚体系，只得增加对平民的赋税徭役，最终将平民和尚未消亡殆尽的旧贵族推到了一起，导致秦朝灭亡。不过此后中原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官僚体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喘息的贵族亦化身世家豪族继续延续祖先的荣光，直至唐末方才消亡。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是来源众多的一个新兴群体，其介于贵族与庶族平民之间，但又源于两者。士人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并伴随着国君王途霸业的发展而深入参与到了变法革新中去。

法家、儒家皆属于“士”的范畴，士人在乱世之中变法图强，在大一统的时期转变为官僚体系后又以儒学作为精神纽带帮助皇帝统治天下，维护中央皇权。其对中华文明传承千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虽然高成本的官僚体系带来了财政压力并造成中原王朝不过300年的规律，但同样因为一脉相承的官僚统治模式让中华文明流传千年而未曾断绝。

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阶层，对中华文明的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