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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都市社会工作研究》是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主办的CSSCI来源集刊，采用匿名审稿制度，所收录稿件均经过严格评审，在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本辑为第13辑，收录了社会工作评估研究、学校社会工作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禁毒社会工作研究等方面的文章。本书涉及的研究范围较广，每位作者都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情况做了阶段性总结，实用性较强，丰富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加强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支撑，可以为社会工作理论探索和实践提供借鉴与指导。

都市社会工作研究（第13辑）

范明林 杨锃 陈佳 主编

2023年6月出版

ISBN 978-7-5228-1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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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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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研究】

过度社会性：对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反思 童敏 周燚

【社会工作评估研究】

社会工作第三方评估实践的边界生产策略

——基于Y机构的个案研究 张洋勇 李晓凤

【学校社会工作研究】

社区化育人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迈向多元共治的高校德育工作

——以东莞理工学院学生工作创新为例 吴同

【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

我国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的概况、热点及趋势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尹阿雳 费梅苹

【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

困境与调适：基于上海市J区社区精神障碍者家庭抗逆力研究 杨明远

【禁毒社会工作研究】

信任视角下协同式行动研究中的合作路径研究

——以上海市Z社H项目为例 陈洁

艾滋病合成毒品滥用者的特征分析及干预策略研究 耿军霞 张礼烜

【社会政策及相关议题研究】

社会组织何以能推动公共政策改善？

——Z市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零拒绝”政策倡导案例分析 纪文晓 韩青

教育“双减”政策与初中教师角色变化研究

——以上海市M区为例 张颐熙 刘娇蕾 汤毅佑

儿童慈善医疗救助的机制研究

——基于三家基金会项目的分析 王晟昱 何兰萍 李想

《都市社会工作研究》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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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过度社会性：对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反思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基层管理体制从之前的“单位制”逐渐转向“社区制”。其间，个体化成了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个体从之前“单位制”的社会制度框架中逐渐松绑出来，开始依照自我的理性选择安排生活，建立个体身份与社会认同。这样的变化对基层治理的主体关系以及治理原则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社会个体主体性生活空间的拓展和多元化主体意识的兴起，社区的邻里逐渐取代单位空间，成为社区多元主体相互交往和权力角逐的社会场所。中国社会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参与到社区生活中的，它作为“三社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区机制创新的重要专业力量。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之后，中国社会工作逐渐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成为增强我国基层柔性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又获得长足的发展，正逐步走向乡镇和村居，负责政府公共服务的转化和提供。

显然，居民在基层治理中面临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需求。他们一方面需要寻求个体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学习多方协商。居民需求的这对矛盾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遭遇的现实困境，它既需要坚持“专业性”，提升居民的理性自决能力，增强他们的主体性，也需要秉持“社会性”，增强居民的多方协商能力，提升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实际上，为了谋求国家的认可，在专业发展之初中国社会工作首先选择了“嵌入式发展”策略，即围绕弱势人群，采用科学的“医学模式”来提升居民的理性问题解决能力。但是，这种专家式的标准化服务策略并没有给社区弱势人群带来自主性水平的真正提升，反而削弱了他们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动力，特别是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入，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性”需求日益凸显，人们发现之前采取的“专业化”服务策略会使中国社会工作丧失自主回应社会需求并且推动社会改变的可能。为此，有学者直接将中国社会工作界定为“社会性”的助人服务，主张深挖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服务要求。然而，这种“社会性”的服务策略不仅使本已“弱势”的中国社会工作在专业发展中更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无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导致大部分居民依旧游离在基层治理体系之外，而且有关“社会性”的内涵众说纷纭、含混不清。因此，有必要回顾西方社会工作有关“社会性”服务策略的讨论，以便能够厘清“社会性”的内涵，帮助中国社会工作找到能够有效回应居民现实需求的专业服务策略，明确中国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专业位置和专业责任。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的特征不同，但是它始终关注社会因素对人的成长改变的影响，即使在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影响的早期专业化发展阶段，它也强调需要采取心理、社会双重视角开展专业服务。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民权运动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直接提出需要引入社会视角考察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实际上，只要西方社会工作过度关注个人心理的作用，就有学者站出来维护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本质诉求。显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始终与社会性联系在一起，但是有关社会性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

个人理性的社会性

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工作在20世纪初的早期专业化发展阶段选择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理论基础，关注个人心理的改变，以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采取的是一种心理适应的服务策略。这种服务策略假设，人们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遭遇问题，是因为人的能力或者心理状况出现了问题，需要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修补个人存在的不足。显然，这种心理适应的服务策略把环境视为个人身体之外的社会现实，当作需要人们通过个人理性分析能力提升去适应的对象。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不认同人的理性分析能力，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受到本能的驱使，但是他所倡导的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就是个人理性分析的产物，秉持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实际上，心理学家海因茨·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受到西方社会工作者更为广泛的欢迎，因为哈特曼认为，人的自我具有理性认识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是在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人生八阶段理论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工作直接把人的成功视为对人生各阶段社会任务的适应。可见，在这一阶段，西方社会工作把个人理性视为人的社会性的体现，认为人们只要具有了理性，就能够识别社会环境的要求，适应社会环境，远离人的自然性。

实际上，西方社会工作在专业化早期出现的把个人理性视为社会性的观点来自18世纪和19世纪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受到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唯一的现实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基础，理性的个人在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在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看来，所谓的公共利益是虚拟的，人们要从个人的主体性出发，避免他人的干涉，即使个人需要与周围他人互动，对方也不能影响自己的选择。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拥有了与周围他人平等交流的机会，公共利益也就实现了最大化。显然，自由主义思潮始终立足于个人性，强调个人理性的独特作用，奉行个人自由，它把个人性与社会性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性只是个人性基础上的共同部分。这样，公共利益所代表的公共性就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它们都是指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显然，这种立足于个人性的社会性完全无视个人视角的局限，不是导致对于人性的过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就是导致人与人之间无止境的利益争夺。这样的社会性很容易成为强者争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弱者只能成为竞争的牺牲品。实际上，即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也仍有学者指出自我牺牲和利他主义品格的价值，认为需要对强调个人性的自由主义进行适当限制，或者引入一套规范社会活动的规则约束个人的自由。

公平正义的社会性

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民权运动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逐渐从关注个人心理转向关注社会环境，认为过度关注个人如何适应环境只会导致社会的污名化，把社会的责任转移给个人，忽视社会环境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对此，西方社会工作开始把公平正义的观念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强调社会环境才是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状况的根本原因，只有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人们才能够获得充分的成长改变机会。针对这种社会环境的公平正义，西方社会工作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因而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流派：一种是增能社会工作，另一种是反歧视、反排斥社会工作。前者认为，所谓的环境不公平是社会地位不同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样，对于弱势人群来说，即使自己再努力，也会因为受到这种不公平社会环境的限制无法改变现状，导致在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环境面前出现无力感（失能）。为此，人们就需要增强自己的意识，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感是由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导致的，从而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争取更为公平的社会环境。后者不同，认为所谓的环境不公平是由机会不平等导致的，而机会不平等是因为社会存在歧视和排斥的现象。这样，处于弱势的人群就会在竞争面前选择放弃努力，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己付出加倍的努力，也无法获得同样的结果。正是因为如此，反歧视、反排斥社会工作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保障人们平等的权利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核心。

尽管增能社会工作与反歧视、反排斥社会工作都认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对于人们成长改变的重要性，都把社会环境的改善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核心，但是两者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相差甚远，有些方面甚至正好相反。增能社会工作的公平正义观来自社群主义。这种观点把集体权利放在第一位，强调集体意识、社群价值、奉献精神和公共利益，认为个人无法独立于社群，个人的行为最终是由其生活的社群决定的，任何以排他性的个人利益为追求目标的方式必然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反歧视、反排斥社会工作的公平正义观源自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公平正义理论，它把个人权利放在了第一位，认为尽管个人的自由是首要的，但是在多个主体的现实面前还需要借助正义才能保障个人自由的有序。这样，公共性就成为个人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看来，这种公共性是人们理性固有的，它通过人们的理性推理就能获得，因此，它可以被称为公共理性，是人们在理性主体之中蕴含的一种道德能力。

显然，人们正是在察觉到这种强调个人理性的社会性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和社会团结后，才将代表集体利益的公平正义的公共性引入考察范围内，认为追求集体存在和集体利益的共性恰恰是个人成长改变不可或缺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强调公共性的重要性，都把集体所拥有的公共性等同于社会性，但是两者审视社会性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社群主义把个人性与社会性视为完全对立的，主张完全放弃对个人理性及个人主体性的追求；新自由主义不同，它试图平衡人们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想在保障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对个人理性进行改造，融入公共理性的内涵。

（节选自本书章节，节选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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