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之好鹅，世人说他是闲人、是痴汉！殊不知，在书圣看来，无癖之人无至情，此辈最堪忧也！试问，斯忧何在？

关于南宫地名的由来，目前存在多种推论，较流行的有四说。一是源于“南宫适”，二是源于“庇商祖庙”，三是源于“赵国信都”，四是源于“南宫侯张买”。这四种推论，今人各有所衷，其声虽异，其情却相同，恰如羲之好鹅——翩翩此心非怜羽，耿耿情深化沉吟。

南宫市属于哪个省市（南宫市属于哪个省市区）

虽说“残梦终难续，深忧暗自知。”然而，关于南宫地名源起，作为南宫一员，还是想表一表我的看法。不敢争鸣，谨志愚情之系。

方家给出的解释是，从目前可见的史料看，南宫地名最早见于正史的记载是《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元年，西元前187年）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张买为南宫侯。”从张买受封南宫侯，置南宫侯国开始，南宫县始显于史册。又因为张买是南官（“南官”即“南方籍的官”，张买及其父张戊均为广东籍，一个战功显赫，一个文才横溢，汉灵帝年间在羊城兴建的“秉正祠”就为纪念他们父子，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祠庙。具体到张买，”。《百越先贤志》说他“鼓棹能为越讴”，是广东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诗人和“歌星”。清初学者屈大均更称他是“开吾粤风雅之先”的贤哲。）“南宫”与“南官”书写相差极小，很容易写错。所以，“南宫”地名应是后世笔误或雅化“南官”一词的结果。

然而，此说明显欠妥！以同时受封置国的博城侯国的国都为东周齐国的博邑（今在泰安东南）、朱虚侯国的国都在有“丹朱之虚”传说的朱虚城（今临朐县东南）、平定侯国的国都为东周齐国的平原邑（今平原县境内）、扶柳侯国的国都为东周中山国扶柳城（今冀州西北）为例，五个侯国国都都是东周城邑，南宫地怎么可能“空地封侯”呢？况且，不论是《嘉靖-南宫县志》序中记载的“故老为予言，（南宫）县最晚著自唐虞三代……汉兴，始置为南宫县……”还是《万历-南宫县志》沿革篇所记的“南宫之名见于春秋，逮于初汉，遂以名县。”在西汉置县以前，南宫肯定是有城邑存在的。

此外，根据战国时期的赵地（赵国）“南宫将行”玺和“咎(皋)郎(狼)痼(将)行”玺分析，这两个关邑，一个在今河北南宫县，一个在今山西方山县。而依《韩非子》“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选其客之有智能者，以为将行。”可知，“将行”二字可以理解为“管理指军仪仗队伍的人”，即“仪仗队队长”，这种官员一般只在两个地方出现，一是边关立威，二是出使会盟时。南宫（南宫县）与皋狼（方山县）均为赵国边关，“南宫将行”玺的传世说明，起码在战国时，南宫是有城邑的，为赵国与中山国的交界之地。从这时算，南宫关邑的出现，起码比汉初张买封侯早一百余年！所以，我认为，南宫地名肇始于“南官”及“南宫侯张买”是不成立的。

这里要谈几个环绕在古大陆泽南岸的几个城邑名——南宫、南?（城在今巨鹿县北）、南和，这三个县，由信都（今冀州）向西南，直达邯郸的这五座城中，“信都－南宫、南?”三城相距均约六十里，“南?－南和－邯郸”三城相距均约七十里，且中间三城的名中均带一个“南”字。这里的“南”字，均是因地处大陆泽南岸而冠之，而至于南宫的“宫”字，方家给出的解释是：“赵王好建别宫，南宫为建在信都南面之赵王行宫也。”

关于赵国“信都”及相关的“信宫”与“檀台”，自宋代《太平寰宇记》出现“赵成侯造檀台，有信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记载以来，史地学家大多将此三处当作一处看。然而，综合史料分析，我认为“信都”“信宫”“檀台”为三处地名，分别在今天的冀州的汉“信都（城）旧址”遗址，邢台的西代“邢国古城（或鹿城岗）”遗址，永年的“易阳城-信武宫”遗址。即，赵国“信都”在冀州，是成立的。

第一、“檀台”在永年易阳城。赵国“檀台”为西元前355年，赵成侯因“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史记·赵世家》）所筑，裴駰集解引徐广曰：“襄国县(今邢台)有檀台。”这座台因筑“在邢地”，故又名“邢台”。近年来，有方家认为此“檀台”在邢台西部山中的浆水村附近，然而，根据《国语》及《元和郡县志》记载，西元前661年，强狄犯邢时，齐桓公曾帮助邢国“迁邢（国都）于夷仪”，及“其地属晋，号曰邢丘”的记载，今之浆水村附近，应为春秋时的晋国夷仪城，且地处深山之中，道路行走不便，是不适合赵成侯“朝诸侯”的。而反观《括地志》中记得“檀台在洺州临洺县(今永年)北二里。”此地当时正处于邢国境内，地处平原，又距邯郸不远（离邢台更近），是理想的“朝诸侯”之地，或是真正的“邢地檀台”所在。

第二、“信宫”在邢台鹿城岗或今邢台古城。“信宫”之名显于《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十九年（西元307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虽然关于这座赵国信宫（相对于秦始皇在渭水南建的信宫「极庙」而言）所在，晋代的《春秋后语》及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有“信宫在洺州临洺县也。”的记载，但此地距邯郸城只有五十华里，这么近的距离建离宫别都，对于增强赵国的统治来说，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不符合赵武灵王的行事风格。但作为曾经邢国的国都，赵襄子的采邑（后来改称襄国），在这里建立别宫，经略商（朝）邢（国）遗民，北慑中山（国），是很有必要的。且赵国历史上久有在“故都”建“离宫”的记载，比如曾为商朝别都（庇都）的沙丘宫(在今广宗)，赵武灵王晚年就困死在了这里。更重要的是，根据《史记》赵武灵五在“大朝信宫”后“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今高邑县城西南）”的出兵路线看，其出“信宫”后，往北走并没有经过“襄国（今邢台）”；而从“襄国（今邢台）”北征，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关邑，正是“房子（今高邑县城西南）”，所以，赵国“信宫”应在今邢台。

第三、“信都”在冀州汉“信都（城）旧址”。虽然南朝《后汉书·郡国志》和南宋《元和郡县志》分别记载有“襄国（今邢台），本邢国，秦为信都，项羽更名。有檀台、有苏人亭。”和“秦并天下，於此（今邢台）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盖以赵襄子谥名也。赵歇为赵王，张耳为常山王，并理信都、襄国，今州理龙冈城是也。”但是，关于秦朝的邢台“为信都”或“置信都县”的出处却并无依据，且明显晚于（最少晚了500年）西汉《史记》记载的“信都侯，都信都（今冀州）”的记载！更奇怪的是，不论是秦之前还是秦之后，邢台都再没有“信都”任何记载（邢台秦以前为春秋邢国都城、战国襄国都城，秦以后，自西汉始，先为襄国县，隋代改为龙冈县，宋代改为邢台县），好像邢台为“信都”只存在于秦朝统一华夏的十四年，这在传承上也是极不符合逻辑的！

而反观冀州，首先，在秦朝时今冀州也属于钜鹿郡，同一郡中，不能有两个“信都”，且此郡所领诸县有“襄国”之名，就在今邢台。邢台在有秦一朝的十四年中，不可能既为“襄国”治又为“信都”吧。其次，以《汉书-地理志》开篇直书“信都郡，景帝二年为广川国，宣帝甘露三年复故，莽曰新博，属冀州，应劭曰明帝更名乐安，安帝改曰安平”为起始，自西汉以来的《史记》《汉书》《水经注》《北史》《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畿辅通志》等两千年来的过百史志典籍记载，均明言“信都”在今冀州，虽然关于西汉之前此地为何名，没有说，但一地地名，不可能无中生有；既然秦汉已有“信都”，那么，这个地名是早于秦汉的；而在秦汉之前，地名中有“信都”的又只有赵国。更重要的是，分析长达十二年的赵国灭中山之战，从西元前307年攻打中山国房子到西元前296年并吞中山国结束，这十二年，作为紧临中山国（今冀州城西的扶柳城即为中山国边关城邑）的要塞，和牵制及攻灭中山的东部枢纽（自邢台『信宫』以北属于中山国，往东隔百里大陆泽，冀州『信都』地处渤海盐道上，往北是中山国，往东属齐国，正处前沿枢纽位置），在这里建置战略性的离都『信都』，经略赵、齐、中山三国边塞，于史于实观之，都是成立的。所以，赵国“信都”应在冀州。

此说的重要依据，就是南宫左近的商末之沙丘宫（今广宗沙丘平台遗址），此宫苑曾为商代八都（亳、隞、相、耿、邢、庇、奄、殷）之一的“庇都”所在（详见谷华池先生之《殷商五代帝王建都沙丘考》）。从祖乙将商都由邢东迁于庇，到南庚将商都由庇再东迁至奄，庇商（以庇为都城的商朝）长达94年。这期间，作为都城的标配之一，商王在大陆泽西修建了社祭之庙（在今隆尧宣务山），在大陆泽东（今南宫旧城附近）修建了商人祖庙玄女庙，而这座玄女庙有个别名，就叫“南宫”（或言此“南宫”为南庚东迁时所建，亦为庇都之商人宗庙）。

关于此说的真伪，目前虽然考古物证不足，但综合文献及事实推理，应该是成立的。因为：

第一、“庇都”确曾在沙丘宫（今广宗）一带。《古本竹书纪年》中明确记有“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南庚（三年）自庇迁奄。”《括地志》载：“沙丘（宫），在邢州平乡县。”“纣所作沙丘台。”“沙丘台，亦即祖乙所迁之庇。”再结合（乾隆）《顺德府志》及历代《广宗县志》记载的“广宗，禹贡冀州之域，商祖乙所都”，以及《尔雅－释地》中的“迤逦，沙丘也。”且“庇”与“迤”通；更甚至，清末以来，在沙以沙丘为中心，三百范围内出土的先商时期钵盆、鼎鬲等大量文物，作为商朝的核心地带，“沙丘”即“庇都”并非空穴来风，甚至应是肯定的。

第二、“南宫”为“庇商祖庙”原因。《冬官》载：“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宋书·礼志》载：“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尊之。”作为“舜之子商均所居的前王畿地区”（《夏代都邑考》），庇商在营建都城的过程中，相对于宣务山（今隆尧）的社祭之庙，“在

大陆泽甲骨文

北东作邑”（此字为古大陆泽甲骨文），在方位上是最恰当的。因为若以商末之沙丘宫（今广宗沙丘平台遗址）为庇都王宫中心点的话，玄女庙（南宫）和宣务山距离沙丘宫的直线距离都在七十华里左右，且同处北纬37.3度线上，两者距离相等，中隔大陆泽（今巨鹿一代），程犄角之势，按殷墟考古得出的“王城在中”、“社祭”与“祖庙”左右对称，再加之商人重祀，有将尊北为上的传统，故，将祖庙与社祭建在王宫的北边，是可以说通的。更重要的是，先秦营建城邑、命名宫宇，都以以北为上，比如“上曲阳城（今藁城一带）与下曲阳城（今曲阳一带）”，其城名中的“上”“下”，在方位上就说明了这一道理。而南宫正居庇都左上方（以君王面南背北的“正位”辨定方位，左后方即左上方），恰是营建祖庙（南宫），祭祀玄女庙的位置。

至于这座玄女庙（“玄鸟生商”典故中的“玄鸟”，在道家经典中常与“南宫”同时出现，后来的“南朱雀，北玄武”“南宫玄鸟”等星象术语，即由此而生。后世演玄鸟为“九天玄女”至“九天圣母”，南宫旧有玄女庙传说，玄女庙，即商人祖庙）如何演变为南宫城的，我在《南宫古城说》中已作详解；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中山（南宫县地处古中山国的南部边缘）地薄人众，犹有沙丘（距南宫古城约六十华里）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为证，起码至汉初时，作为商人庙中的“巫妓”在南宫一带，仍有遗留。更重要的是，在康熙版《南宫县志·南宫城关图》中，南宫县城东迁后，在城之东北方向（请注意，原来的商人祖庙居王城的东北方向）仍有圣母阁，为高台大庙，此即供奉九天玄女之祠，后因白莲教而焚。至于为何这座庙城在先秦的资料中没有记载，我认为，主要商代无正史，加之此庙(城）较小，又处于边垂，故周史未载（后世考古发现的武安市的午汲古城、济南市的梁王庄古城，也均是未见正史记载，却真实存在的先秦古城），但并非一点线索也没有，比如存世流传的“南宫将行”、“鬼蓼君”等印玺，其实说的都是这座南宫庙城。

此外，参考《鬼方考辩》、《屯氏河流径考（图）》、《先秦部落方国考略》，及“南宫将行”、“鬼蓼君”等印玺可知，在庇都“畿赤”，除了“南宫（玄女庙）”，还有“缭”国、“序”学等配置。这其中：

“缭”国的由来，应为商朝迁离“庇”都后，为不断南宫（玄女庙）“尚飨”，商高宗（武丁）讨伐鬼方（上古种族名，因尚鬼被称为鬼方）后，尚巫的商王把愿意归顺的鬼方一支迁到了今晋南，后又将鬼方人再迁到“庇”都，让鬼方人与当地的商人同居，一起负责祭祀庇都的商祖庙，封其为鬼侯（商末九侯之一），其“国”在蓼水（蓼水应为缭水旧称，即汉代缭县得名之水；城址在今高村、邱村一带）。商灭周兴后，这支含有殷商血统的鬼方人，因为居处有缭水（古称洚水），故被封为缭侯；因为周人风行“兴灭国，继绝世”这种亡其国而不绝其宗祭的政策，缭侯又有殷商血统，所以，便让缭侯继续奉祀商祖庙。至东周战国左右，缭侯又被废为了鬼蓼君，商祖庙一带也随着巫妓的沦落而变成了城邑聚落，晋国还在此地设了一支“东阳”守军。至汉代封城建县时，便析缭侯城做了缭县，析商祖庙所在地成了南宫。

“序”学的由来，商代的学校名字就是“序”（《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据《汉书》《新莽职方考》等记载，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时，曾改南宫县名为“序中”，隋代易为“序下”，这里的“序”指的便是庇商时的官学——“序”。这座“序”学的所在地，应在序山（今邱村一带为核心，呈南北略东走势，环山四围总长一百华里左右的沙丘土埠）。之所以这样论断，原因是，王莽的出生地就是今大名县（魏郡元城），离南宫很近，其更改县名，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瞎改，而是“应经”“托古”而改名，比如根据《尧典》记载的“天下十二州”，强行把大汉十三州改为十二州；再比如将“凉州”改为“雍州”，将“巨鹿郡”改为“和戎郡”，将“襄垣县”改为“上党亭”，同时，因县名“应于经”“合于古”而不更名“襄国县（今邢台）”、“廮陶县（今宁晋）”“缭县（在今南宫境内）”等事实可知，作为生长于南宫附近的人，王莽将“南宫”更名为“序下”绝对是有因可寻的，就是因为庇商的“序”学在南宫。

而关于这座因“序”学而得名的“序山”（至今南宫、故城、枣强甚恩城、清河等地的民间白事执礼者，均称此山为“西山”，应为“序山”之误也），结合《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记载的“清河人崔以清……藏符在武城紫微山。”《资治通鉴音注》记载的的武城“即汉之东武城。”《遗山集》记载的“武城之东有村落名西阴（西山之阴）。”《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的“西山，恩县（应指今故城县而非恩城镇）西四十里，有岩壑之胜，旧县遗址在焉，或曰：即紫微山也。”乃至《河防志》“河犯武城堤，泛及金山”中提到的“金山”，《方舆纪要》中提到的“冀州西南五十里山多枣因名”的“枣山”等，按方位及时间推断，皆应为序山之别名，或序山之遗脉也。此山虽然从北宋黄河过南宫境时随着历次黄河决口而被冲平近无，但比如宋连寨的龙头山（曾做过垂阳工委民兵靶场）、王瓦窑村的李岗子（海拔34.3米，为冀州全境的海拔最高点），以及以邱村为中心的，被地质学者称为“明化凸起”“明化断列”（断裂相合必生山）的山脉遗迹可推断，序山虽平，其迹未失！

作为破解南宫地名之谜的最早论述，在相关史料中，此说出现最早，论述影响最大，但是，关于这位寓居南宫的“南宫适”，倒底指的是西周文王四友之一的武将南宫适（亦称“南公”“南宫伯适”，以下简称“武南宫”）？还是东周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的文人南宫适（亦称“南容”“南宫子容”，原名“仲孙闵”，以下简称“文南宫”）？目前也争议最大！综合史料看：

第一、武南宫与南宫地的联系，目前最早的史料是晋代《帝王世纪》记载的“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赈贫民。”且不论这里的“鹿台”是在今河南淇县，还是在今广宗附近的沙丘宫中，但考古已证实，商代的巨桥仓在今曲周县东北，距南宫城约一百一十华里。据此推断，在赈济黎民的过程中，武南宫曾经过或停驻于南宫地，是成立且合理的。但是，综合史料及考古中有关武南宫的线索，根据《帝王世纪》中“文王昌……南宫适之属咸至”的记载，南宫适的出生地或在“东方”，但其封国（微邑，今陕西周至县一带）墓葬及相关文物已在湖北随州出土，其后人南宫柳亦居住于今陕西宝鸡、周至一带（当地曾出土西周南宫柳鼎），且根据相关鼎器中的“王遣命南公”“烈考南公”等字，结合清华简《良臣》及黄益飞先生在故宫院刊《曾侯之称“南公”与南宫氏家族有关吗》之考证，这位武南宫的姓氏实为“南公”，与后来的“南宫”姓氏族群关系并不大。再加上，武南宫之世与西汉建县之时相距约八百年，若此地存有武南宫封地、城池或后人冢墓等，至吕后诏县封侯（南宫侯）时，此期间，斑斑史册是不可能一点不记的。所以，我认为，武南宫或曾到过南宫地，但并不是南宫地名的肇始之因。

第二、文南宫与南宫地的联系，目前最早史料是唐代《史记索引》记载的“（南）容，鲁人，家语作南宫绦，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也，盖居南宫因姓焉。”这里，南宫所“居”的“南宫”应该指的是“地名”而非“殿名”。因为纵观历史上以居地（居住地）而形成的复姓，如东郭（出自春秋东虢国）、谷梁（出自先秦谷梁城）、闾丘（出自朱国闾丘），乃至邯郸（出自邯郸城）、欧阳（出自“欧余山之阳”）、高堂（出自高堂邑）等姓氏，虽然也有东郭是“居住在城郭之东的人”，高堂是“居住于高庙之堂的官”等记载，但这种论断均不能深究的；因为，诸侯皆有宫室、列国皆多城邑，若都以居室（相对于“居地”而言）而改姓为东宫、北堂、南郭、西门等姓，则必然会大范围暴发同姓不同宗的人群出现，这在注重宗族传续、姓氏高低的当时，是很难成立的。更何况，综合同时代，如“陈完居田”之田姓的由来，“范蠡居陶”之陶姓的诞生，都是以“居地为氏”，并无一个以“居室为氏”的记载。所以，《史记索引》记载南容得姓所居的“南宫”，绝不可理解为“殿名”，而为“地名”。

南宫子祠

至于，为什么说南容所居的“南宫”就是今天的南宫地，除了万历版《南宫县志》记载的：“适，鲁人也。稽之鲁地，无二南宫。东阳之地，南宫为南边境，密迩于鲁，其为适居也明矣。汉以明县，盖本诸此。”还可以从相关史料中寻出一些佐证。这其中，以《国语》记载的“云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飞地）。”再比如宋国的“陶”邑是秦国的采卫，齐国“琅琊”是越国的采卫，秦国的“骊戎”是晋国的采卫，如此等等，再结合《论语》“子游为武城宰……有澹台灭明者”；《水经注》“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为信都郡下辖之县，王莽时称修治县），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孔明’即鲁国武城之澹台灭明，因为孔丘弟子，故名‘孔明’；此城当为鲁国武城。离此不远的今故城县郑口镇的坛村，旧称“澹村”，相传就是澹台灭明故里，旧时该村有澹台庙）。”《元和郡县志》“东武城县,西南至州（贝州城，即今清河县城关村）四十二（唐）里（约19公里）（南宫东底阁城遗址正处贝州城北偏东19公里处）。”以及后低阁遗址出土的带有“武城”文字的造像碑记等史料证据，后底阁城遗址应该就是历史上的鲁国武城，但这里当时属于晋国的东阳地区，武城应属于鲁国采卫（飞地）。所以，既然武城可是以鲁国采卫（飞地），近在咫尺的南宫属于鲁国采卫（飞地）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作为晋国边陲之地，又是远离鲁国的采卫，在鲁国暴发三桓之乱（西元前517年）时，作为鲁国大司空孟僖子的次子，南容（仲孙闵）为避乱而迁居到大河（黄河）西岸（西元前602年，黄河从今南宫城西部东迁到了今德州，成为齐晋两国的屏障，此时的南宫地处齐、晋、中山三国之交）的南宫地，一来自保修身，二来戍边守国，这是符合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之行事作风的。

当然，相对于武南宫（南公）的惊鸿一瞥，虽说文南宫（南容）曾长期寓居在南宫地，但南宫地名并不源于文南宫。正如《孔子家语》所说，仲孙闵（姬姓）之所以改名为南宫适（字子容，省称“南容”，犹颜回字子渊，省称为颜渊，二者同理），是“盖居南宫，因姓焉。”也就是说孔子的这位高足，迁到南宫地时，南宫地名已经存在了；他因为寓居在南宫地时间长了，才以地名为姓，改名成为了南宫适，字子容。根据《说文》，这里的适[kuò]字作“迅疾”讲，容字含“宽厚”之义，译成白话就是：做事果断且待人宽厚。一个“做事果断且待人宽厚”贵族寓居在南宫地，在那个注重礼乐，不能直呼其名的年代，远近的人们称呼他为“南宫适”，就好像齐大夫姜据因居梁丘而被称为“梁丘据”、陈定居於陵而被称为“於陵子”，乃至因居左丘而名世的“左丘明”、因居鬼谷而名世的“鬼谷子”，以寓居之地而冠以高人姓名，这在当时是合情又合理的！但，文南宫只是因寓居南宫地而得姓，其也不是南宫地名的肇始之因。

为写这篇关于南宫地名肇源的刍议，我已经寻索查辨五年了，计得图文资料约四十余条，合计27538字，虽然大略已清，但鉴于自身事物繁杂，又不想囫囵拼凑，所以迟迟没有动笔。

今年五月十五，民间传说中南宫子诞辰（清末民国时，南宫城一年中有两个连续“闹”五天的大庙会，一是九月十九的兴福寺庙会，传说这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二是五月十五的南宫庙『南宫子祠』的庙会，传说这天是南宫子的生日），同学王兄筹建羊绒被企业，让我提供些具有南宫文化元素的品牌名，首当其冲，我想到了“南绒”与“三复颐品”，前者是“南容”的谐音，后者源于南宫子“三复白圭”之典故。是时，念及南宫史地，我想到了罗师（罗宗汉先生），想到了罗师“为南宫子正名”的历历言行。感钦先生于皓首之年，辨寻列列典册，还正南宫子祠之祀宗，正丹陵礼乐之正源，也曾重拾旧笔，欲将此刍议成文，但文梳一宿，却因电脑死机而毁于半成。

六月十七，上海陈彬兄微信询问，南宫鉴远楼上“诗礼名邦”匾之爰，言及南宫子祠及南容流寓，再次想到了罗师。不思，次日罗师亦发微信来，再次谈及起了“为南宫子正名”之事。其实，关于孔子学生南容是否“寓居南宫”是不应有诤的。罗师所书所列册记址留足证，南宫县的南宫子祠神主就是孔子学生南容。且正如清代名儒、乾隆时南宫知县顾朝泰曾在《重修南宫子祠记》中所说，自明代移建南宫子祠，祀子容（南容）南宫适以来，“凡我农庶工贾往来祠下者，仰思谨言之训，即不敢摘人瑕疵与人诟谇，何至足涉讼庭乎？缅惟谨行之规，即不敢耽于酗酒、肆于侵陵，何至身罹法网乎？不宁惟是，学士大夫拜于祠而思磨玷去瑕，束躬名教，将华国文章圭璋闻望，胥由此裕之，祠之建庶不为虚矣！”

巍巍太行山麓之东，潺潺滏阳河套之内，这片方圆八百六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被冠名南宫，起源或存谜雾；但自明朝以来，南宫子祠之神主无二！南宫适为孔子学生无疑！南宫子（南容）对南宫一地人文之影响更无可诋！

今，以旬月之期，刍议南宫地名之肇起，愿为标靶，以志嚆矢！

车前初撰于庚子年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