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社会学自诞生以来的发展进程，曾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对此，社会学史家有过不同的划分。然而，如果从社会学的知识特征尤其是研究范式的演变以及流派的分化与综合，而不是历时特征，我们可以把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发展进程划分为五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时代，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特有的逻辑性关联，并且每一时代都呈现出各自的特征，从而构成了西方社会学富于变迁性格的历史。

关键词：西方、社会学史、标志性时代

文献来源：沈杰，《西方社会学史上几个标志性的时代》，《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4—71、95—96页。

一切学科成果都是具体时空条件的综合产物。从时间维度上看，社会学是特定时代精神和历史条件的结晶；从空间维度上看，社会学是特定地理区域和具体社会形态的自我意识。此外，作为学科发展规律的结果，社会学还是自身知识传承与演变的产物。一部学科发展史常常由一些标志性阶段所支撑，而每一个标志性阶段又常常由一些标志性人物所彰显。

一、创始初期的社会学：原创体系大师倍出的时代

社会学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特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思结果。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19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于社会学的产生，启蒙运动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激剧变迁的时代，从问世的那天起，它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是社会学从其开始就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这种划分其实不仅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而且似乎也蕴含了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及其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斯宾塞的社会类型理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社会理论、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理论、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说等等。他们富于原创性和体系性的学说具有三个较鲜明的特征：一是，宏观取向，重点考察社会结构的广泛领域与面貌，而非细小的社会现象与过程；二是，变迁关怀，关注人类社会在历时维度上的演替轨迹与发展规律。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一时代社会学大师们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发生学；三是，问题意识，他们不同程度地预见到了现代性进程中所可能隐含的各种阴暗面相，然而，从总体上看，他们所充满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相信现代时期开创的机会面相将会超过它的消极特征。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理论层次，这一情形无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们处在人类知识发展从总体性哲学向具体化学科的演变阶段，二，他们对现代性这个宏伟目标的构想需要涉及极其广泛的知识层面。

由于原创型、体系型社会学大师倍出，尤其是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因此，导致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门存在多重范式的学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产生出了后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学发展进程的三大经典性作家即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从而形成了社会学三大传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此相关，社会学中形成了三种基本的方法论：唯物史观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总之，这个时代的确为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创下了雄厚的基业，为后继者们不断地开发、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第一次综合的时代

就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以学科发源地欧洲的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为主导地位的。到两次大战之间，社会学传入美国，随即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此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便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随着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兴起，人际互动、邻里关系、社区发展和越轨犯罪等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库利、米德、帕克、凡勃伦等成为了代表人物。

在从经典社会学向当代社会学转折的过程中，帕森斯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帕森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完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创新。在20世纪30—50年代他努力将相对隔离的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马歇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重审，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取代心理学主义的行为理论）。他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形成这一问题。在社会系统理论中，他强调共享价值的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将社会系统视为以制度化价值体系为标志，认为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包括四个基本亚系统：有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亚系统分别满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四个功能必要条件。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AGIL模式可用来分析小至两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受文化模式和人格系统的渗透，他在致力于说明所有行动系统的性质时，提出了一套度量这些系统特征的概念，即“模式变量”，表明了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必须明确地或隐含地采取的选择。情感涉入与情感中立、集体取向与自我取向、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扩散性与专一性。尽管这些模式变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际层面的互动，以说明互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主观取向。但帕森斯认为，它们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每一种模式变量都能运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选择）、社会系统（角色期待的选择）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三个层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统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关注社会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在帕森斯的工作中人们似乎又可以某种程度地看到孔德赋予社会学的使命。帕森斯不仅通过他的模式变量将现代性的量度具体化了，而且他还以乐观态度描绘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强势影响力，结构功能主义很快成为了社会学的“正统共识”，变为占据引领地位的理论和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普遍传播，当时广泛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以致于“结构功能分析”几乎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这是社会学开始具有一种主导范式的时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社会学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定形。如果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的话，那么，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从社会理论向社会学理论转变的特征。不仅如此，除了帕森斯本人的开拓性努力之外，他在哈佛大学培养出的一批著名社会学家，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墨顿、斯梅尔瑟、戴维斯、莫尔等等，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分层、组织和家庭等诸多领域进行的探讨，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学科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的逐渐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会学：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

帕森斯学说对于当代社会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成为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界论战的靶子，不同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以帕森斯学说作为挑战对象，力图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广泛地说，对于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危机”意识，逐渐引发出了后帕森斯社会学的诸种流派。

古尔德纳1970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与米尔斯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着社会学激进主义思潮，他们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对传统社会学奉为指导性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以实证主义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发展的社会学必然出现想象力的枯竭，因为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定量化的结果，无疑将忽视对于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主观意义的理解及其阐释。

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70年代下半叶，在对“正统共识”的广泛怀疑与攻击中，西方社会学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后帕森斯时代，更准确地说，是反帕森斯时代，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

正是出于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均衡论的过分强调，达伦多夫、科塞创立了冲突理论，达伦多夫注重的是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分配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而科塞以强调冲突的正功能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将冲突与整合进行统一的学说。

旨在重新恢复社会学中人的地位，霍曼斯、布劳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霍曼斯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并用经济学的交换范畴来分析一切人际互动。布劳则力求把交换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的运用扩展到宏观社会层面，尤其是大规模的复杂组织。

米德强调心智、符号及其意义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布鲁默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名称，并与库恩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强调社会结构是互动中的人们的产物并将人视为自我生成的能动者的理论。戈夫曼则从拟剧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设来阐发符号互动论。

由舒茨创立的现象学社会学，旨在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形成。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伯格和卢克曼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理论与宏观层次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结合，并努力运用于经验研究层面。

加芬克尔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所创立的常人方法学反对以往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技术等对社会现实真正本质的扭曲，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环境本身所产生的而非外在所强加给社会世界的意义，从而把社会行动者视为社会世界的能动创造者。

在这个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观，呈现出诸多理论流派的兴起，而且在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倾向重新受到重视，进一步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在社会学各种流派中，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得以并存发展。

四、新的综合：个性并存与相互借鉴的时代

进入20世纪80年代，针对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诸种学派纷呈林立的局面，社会学各主要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都纷纷指出了现实的分裂局面对社会学发展的不良后果，而一些重量级的社会学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础上力图对当代的多元化理论进行综合和创新。

吉登斯所创立的结构化理论，一方面批评忽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的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之外的功能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批评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人及其行动所起的制约作用并将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人行动的主观社会学派，他的理论宗旨就在于要清除这两种理论取向之间的二元性质，而代之以“结构二重性”。

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指出，自启蒙以来，人类的技术旨趣一直居于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相应地，科学知识始终凌驾于解放知识和批判知识，其结果是，导致了以权力和金钱为主要操纵媒介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侵蚀。他以建构行动理论来重塑合理性命题。认为沟通行动比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更具有合理性，它不仅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且是依据三种有效断言的言谈活动进行的。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沟通行动因此内含着促进生活世界振兴的解放潜力。

亚历山大面对结构功能主义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决心发展“新功能主义”，他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一方面，他在原来的功能主义内部进行了批判和继承，另一方面他注重向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吸取养分，力求在功能主义中将它们统整起来，建立起一种新的多维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新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先功能主义只见结构、不见能动的性质。

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力图解决法国思想传统中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一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忽视客观现实的制约性；二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过分强调社会构造和观念形态的影响，而忽略人的实践的能动性。这两种倾向导致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之间的对立。为了寻找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结合点。布尔迪厄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受到启迪，并通过赋予场域、惯习等基本概念以独特意涵，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实践理论，使实践成为社会客观条件与个人能动作用之间的中介。

柯林斯提出的新冲突理论，旨在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冲突理论在社会变迁动力上强调冲突，但研究内容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问题。以建构一种以冲突概念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为目标，柯林斯主张吸收其他理论传统，他将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甚至网络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进冲突理论范式之中，为原来宏观性质的冲突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实现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结合。

值得提到的是，与上述广泛综合性努力有所不同，卢曼则进行着一种独特范围内的综合性探索。他致力于发展的系统功能主义理论，主要受系统论和控制论启发并在一定程度取源于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资源。在他看来，这种理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应该提供一种更完善和更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作为帕森斯的学生以及经典社会学大师的合格继承者，卢曼致力于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尽管他的整个工作是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但是，卢曼进行了创新，他的许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于在不同状态下和社会不同部分中的复杂性的一种分析。

总的看来，在这个时代，社会学重大发展的取得不是表现为具体研究领域的突破，而表现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树，它是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为特征的。其间，人们又多多少少看到社会学重回到社会理论层面的某种身姿。

五、后现代论争：全面反思与重建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场重头戏无疑就是后现代论争，即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大论战。后现代的概念最早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后来（就主要智识动力而言）在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中尼采、海德格尔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起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80年代达到其顶峰，它的影响从最初的文艺、哲学领域日益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社会学也不例外。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线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并且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题域，因此，人们很难再以传统的学科分界标准来严格划分或判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范围，比如用原有的社会学学科基本框架来廓清后现代理论中哪些方面属于社会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内容，或者哪些方面属于其他学科而非社会学的内容。由此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学的疆域似乎在扩大的同时又缩小了，或者在缩小的同时又扩大了。也许这正体现了华勒斯坦等人所谓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

如果从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鉴于后现代主义长于哲学、文化层面研究而疏于结构或制度层面分析的特征，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对社会研究的影响更多地是促进了一种较接近社会哲学的社会理论，而非接近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学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就社会学中后现代论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场：一是竭力主张后现代性的人如鲍德里亚等；二是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人如鲍曼；三是坚持反对后现代性的人如哈贝马斯；四是反对后现代性但却欢迎后现代社会某些型构的人如吉登斯、贝克。

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具有激进迈向后现代的特征。在他看来，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其变化。它的存在取决于积极、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以后现代境况的出现为表征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因而社会学也就成为多余的。

鲍曼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他认为，当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并且经由重建现代性的转折，后现代性这一社会状况就到来了，它已经登上现代性的舞台并成为了主角。在后现代这个无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权威和规则都已经失效，为新问题提供答案的责任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鲍曼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面对后现代主义大潮汹涌对现代性和现代思想的挑战，以大无畏的气慨与后现代主义的大将们论战，捍卫启蒙和现代性。哈贝马斯力挽狂澜，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启蒙理性之光尚有潜能亟待开发。现代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取向于未来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现代性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自启蒙设定方案，却在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不是彻底否定理性化，而是应该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认为，当今时代仍处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不过，却是一种与理想型的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早期现代性颇有差异的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状态。同时他指出，由于现代性极端化带来的诸种高后果风险已使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落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已非导致这些问题的规则与资源所能提供，一些可能超越现代性限制的新社会型构正或多或少地以背离现代性原有基础的方式萌生，因此吉登斯把作为未来发展一种可能图景的后现代体系称为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成分的乌托邦。然而这种社会型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未来取向性质的一种表现。

在贝克看来，20世纪70年代成为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转折时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基础都已丧失，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对于这种转折的解释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论概念，即需要社会学转换范式才能达成。贝克发展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他认为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和重新嵌入，自反性现代化则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和重新嵌入。

不论对于后现代性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应该说这些理论家的思想实际上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于现代性和社会学的认识，尤其是促进了现代性病理学的发展。而在社会学界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将所谓的后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是：试图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无休止论争，贝克、吉登斯和拉什致力于发展以区别于简单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范式。

后现代主义从正式登场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阵20世纪晚期世界范围思想领域的巨大波澜，尤其是诱发了一场许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论战。然而随时间推移，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知识成分正在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对这种症侯的细心解读也许会让人们觉得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思想泡沫或者转瞬即逝的话语旋风的看法未免过于轻率。人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立场和观点，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内含着建设性的向度，如晚近时期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派别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性质。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中的问题作出了敏锐反应，因此，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研究，不论是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还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进展，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会学家看到，后现代论争并非一种时尚，它对社会学的影响正在或早或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是，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些维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向；二是，后现代理论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学家重新审视和构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被吸收到社会学主流体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论争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使社会学理论又重返社会理论、甚至社会哲学。

西方社会学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几个重大的标志性时代，主要是知识形态及其特质变化的表征，当然，这些变化及其表征形式既是持续回应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学科发展逻辑的结果。就其主题而言，社会学诞生至今实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性？如果略加细分，可以说，整个学科演进历程中体现着这样三个重大主题：一是，对现代性及其发展方案的构想；二是，基于社会变迁结果对现代性的反思；三是，对社会学传统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与社会学是一种“异面同体”之物，从一个方面看，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社会形态，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学则是现代性的知识表征。第一个时代的人属于社会理论家；到了第二、第三个时代出现了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家；到了第四、第五个时代，又出现了重返社会理论的某种趋势，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后现代论争提出了一些与第一个时代相似的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现代性以及什么是社会学？而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必须诉诸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层面的探索。换言之，对于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