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致信上海市高级法院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除执行死刑刑罚一事，引发争论和热议。今天（5月15日）有媒体发表对法律学者的访谈，被访谈者从多个角度对此事提出了相对专业的看法。

其实，古往今来，不独在中国，就是在法治传统深厚的社会，旨在改变刑罚性质、幅度以致要求司法机构“法外开恩”免除当事人刑罚的求情信也并非鲜见。在“自然法”观念传统深厚的国家，普遍的民意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也一直是制定法的根据之一。而“自然法”则是确定社会正义的基础及其标准。由此，写在纸面上的制定法（法典）必须符合“自然法”方为“良法”，与“自然法”相悖的制定法则为违背社会正义的“恶法”。

当然，并非所有民意都能经过时间的过滤而成为“自然法”的渊源。但是，民意的变动或曰进步，也正是保持“自然法”常新、以及不使社会正义的标准成为万古不变的僵化教条以致走向其反面的根据。“自然法”与制定法之间的如此关系，为民意留下了影响法律制定及其司法结果的空间。在现行普通法制度中，法律甚至以陪审制的制度设计把决定罪与非罪这个最重要的司法决定权交给了民意，而法官（在表面上）只负责在民意的基础上决定惩罚的幅度。即使在大陆法系，其司法制度也通过程序和实体的相关制度设计，为民意留下了作用的空间。

由此角度则大体可言，法律（制定法、法典）进化的根据，在于社会正义标准的改变。在此，即使是缺乏“自然法”观念的中国，在清末沈家本主持开始的法律变革也未出其外。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体现在刑罚上，就是文明程度的提高，非人道的处罚手段减少，肉刑、体罚等刑讯逼供的非法化。举例而言，在死刑执行刑罚上，就是由过去的凌迟、砍头等野蛮的方式，改变为较文明的枪决方式，直至现在开始普及的“针决”方式。而社会正义标准的改变致法律条文改变的例子，则可由昔日“投机倒把罪”的取消可见一斑。

正是由法律进化的角度看，复旦学生的求情信及其争议恰恰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社会正义标准正在变动当中。从法律发展的历史看，社会正义标准的变动，一定是由类似“复旦投毒案”这样影响深广的案件所撬动，最终也一定会在类似案件的争议中形成与时代相适的新标准。

由中国古代的“五马分尸”、近代的凌迟，到刚刚开始的“针决”，刑罚方式的改变，无不衬托着社会正义标准改变的背景。从个人角度而言，法律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而有可能使人失去了复仇的补偿感和报复的快感——远古时代的“同态复仇”的执行权由个人或组织过渡到国家机构手中是这样，当代一些国家取消死刑刑罚的惩罚方式也是这样。

取消死刑，是刑罚彻底脱离报复刑主义的一个标志。而慎用死刑，则是刑罚开始与报复刑主义渐行渐远的一个标志。由“同态复仇”到基于报复刑主义的自由刑是法律进化的结果。慎用、少用或不用死刑（执行）也同样是法律进化的结果。从惩罚据以成立的逻辑上讲，恰恰是构成死刑（执行）惩罚理由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无上性，成了慎用、少用甚或取消死刑的自洽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旦学生在“复旦投毒案”中所致求情信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此案的范围，其所反映的社会正义标准变动的现实，值得每一个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