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杂志上发文，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两位学者在分析了这些困境后，给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些建议。

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杂志

前文我们谈到了人类学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种种困境。那么年轻的人类学学者应该如何为求职做准备呢？就求职市场的动向而言，年轻的人类学学者最好给自己贴上如斜杠青年般的多个标签，他们的简历必须出类拔萃，能全方面地展示自己拥有的多项技能、优势和潜质，以及能在多个行业实现价值的可能性，才能受到非学术界雇主的青睐。而且，在面对非学术求职市场时，他们不能专攻某个行业，而必须研究各个不同行业的需求和特点，或者说在策略上必须这样——如果一次求职失败了，必须快速调整技能，以适应下一个或许完全不同的行业。

那么，如果求职者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学术界，为什么不能放弃学术机构的终身教职这一目标呢？正如参与我们研究的很多受访者所说，这个答案不言而喻：对于真正的人类学者而言，终身教职是最合适的职业选择。

很少有人类学家是为了丰厚的薪资或奢华的生活而选择这个专业。他们选择这门学科多是出于热情，是希望尽自己所能改变世界，甚至是因为使命感。不难理解，作为学术型的人类学家，他们的价值是通过终身教职得以实现的。这一点或许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论任何代价，即使常年过着不稳定的生活，都期望获得这样的职位，这其实是一种道德追求。与此同时，偏离这条道路的人类学学者，就会被视为缺乏热情、责任感和专业能力。现在的困境并非全然来自现代资本主义大学体系下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也来自这种人类学领域独有的价值主张。

求职窘境：学术界工作一职难求，非学术界工作饱受质疑

受访者们指出，工作职位的描述经常是模糊且开放的，所以就会收到非常多的申请，而接下来的招聘过程给人感觉不太透明，甚至是神秘的，这就让许多人花费数百个小时来不断完善那不到一千字的申请信，有的人甚至会找顾问寻求帮助，因为有些顾问声称自己深谙当中的规则。一位博士生猜测道，整个过程是基于一种“明星系统”，因为每个学院都在寻找自己的“明星”。这个过程也被另一位博士生描述为一种不透明的“行为协议”，学院对于候选人的“适合”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尤其是大家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长大。

这个过程中也有一种时间纬度上的考量，就像一个快速行走的时钟。在研究生院的四年学习时间里，一位访学教授自称为充满“新鲜血液”的求职市场中的“老博士”，她说自己需要“异常精彩的第一本专著”才能在其中脱颖而出。而另一位正在攻读第二个博士后学位的学者说，“异常精彩的第一本专著”简直就是能找到一份终身教职的圣杯，然而她并没有很快地将自己的研究出版成专著，因为她的同事建议她创作一部在理论上有创造性且富有吸引力的民族志杰作作为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这样，她的学术生涯几乎就可以完全依赖于这本专著了，但她的导师给她的建议却完全相反。

许多人指出，即使忽略形式主义，就业市场仍然是波动不定且无法逃避的。然而博士生和研究生们表示他们会受到安抚：只要他们坚持，并且足够好，最终会获得应得的职位。当然，这种说法其实只是将压力完全交给了学生自己。许多人由于一无所获，终止了寻求终身教职的目标，许多已经开始或正在考虑非学术型工作的人也都在这么想。有人则试图消解与之而来的自责情绪，“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那些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不论我们的导师从个人上如何鼓励和支持我们，他们都忽略了真正的问题。”一位博士生说她已经对给自己强大支持的导师委员会感到厌倦了。另一位博士生，现在已经非常开心地受雇于一家学术界以外的机构，她说她对自己的导师们一点儿也不愤怒，但她很想对他们喊道，“快醒醒吧！”还有一位博士生说，他承认自己愿意被他导师及他自己对获得一份终身教职工作的期待所教唆，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那些受保护的精英阶层之中。”

一位来自R1级学院的博士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在他看来，“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的。”他哀叹，以获得终身教职为第一要务的文化氛围正无声无息地弥漫于整个学院。还有一位博士生，也是来自于名校的培养项目，并且他是同学中唯一在学术界外找到工作的人，他提到，自己从没跟人探讨过如何找到工作，也没有任何老师们邀请他聊聊这个话题，每当他想要谈论这个话题时，他的导师们看起来不太舒服，这种信号让他觉得自己在非学术领域工作是一件有点儿不体面的事情——虽然事实上他的同学中除了临时职位，几乎没有人在近几年找到任何工作。还有一位受访者讲述，他的导师暗示他们集体在求职上“失败”说明了他们在学术能力上缺乏想象力和独创力，“你们好好想想，有些人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看看他们的那些研究就知道了。”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教师和研究生对就业的看法确实存在差异。博士生们说，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这个问题没有被给予哪怕一点点的关注；而教师们则说，他们清楚地对来求学的学生说明了他们未来会在找工作上会碰到困难，并告诫必须自己去努力克服这一切。我们相信，虽然学院中的确会交流这些内容，但仍然有学生在培训和就业问题上是“认知失调”以及“缺少意识”的。当学生和老师们都把注意力放在追求终身教职时，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

而这种学科价值观与就业现状的矛盾，不仅使得人类学博士生在求职上陷入困境，同时也会是所有人类学学者会碰到的问题，或者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学学界都要面临的问题，甚至是危机。在这重要关口，我们不仅希望关注受访者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考虑，人类学是在大学系统中培养未来的从业者，而大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下的表现方式就是特殊的，学术机构也应做自我反思和结构性调整。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纲领性的建议来改善工作岗位紧缺的现状，虽然这些未必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可以作为参考，从而促进交流与合作，使有效措施得以实行。

建议一：在本科教育中做一些创新与妥协

学术界的危机反映了大学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势所趋。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的资金减少，私有化加剧，学费增加，学生贷款飙升，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支持远远不如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高等教育越来越像是社会用来再生产的工具，尤其是对经济和社会特权的再生产。

这种趋势势必导致：一方面，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学生的价值也有更高的要求。对本科教育的评估，越来越以就业结果为导向：即学位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所对应的工作，以及这份工作的收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评估标准并不是管理者倡导的，它还反映了学生、家长、媒体（例如某些臭名昭著的新闻与排行榜）和公众更普遍的意见与诉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能获得丰厚薪资的职位不仅仅需要某些学科的学位，还需要是重点院校重点学科的学位。

在这样的意识环境下，不那么容易与社会就业对口的人类学，会很难招生，学生们会被劝阻，不要去人类学系上课或不要学习人类学专业，而这样一来，大学行政部门就会把人类学系看作累赘，并削减其学科资金，这也使得人类学系无法雇佣更多的教职员工，便也无法为博士生提供教职。尽管我们都同意面临的状况是结构性的，也是令人沮丧的，但那些教职员工并不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被动受害者。因此，虽然我们并不建议去迎合如今大学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价值观，但确实希望教职工们在课堂上多与学生建立联系，并吸引他们。如果学生因为我们的课程太晦涩，或者因为内容含糊不清而不愿意在系里上课，那么，我们应该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都更具创意。

本科生的教学所需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矛盾的是，那些前沿的人类学系往往看不上应用类工作，但应用人类学恰恰是许多本科生所需要的课程。这个建议的难点在于，正如卡西·戴文森在2017年所说的：创新教学也应该是忠于学科本身的。

在大学里为人类学建立新的教学路径和合作关系也很重要，一位受访教员在另一个更具应用性的项目中已有所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她将其称为“跨学科培训”。另一个有建设性的模式是理查德·汉德勒在弗吉尼亚大学实践的跨学科全球研究，其中包含环境、可持续发展、安全、司法四个部门。其实人类学的课程在其它院系中是相当受欢迎的。

我们还需要培养学生掌握一些可以在学术界以外应用的技能。对于研究生课程，应该增加一些可以在本科生教学课堂使用的技能，比如数字媒体、互动学习等等，这对他们获得终身教职有利，与其排斥或取消研究生项目，还不如试着以此充实本科教育课堂。重新设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程，会使得两者都获得更好的支持。

建议二：重新探讨大学的地位，并对自己发问

尽管大学私有化、工具化的发展趋势，给学科带来了不利影响，现状之下，人类学家仍需先审视自己，并与相关从业者共同探索，以主动寻求有效的改变路径。为此，我们主张集体对该学科进行认真地跨领域研究，去关注就业情况，比如谁在学术界内或学术界外都获得了哪些工作，并应用这些数据去讨论人类学家在学术界及整个社会上的就业机会。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已经从这个角度发起了两项措施：一个在关注人类学界非终身教职的工作团队，以及一个新的教育、研究、专业发展部门，重点致力于扩展AAA的工作，使他们可以去支持那些不稳定的就业，或者为大家寻找可替代的工作。

我们并不是想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再现应用与学术或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裂痕，其实是主张审视这种二分法，即对实践与理论进行重新认识。这一举措要求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类学课程对研究生的一系列专业追求给予支持和理解，而那些非学术界的实践，也绝不该继续遭受污名。同时，这一举措还意味着学术界的教职地位应该被重新讨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象牙塔之外，即使是在校园中，那些安稳的学术教职如何影响了市场化趋势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

另外，我们还必须公开讨论是否要减少或取消研究生课程，并将学院的精力和资源转向于本科教学之中。很多时候，这种建议因被斥之为新自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而遭到谴责，但为了满足我们面对的需求，这还远远不够。

建议三：团结助理教员的力量，停止利用研究生劳动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生加入了助理教职的队伍，我们认为临时工作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应该去处理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鼓励有关的组织和宣传，呼吁大学有合同时限的教员与终身教职的教员共同展开持续的、强有力的讨论。终身教授也应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以改善助理教员的条件。而终身教授还必须审视，在生产过量博士生的同时，自己在为他们提供助理教职岗位时所起到的作用。

同时，教职人员应该意识到自己何时在利用研究生，他们必须舍弃所获得的好处，即获得一些低工资的研究助理，因为这会导致那些训练有素且非常聪明的人拿着不匹配的薪资，为一些技术要求很高的岗位工作，我们需要共同来停止这种利用的行为。

建议四：反思学科趋势与学科转向

无疑，终身教职资源的减少和匮乏，让大家陷入焦虑和激烈的竞争，为此耗尽心力。此时此刻，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重视这种环境对学科方向的影响，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每两年就会有一个“学科转向”。

因为狭隘的终身教职就业市场，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僵局，大家去迎合那些代表学科趋势的关键理论家、民族志、热点研究，对理论进行盲目的引用或偏信，也表现出了大家的消极心理。很明显，公众不会对此感兴趣，在这种冲突下，本科生自然很难对人类学产生兴趣。我们并非主张放弃严肃的理论对话，而是，对学生理论基础的训练，不应仅仅以这种方式来推动，不应仅仅局限于学科方向之中。

建议五：增设方法论的课程

一些受访者建议改变研究生的培训课程，以此缩短学生与终身教职的距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受到多重影响，关乎大学生态、历史、个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学院已经开始启动一些课程上的革新，为了回应或提前了解学生的需求，有的学院已经开始设置民族志的方法论课程和学位，以帮助学生培养非学术界职业的技能。还有人尝试在一门课程中进行连续多种的方法训练，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为不同的职业做准备，使学生能够参与到更多公共应用领域。另外有些人非常鼓励学生进行上述跨学科的培训，因为学生在这些课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学力证明。

其实，不论采用那种形式，学生都需要接受理论、学科史以外的培训，尤其是参与观察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有些老派的观点认为，这种方法必须被教授到某种程度才能进入田野实践，否则如同直闯火线，尽管现如今已经有很多田野调查或民族志研究在学院以外出现。学生需要学习如何进行访谈，记录下观察的内容，将收集到的数据综合成调查结果，但与此同时，那些措辞上的精彩转折，对田野所见所闻动人的民族志描述，学院里的理论与方法是无法教授的。在为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倡导者或者公司雇主工作时，田野调查需要有明确的材料，才可佐证及推论调查的结果。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样、灵活的技能，必须开展这些研究训练，使他们即使不涉及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活跃在学术界之外。

建议六：开展职业咨询

虽然许多教授抗议道，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职业咨询顾问的培训，但他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学会扮演这个角色。如果终身教授们成为职业咨询顾问，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建立咨询网络、提供实习的可能性等，这样一来，就不会将责任完全归于学生。虽然我们决不认为这应该成为所有教职员都做的事情，但那些听到的对就业问题所反映出的无助态度，是没有理由的。

建议七：搜集就业数据

人类学学科的研究生课程需要收集更多的就业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与AAA之类的机构分享。虽然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就业数据做一些测量和推断，但我们还应该建立更丰富和准确的数据库，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当前的状况，并迫使我们采取行动。

建议八：重新审视并修复应用性与学术性之间的裂缝

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人类学在很多方面依然轻视应用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的从业人员很少参加像AAAs这样的年度会议，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也不和他们交流。然而，邀请应用人类学家参加专题研讨会，并与学生互动，不仅可以使学生不要污名化地看待应用人类学的工作（尽管有许多人类学博士生仍然会这么做），同时还可以发展出一些关系网，帮助学生们找到第一份工作。

同样，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也需要获得一些公共领域应用类工作的经验。很多时候，博士生们在毕业后开始寻找非学术性的工作，是在一系列博士后、助理岗位的工作后才开始尝试的，而这时候他们可能已经40岁了，而在这种年龄寻找第一份工作，这在任何领域都很困难。学生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晚才了解社会工作，在校时就需要一些类似的工作经验，不能因为这可能使他们在真正的学术道路上分心，就去阻止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实习，或者接一些外包工作。

展望未来：人类学家的目标

虽然对于人类学博士的就业困境，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正如上文所述，这个问题不仅与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有关，也与学术机构、就业市场和社会经济的趋势有关。因此，即使在研究生课程上有一些前瞻性或创新性的改变，或许也只能走那么远。正如韦伯在一个世纪以前睿智地论述，市场精神并不完全符合学术精神，或者说作为工具抹去了那些学者对知识的热情。这种热情可能是一种召唤，也是对市场化铁笼的一种抵抗，它潜移默化地在我们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传播。而这种热情需要被培养，并在从事人类学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保持活力。正如很多博士生所说，他们很少抱怨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那些知识上的刺激、努力去掌握的理论、对田野材料的分析工作——这一切都让他们喜欢，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内容在未来的人类学中被淘汰或减少。

而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想要成为人类学家的学生所接受的训练，也能让他们到达自己导师所处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非常棘手。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学生，使他们不仅能得到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葆有可影响人类学学科的潜力与梦想？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是有能力完成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