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两篇文章中，

五千年汉字与一百年拼音：为汉字注音的那些故事

汉字改造与拼音改革：百年前的汉字改造运动，其实并不遥远

我们讨论了汉字及其注读方式在过往几千年里发展变化的历程。从汉代直到清朝末年的两千年里，反切一直是中国古人注读汉字的最主流方式，然而这种“上切其声，下切其韵”的注音方式，虽然在中国延续几千年，但其本质是使用汉字为汉字注音，这种方式对于汉字这一典型的表意文字而言，效率并不高。而对于那些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外族人或者外国人而言，想要通过反切法掌握汉字的拼读，则更是难上加难。

一、汉字文化对亚洲各国语言的体系化发展的历史引领作用

对于历史上，那些在汉字文化圈内积极向中国学习先进文明的边疆少数政权而言，如何突破汉字反切法注音形成的局限，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对汉字的注读会催生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花样繁多的各种表音文字。其中最典型的应当是表音的日语假名文字，其起源“万叶假名”正是古代日本人借用汉字表记上古日语的一种方式。“假”意为借，日语“假名”最初的含义就是借用汉字“真名”表记上古日语的音与意。

早在奈良时代（710年—794年，相当于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僧人为了能准确的理解和诵读汉语经典，开始有选择性地撷取“万叶假名”里借用汉字的某些笔划进行标音和汉文训读，从而逐渐演化成了今天日语中的“片假名”。

奈良时代出现的为汉字注音的片假名

到了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相当于中国的唐代中后期到南宋中前期），日本人以草书（同样是学习自中国）的方式拼写万叶假名（即草仮名），进而演化成了今天日语中的“平假名”； 从而形成了今天岛国语言文字的完整体系。

日本平安时代的平假名遗存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元朝忽必烈在位时由八思巴创造的八思巴文，同样是为方便蒙古人学习汉字而用来为汉字注音的新文字，因此这也是一种表音文字。八思巴文借鉴传统藏文的拼写来为汉语注音，虽然这种文字早已经消亡，但受它启发或者说借鉴八思巴文的另外一种文字——谚文（今天韩语的源头，韩国自称训民正音훈민정음或大字한글），却逐渐发展称为今天成熟的韩语体系。

作为韩语源头的《训民正音》完全由汉字书写

虽然韩国人一直声称韩语由其世宗大王于1443年（明朝初年）创建。但在实际上，高丽世宗在位期间正处于元朝覆灭明朝建立的初期，而在元朝时期整个朝韩半岛作为蒙古帝国的征东行省，蒙元朝廷曾两次试图以半岛为跳板征服日本（蒙古两次东征日本，都因为海上飓风掀起大浪而是战斗力受损，尤其是第二次征渡，强风巨浪造成的兵力及船只损失高达九成，元朝也自此打消了征服日本的念头，而日本人也自此认为受到“神风”护佑，二战期间日本那一支疯狂的“神风特攻队”，就来源于此典故）。

蒙元军队东征日本，遭遇强风

虽然两次东征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高丽半岛与元大都之间的藩属关系始终稳固，由元大都发往半岛的诏令敕文等官方文件中除正统汉语外也会使用八思巴文旁注，因此半岛统治阶层对八思巴文的熟稔自然不在话下，而且西方学者已经有研究证实，在高丽归顺元朝的早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半岛僧侣使用八思巴文的记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元朝刚刚灭亡及明朝建立初期，大明王朝在半岛藩属国家上的 “领主”——世宗就不受八思巴文影响和启发，在短时间内、突然独立创造了出来了与八思巴文在字音、字形上高度类类的新文字，这种可能性又会有多高呢？？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也逐渐从考古物证上证明了两种文字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考古发现的证据再硬，也没有韩国人的嘴硬。

韩文字母

ㅈ

ㅏ

ㅣ

ㅜ

ㅌ

ㄷ

ㄹ

ㆆ

ㅿ

八思巴文字母

ꡡ

ꡲ

꡶

ꡱ

ꡀ

ꡊ

ꡃ

ꡟ

ꡧ

ꡕ

ꡌ

ꡆ

ꡮ

谚文与八思巴文的很多字母，在读音及拼写上存在类似行。

此外，越南曾经通行的“喃字”，同样是为汉字注音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语言体系。从这些历史意义上来说，日语以及喃字应当是传统汉语的子系，而韩语只能算是八思巴文的子系，传统汉语的孙系。关于半岛上韩文的发展、演变以及二战后的半岛上废除汉字运动及其造成的一系列影响等，我们会在另外的文章中单独介绍，通过韩国文字的发展历史，就可以完美展现韩国人那种因自卑而自大、贪婪且神经质的国家性格。

越南1820年出版的喃字小说

二、近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

当我们将视角从汉字对周边国家语言文字的塑造历史上转移回国内。

在传统汉字注读方式经历了历史上较长时期的稳定后，到近代开始迎来剧烈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的原因在于晚清时期国力衰落造成的备受列强欺侮的落后现实。正如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讲述的，在北洋及民国时期，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先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新、老国音统一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注读拼写方式的注音符号改革、国语罗马字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关于汉语言文字发展的革新，在短短几十年中的改变甚至超过过往几千年的综合。而这一切的改变，其最直接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的目的或许可以归结为：降低文盲率，以提升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从这样的立场和动机出发，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此当时中国社会上弥漫的关于“汉字无用论”以及“汉字有害论”为何能得到如此多的拥趸，以及在此过程中，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甚至疯狂的“废除汉字运动”为什么在当时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火热推进，而在这其中又以“汉字拉丁化运动”最为显著。

三、1955年前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始末

在开始讲述这一主题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与毗邻的外蒙古国在文字上是否存在差别？或许很多人认为他们之间的文字可能存在些许差别，但不会很大。但实际上，内、外蒙古在文字上的差别已经大到无法互通的程度，虽然他们的语言差别很小。就如同下面这张发生在2023年4月份在蒙古国举行活动的官方新闻图片中：

2023年中国援助蒙古国活动现场

如果让一个中国的内蒙古族来看，除了其中的汉字和英语，他极大的概率是完全不认识其中的蒙古国官方文字。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蒙古国在2020年3月发布的《蒙古文字国家大纲》中找到答案，蒙古国决定从2025年起在国家公务中同时使用西里尔蒙古文和回鹘式蒙古文，依次为接下来全面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做准备，这可以看作是一场蒙古国声势隆重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

在内蒙古自治区，人们的主要文字是汉字与回鹘式蒙古文（也就是传统蒙古文），蒙古族对汉字并不陌生，汉族对蒙古文字也不陌生，如果不相信，随便拿出一张人民币，都可以找到传统回鹘式蒙古文的模样。

人民币上的传统蒙古文字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外蒙古国，他们今天使用的主要文字，竟然不再是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而是类似于俄语，但又与俄语并不完全相通的西里尔蒙古文。因此，这就造成了如今外蒙古在文字上四六不靠的尴尬现状：现行的文字既失去了与祖先传统文化的联系，又与新文字的源头逐渐断开了联系。如今的外蒙古人，能够熟练识读并使用传统蒙古文字的人并不很多。

而造成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上世纪30-40年代外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发起的斯拉夫化文字改造运动的结果。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解决当时极高的文盲率。实际上，对于传统回鹘式蒙古文的改造运动，即使在外蒙古这样的边缘化国家，在当时也曾在内部爆发激烈的争论，反对的人长期占据主流，只不过这些反抗最终被苏联出面强力压制，使得外蒙古的文字改造运动彻底推行并完成。外蒙古也成为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为数不多的彻底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字的一朵奇葩。而如今蒙古国的《蒙古文字国家大纲》显然是在改变曾经的错误。

实际上，在外蒙古进行文字改造，将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改造成为新式的西里尔蒙古语的同时，在中国也同样在进行一场汉字拉丁化的文字运动。

正如我们在之前文章中介绍过的，在当时基于“汉字无用论”和“汉字有害论”的社会氛围，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张对汉字进行彻底改造。

例如，陈独秀就认为“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魔窟，废之诚不足惜”，蔡元培提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鲁迅更是认为“方块字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民的武器”，直至在去世前仍坚持“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观点。同时，1935年茅盾也加入支持汉字拉丁化的运动，并发表《关于新文字》的论述阐述其主张，同年12月，陶行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并发表了由蔡元培、孙科、鲁迅、陶行知、陈望道等六百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表示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标题为“发展拉丁化运动”

相较于当时的民国国语统一运动中，老国音以南京官话为主体，新国音以北京官话作为主体的方式，当时的拉丁化运动，并不以某个地方的语言作为参照，而是根据各地的不同方言，全方位制定种类繁多的方言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根据同时仅在上世纪30年代指定的拉丁化方案就包括上海话（后来改为“江南话”）、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温州话、福州话、厦门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广西话、湖北话、四川话等很多种类，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当是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又简称“北拉”，北拉也成为今天汉字改造历史上，与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并列的重大历史。

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们或许会觉得将汉字改造为字母书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及社会现状的角度看待这一历史进程，他们主张改造甚至废除汉字的手段或许过于激进，但他们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无可指摘的。

运动中使用的教材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主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根据地等也都陆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推广北方话拉丁新文字的运动，在边区和根据地创办了各种学习班、扫盲夜校，同时出版各种拉丁新字的教材、报纸等等，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群众能够认字、识字并读写，以便于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化的传播。

1932年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印刷的报纸

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所说：

“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实际上，这场关于汉字拉丁化的运动持续时间并不算长，直到建国后的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后，拉丁化新字运动最终落幕。

运动中使用的教材《拉丁化课本》

然而，我们必须也要承认，这场汉字拉丁化的运动，虽然持续时间并不算长，但它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为我们党在此后进行文字改革积累了经验，对此后中国确立并沿用至今的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中的很多具体做法都被引入了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中。而且，这一运动也对促成在1950年代简化字运动的开始，以及1977年二简字的诞生。

至此，传统汉字在不同的文字改革方案下，开始在中国内部出现分化，台湾省内采用以“新国音”为主体的国语体系、书写繁体汉字，大陆采用以北方官话中北京语音做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体系，书写简体汉字。

四、传统汉字语言的近代分野：大陆与台湾省在汉语上的差异化

关于语言文字在大陆与台湾省的区别，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必然在文字拼写上，关于汉字字体、字形的差别，大陆实行简体字，而在台湾省则继续沿用繁体字。

然而，有一点我们应当明白的是，简化字的历史十分悠久，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实际上，汉字的简化与繁化正如同硬币的两个面，始终伴随汉字发展的整个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汉字使用上，为了加强汉字的表音表意功能，而有必要在字形上进行一定的繁化；而在另外某些用途上则要求形体便于书写，会将汉字进行必要的简化，并由此催生出书法史上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写体例。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造成文字形体的庞杂，除了当时的东周与秦国文字规范较强之外，其余六国异体字大量流行，有的求简，有的求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谓的“书同文”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在“书同文”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春秋战国时流行的篆书过于繁化，秦国为书写简便，而逐渐催生出一种新的字体——隶书。晋书就记载称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笔吏）佐书，曰隶书……隶书者，篆之捷也。”

此后，隶书在汉代逐渐成熟，并在此后的历史中又发展出楷书、草书、行书等各种字体。这些总体上是较为方便、易写的。但与此同时，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汉字，也存在着为增进汉字的表音表意功能的繁化发展路线，是简化与繁化并驾齐驱的发展过程。

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时期，就曾大范围推广简体字，大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创造新的简化字，将之用在公告、诏令之类的文书中，其中一些在1950年代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方案》大量采纳，演化为今天使用的简化字。

而在汉字的注读上，所谓的“台湾腔”则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大家所经常调侃的“你很机车耶”，诸如此类具有浓郁台湾省域特点的网络热梗，实际上现在台湾省内也几乎很少再听到“机车”之类的口头表达。而最近在网络上另一个爆火的“热豆浆积阴德？！”的梗，则更加显示了台湾省的口音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