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按照人们对社会稀缺资源（稀缺资源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

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和哪个阶层组成联盟、倾向于哪个阶层；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的运行、调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强调的是实际控制者，这里强调指拥有实际控制权力的人，如省长、市长、镇长等，不包括机关的一般办事员、打字员等，以此将普通业务性的公务人员予以区别。

资本家阶层。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拥有经济资本，有二个含义，一是拥有资本，二是资本有一定的数量，如50万、100万以上，这个最低数字很难确定，也没有必要。但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是必须的，哲学上讲，量变引起质变。这个数量，决定了资本家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开小卖部的、摆地摊、擦皮鞋的，也有生产资料，但他们不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他们是以劳动为生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不是微型的资本家，不属于资本家阶层。资本家阶层以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控制分配社会资源，通过对企业的控制，影响和控制社会。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通过资本运作获得利益。因为生产资料的拥有、控制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素，所以这个阶层对社会的经济控制依然有极强的能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这个阶级的划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间阶级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含义。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利、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他们以知识的应用、行使管理权、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一个公认的说法是，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表现为中间阶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解；其次，中间层代表温和、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有力保障。所以，一个稳定、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中间阶层人数较多，大资本家阶级和社会底层占较小的比例。如此，社会才能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我国目前，依然是中间层欠缺，是底层大上部小的“金字塔型”阶层分布，高层与底层的冲突得不到有力的缓冲；消费市场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减缓也与此有关，很明显，贫困的社会底层不可能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

劳动者阶级，在总人口中占80%左右。这个阶级的共同特征是以劳动为生。其划分标准以职业和收入为主。依职业、收入的不同，这个阶级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

贫困型——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衣、食、住、行对他们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为如何生存而苦脑，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学、意外事故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在农村，是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在他们目前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为困难的时候，他们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坚，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员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上大学等较大的开支，都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困难。他们在企业中长期从事单一、具体的体力性操作工作，没有经商做买卖的意识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进城市、大量的下岗、半下岗工人，使得小本经营买卖也变的竞争十分激烈和微利。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他们是改革利益的受损体。社会地位的下降、经济保障的灭失、城市生活中贫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一切，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

温饱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之所以将他们划为温饱型，是说他们的生活刚刚脱离了绝对贫困线，他们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证，但他们依然很脆弱，面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疾病、失业、子女上大学、养老、购房等问题，他们依然是束手无策，他们随时有可能因一个微小的振荡而掉进贫困型中。

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们依然属于劳动者阶层。与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兴趣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必须（解决物质需要）；部分来自于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和向上层流动的追求，他们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对自我成就等高层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稳定，有初步的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障，他们已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社会网络关系等稀缺资源，他们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声望。之所以说他们是发展型，是说他们通过阶层流动、身份转换，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甚至更高。

不同的阶层，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社会期望的实现，导致了在政治参与中的不同愿望和态度。各个阶层都希望把本阶层的利益需求反映到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方针的制定中去，使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和合法化。矛盾在于每个阶层都希望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社会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文化资源都属于稀缺资源，不可能满足每个阶层的利益需求，不同阶层竞争的结果是，势必将损害另一些阶层的利益，利益受损阶层就可能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而对抗。在列宁对阶级的定义中，阶层矛盾表现为一个阶层占有另一个阶层的劳动，应当承认，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如果说绝对的平均是有害无益的，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公平的，但贫富差距过分的悬殊，不受控制的任其发展，也是很危险的。这种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占有，至少应当得到劳动者阶层的普遍的认可；这种分配和占有，至少应当建立在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尤其是对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至少应当达到当代社会应有的生活水平，即生理、安全等需要达到一个被普遍的社会心理所能接受、认可的程度。所以，一个理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当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努力使社会牺牲最小。

阶级矛盾有两种基本形式，暴力和非暴力的。暴力革命，起因于对立的阶级相互之间水火不容，无法用阶级妥协的方式解决阶级矛盾。典型的暴力革命如上个世纪初的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较量。在苏联，当时的工人阶级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而资本家阶级及其统治者不顾工人阶级的死活，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了生存，工人阶级只能选择暴力革命推翻旧政府，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统治的政府；在中国，饥饿的农民和工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也只能选择暴力革命，跟共产党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是饥民造反，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都是如此。

参加暴力斗争是很危险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丧失生命。从人的本性来说，人都是不愿意死的，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冒死亡的危险去参与暴力斗争，但当他无法生存时，不参加也是死，参加尚有一线生存的希望，他就只能选择参加暴力斗争。在二次大战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给残酷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敲响了警钟，世界无产阶级也从苏联、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希望。为了维持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作出让步，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以避免大规模的工人暴动。如英国、北欧一些国家在建设福利国家的口号下，提高平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大部分工人阶级在生活尚能维持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险参加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倾向被减弱。除局部、短期的暴力斗争外，西方各国均未发生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大规模武装斗争。

在多元化社会中，阶层的多元化，要求各阶层相互依存，阶层之间的矛盾就只能通过非暴力的妥协方式进行解决。劳动者阶层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团体，代表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去争取本阶层应有的、合理的权利，从而使社会走向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通路，使社会牺牲减少到最少。

在中国社会的四个基本组成阶层中，劳动者显然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对制定国家法律制度、政策方针的影响力很弱，十分有限，他们无力影响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教育、税收等制度的设立与更改，而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完全靠自己解决，部分要依赖于国家的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来调整。这些制度的制定，很大程度的取决于国家管理人的态度和倾向。和哪个阶层结盟？向哪个阶层倾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劳动者而言，这关系到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自然形成了国家管理人是人民的父母官，这一思想源源流长、根深蒂固。劳动者阶层本身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团体去为他们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他们就只能是希望父母官主动体恤他们的困难，父母官如何去做，劳动者阶层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督促，更无法改变。理论上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其领导权已被国家管理人代为行使，这种国家管理权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异化。

劳动者阶层如何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表达本阶层的利益需求，使本阶层的愿望在大至制定国家法律、政策、小至劳动合同的鉴订中得到体现，成为解决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斗争方式趋于缓和，冲突方式表现为非暴力冲突。非暴力冲突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要求。阶层矛盾通过非暴力冲突的途径加以缓解，可以平衡各阶层的利益需求，使社会稳定发展。在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在劳资谈判等方面代表工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很明显，集体比个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显得更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