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2年（明朝建文四年），靖难之役到了最后的关头，燕王朱棣在离开北平前，姚广孝亲自到郊外送行。临别之际，姚广孝突然跪地对朱棣说：“臣有所托！”

朱棣连忙扶起姚广孝，问他何事，姚广孝说：

方孝孺被诛十族的历史真相（方孝孺生平简介）

“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这句话出自《明史纪事本末》，姚广孝的意思是说：朝廷中有一个叫方孝孺的人，学问极好，你功成之日，若此人不降，请你千万不要杀他。如果杀掉他，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

朱棣听完，当场答应了姚广孝。不承想，半年之后，方孝孺仍被灭族。

关于方孝孺，大多数人都知道他身上的两个标签，一个是“读书人的种子”，另一个就是“灭十族”。实际上，历史上的方孝孺是一个被后世文人“幻想”的完美主义者。关于他的历史记载，至少有6个不同的版本。

本文，笔者将为大家分享方孝孺，希望大家先放下传统的印象，通过史料和分析，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读书人的种子。

明朝洪武九年，“空印案”爆发，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因涉案被杀，方克勤死后，他的儿子方孝孺亲自扶灵回乡，哀情感动乡里。《明史·方孝孺传》记载：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

方孝孺，字希直，人如其名，他不仅是个孝子，而且为人正直，学问极好。他出生于元朝至正十七年（1357年），比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小两岁。方孝孺从小非常聪慧，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很小便能写诗。在当时，方孝孺便“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可见其志向之远大。

待方孝孺长大，他被同乡推荐，拜大儒宋濂为师。宋濂是方孝孺的浙江老乡，同时，也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换句话说，方孝孺从此成了朱标的师弟。

明朝洪武十五年，经翰林院官员吴沉的推荐，方孝孺进入京城，并得到了朱元璋的召见。朱元璋见方孝孺学问极好，举止端庄，有古代名士之风，便对身旁的太子朱标说：“你这位师弟是一位品行端庄的人，你以后可以用到老。”

言下之意，朱元璋虽然认可方孝孺，但并不打算现在用，而是要留给太子朱标将来用。

所以，朱元璋让礼部给方孝孺准备了丰厚的礼物，送方孝孺重回宁海读书。

《明史·方孝孺传》记载：

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

十年后（洪武二十五年），又有人向朝廷举荐方孝孺，朱元璋认为现在仍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但此时，方孝孺已经36岁。朱元璋便让方孝孺到汉中担任教授，每天给当地的儒生讲学。方孝孺用他的学识征服了很多人，很多学子不远百里来听方孝孺讲学。

当时，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蜀王朱椿已经到成都就藩，他非常仰慕方孝孺的才名，因此聘请方孝孺来到成都，为世子朱悦燫讲学。在蜀王府，方孝孺备受敬重，不仅世子每次见方孝孺需要行大礼，就连蜀王朱椿也需要揖手以表尊重。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驾崩，其孙朱允炆即位。朱允炆刚登基不久，便下旨召方孝孺来南京。等方孝孺从成都来到南京，朱允炆早已开始削藩，当时，朱允炆任命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到了建文元年，方孝孺又被升为侍讲学士。

很多人认为，朱允炆之所以要削藩，全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三人鼓动的，实际上，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朱允炆刚登基时就和黄子澄、齐泰谋划削藩，当时方孝孺尚在蜀地，待方孝孺归来，朱允炆的削藩已经开始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朱允炆削代王朱桂的时候，方孝孺是持反对态度的。《明史纪事本末》云：

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贪虐状，方孝孺请以德化道之。

代王朱桂是朱允炆的十三叔，朱允炆以他“贪虐”为由，将朱桂贬为庶人，方孝孺认为朱允炆的处置太过，藩王有罪，首先应该以“德”教化之。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方孝孺虽然支持帝王集权，但他不支持帝王动不动就把藩王逼得没有活路。所以说，至少在削藩的问题上，方孝孺和黄子澄、齐泰是不同的。

虽然方孝孺没有明确支持削藩，但不代表他对朱允炆的施政没有影响。《明史·方孝孺传》云：

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

意思是，朱允炆在国家大事上，每每征求方孝孺的意见。朱允炆喜欢读书，每当遇到疑惑之处，也会召方孝孺前来讲解。

建文时期，朝廷编纂的《明太祖实录》和《类要》等典籍，方孝孺皆担任总裁官。

纵观方孝孺在洪武以及建文初期的种种表现，他实际上是古代文人的代表，他熟读经史，学识渊博，克忠职守，放在一个文治的时代，他或许会大放异彩。

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朱允炆率领百官祭告太庙，将朱棣贬为庶人，然后让方孝孺起草檄文，发兵征讨朱棣。《明史·方孝孺传》记载：

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不仅如此，此后朱允炆历次声讨朱棣的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靖难之役进行了三年多，由于朱允炆前期昏招频出，南军的优势逐渐丧失。而方孝孺除了写檄文外，真正参与到靖难之役的记载，也有四次。

第一次，方孝孺提出缓兵之计。

这件事发生在建文三年，当时朱棣的大军横扫了大名府，南军溃败，朱棣趁势上书给朱允炆，要求朱允炆严惩黄子澄、齐泰等人。朱允炆不知如何是好，方孝孺认为：天气暑热，燕军很快就会不战自疲，朱棣的要求我们先不要答应。现在只须回复朱棣“朝廷可以赦免他的罪行，让朱棣回北平待命”。等燕军意志消退，准备撤兵时，朝廷的兵马紧跟其后，就能将其擒获。

朱允炆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派大理寺少卿薛岩去给朱棣回信，结果薛岩见到朱棣后，不敢说出朝廷让燕王回北平的旨意，因此，方孝孺的计划流产。

第二次，方孝孺建议使用反间计。

建文三年五月，朱棣带兵南下，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方孝孺认为朱高炽仁厚，而朱高煦狡诈，不如用反间计离间他们。于是，朱允炆听信了方孝孺的建议，派锦衣卫千户张安携带皇帝的亲笔信赶往北平，把信交给了朱高炽。遗憾的是，在君臣大义和父子亲情之间，朱高炽选择了后者。朱高炽没有拆信，而是将信派人送给了朱棣。

第三次，方孝孺建议朱允炆和朱棣和谈。

建文四年五月，朱棣突破灵璧、攻泗州，渡淮河，下扬州，大军直达江北，朝廷危矣。朱允炆下诏征召天下兵马勤王，方孝孺认为现在征兵恐怕来不及了，不如先和朱棣谈判，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明史·方孝孺传》云：

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

朱允炆连忙派庆成郡主（朱棣的堂姐）为使者，渡江和朱棣谈判，结果朱棣不听。

第四次，方孝孺劝朱允炆死社稷。

在和谈失败后，南军水军将领陈瑄投降朱棣，朱棣渡过长江。朝廷大势已去。这时，有人劝朱允炆先离开南京，以图东山再起。方孝孺却认为不妥，史载：

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方孝孺的意思是，与其逃走被朱棣追赶，不如死守南京城，以待援军。如果真的没守住，那就以死殉国。

结果，由于李景隆和谷王朱橞主动打开了金川门，方孝孺的死守计划再一次流产。从此，明朝换了主人。

我们纵观方孝孺四次参与靖难之役的经过，可以看出，凡是方孝孺提出的建议，朱允炆基本上全部采纳，但是方孝孺的4次建议没有一次奏效的。之所以会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有意外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方孝孺作为书生，他对战局的把控有些想当然。

说白了，方孝孺属于“忠心但寡谋”，他的书读得好，政治能力却一般。但是，方孝孺绝对没有故意坑害朱允炆之意，这一点很重要。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由金川门入城，建文帝在纵火烧掉偏殿后失踪。接下来朱棣开始清算建文旧臣，齐泰、黄子澄先后被逮捕处死。那么，在朱棣入主南京后，方孝孺的表现和结局如何呢？

在各类史书中，方孝孺接下来的故事至少有6个版本，我们按照成书的顺序，先后介绍。

（一）《奉天靖难记》的说法。《奉天靖难记》成书于明朝永乐年间，作者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书得到了朱棣的默许。这部书的作者和方孝孺所处的年代最近，在书中，方孝孺的表现颠覆了后人的认知。书中云：

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

意思是说，方孝孺面对朱棣的责骂，竟然磕头求饶。而朱棣也没有立即将方孝孺处死。

很明显，这种记载有主动迎合朱棣的意味，可信度不高。

（二）《古穰杂录》的说法。《古穰杂录》的作者是明宪宗时期的内阁大学士李贤，此人学识渊博，为人忠直，他记载：

文庙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之数次，不来。以势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文庙即命草诏，乃举声大哭曰：“将何为辞？”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笔，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文庙大怒，以凌迟之刑刑之，遂夷其族。

这段话比较长，我来大致翻译一下：朱棣攻入南京后，准备即位。问姚广孝谁来写即位诏书比较好，姚广孝说方孝孺比较合适。朱棣于是召方孝孺前来，方孝孺不奉召。最终，朱棣用强，方孝孺不得已来见朱棣。

可是，当方孝孺出现在朱棣面前时，他却穿着斩衰（古代丧服中的最高等级）。朱棣给他准备纸笔，他却将笔丢到地上说“要杀就杀，我不给逆贼写诏书！”朱棣大怒，将方孝孺凌迟处死，并且灭其全族。

这个版本，和大家对方孝孺的印象基本上已经重合了。

（三）《枝山野记》的说法。这本书的作者是“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祝枝山），祝允明的记载和上文李贤的记载差不多，不过在方孝孺和朱棣的对话中，又加了一些料，文曰：

强使搦管，掷去，语益厉，曰：“不过夷我九族耳！”上怒云：“吾夷汝十族。”左右问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于是尽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为方友者杀之。

意思是，朱棣让方孝孺写诏书，方孝孺扔笔后说：“大不了就灭我九族！”朱棣怒曰：“朕可以灭你十族！”左右问朱棣：“怎么多了一族？”朱棣回答：“朋友门生也算一族。”

这便是后世大名鼎鼎的“灭十族”的来历。不过，祝允明在《枝山野记》这本书的开篇就已经明言，这本书的内容不是正史，而是自己道听途说的。所以，这个版本可能是有夸大的成分。

（四）《姜氏秘史》的说法。这本书是嘉靖年间所写，作者名叫姜清，具体生平不详。他在祝允明的版本上，又增加了方孝孺和朱棣的辩论部分。文曰：

遂召孝孺问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来，成王不在，当议所立。”对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来，成王不在，当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灭十族等语……

意思是，朱棣把自己当作周公，把朱允炆当作周成王。朱棣说自己是来辅佐侄子的，方孝孺就问朱棣：“成王不在了，那不是应该拥立成王的儿子吗？”结果惹怒了朱棣，被灭了十族。

从《姜氏秘史》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个版本的野史性质非常浓烈，笔者不多做评述。

（五）《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明史纪事本末》是明末清初文人谷应泰所写，整体质量算是上层，书中把方孝孺和朱棣的辩论部分又丰富了不少，文曰：

……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

这里，围绕周成王和周公的话题，两人反复辩论，最终朱棣词穷，只好说“这是朕的家事”。不过，这个版本中仍有“灭十族”的记载。

（六）《明史》的说法。《明史》是清朝历经94年编纂完成的，挂名作者是张廷玉。《明史》中不仅把《明史纪事本末》中方孝孺和朱棣的辩论全部沿袭，还增加了方孝孺的哥哥方孝闻、弟弟方孝友，还有妻子、儿子、女儿的记载：

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这里，把方孝孺的哥哥、弟弟写得也很悲壮，方孝孺的妻子和儿子自尽，两个女儿投河。总之，方孝孺一家都是忠贞节烈之人。不过，《明史》还是比较谨慎的，没有提到灭十族。

上述六个版本，除了第一个有明显讨好朱棣的意图外，其他五个版本，可谓层层丰富，一次比一次丰满，那么，到底哪个更可信呢？

笔者认为，从年代远近和作者的品格来看，第二版应该最贴近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方孝孺作为“读书人的种子”，他毫无疑问是忠于朱允炆的，所以，他服斩衰见朱棣，也合情。而朱棣之所以杀方孝孺，本质上是因为方孝孺不愿意为他写诏书。而方孝孺也没有被灭十族，他应该和齐泰、黄子澄一样，仅一族人遭殃。

而后世所谓的“周公”理论，实际上有强行加码的成分。因为有一点很不合理，如果朱棣承认自己是周公的话，就相当于承认了朱允炆是周成王，这就相当于承认了朱允炆的帝王身份。这和朱棣登基后废除建文年号、不承认建文帝帝号的做法是相矛盾的。所以，以朱棣的精明，他应该不会在方孝孺面前把自己比作周公。

因此，从第三个版本开始，所谓的“灭十族”、“论周公”实际上都可能是虚构的。

那么，后来的众多版本为何要将方孝孺的“戏份”层层丰富起来呢？这实际上是古代文人在不断地塑造一个忠孝节烈的士大夫形象，而这个形象，需要更多、更全面的事迹来渲染，比如把皇帝辩得哑口无言，比如灭十族而不屈，比如全家皆烈士等。

说到底，方孝孺的6个版本，承载了古代文人对他的终极幻想。

文人们需要一个精神偶像，而后期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忠臣来做模板，所以，一个“完美”的方孝孺便呈现了出来。

但是，我们难道因为后人给方孝孺强行“加戏”，就否定方孝孺这个人吗？很显然，我们不能。

笔者认为，方孝孺虽然没有怂恿朱允炆削藩，但是，他是参与靖难之役的。这种参与，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思想。在方孝孺的心中，朱允炆削藩太狠是一回事，朱棣因为反抗削藩而造反是另一回事。而且，后者要比前者对儒家思想的冲击更剧烈。这就是方孝孺和朱棣之间矛盾的根本。

仅从第二个版本来看，方孝孺服斩衰面对朱棣，宁死也不写诏书的表现，他就已经足以让后人尊重。

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中有一段描写（节选）：

观意大利硕学布鲁诺，百氏痛斥当代伪学，遂被焚死……是皆学者所传为美谈者也。

意思是说，16世纪，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宁愿被教廷活活烧死也不屈服，他忠于科学的精神被后世传为美谈。

笔者认为，建文帝的能力如何，和方孝孺的忠贞程度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概念。我们不能因为建文帝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就否定建文帝身边人的品格。

方孝孺忠于的不仅仅是建文帝，更是忠于读书人心中的大道，是忠于士大夫千百年来的最高信仰。方孝孺忠于信仰和布鲁诺忠于科学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应该得到后世的认可。

笔者还认为，不管任何时候，中华民族的“忠孝文化”都不会过时，方孝孺的精神，值得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