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21年4月

定价：128元

ISBN：978-7-5201-8104-4

01篇章节选

人类学的日本研究

全世界最有名的研究日本的著作《菊与刀》是人类学家写的，许多人类学家做过日本研究，如墨多克（George P.Murdock）、许烺光（Francis L.K.Hsu）等。但人类学这门学科本来是研究原始部落的，探究它为什么会被美国政府用来研究日本，有必要先厘清它的发展起源。

人类学诞生于1883年，一般认为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受聘为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并教授人类学是其标志。人类学这门学科源自西方人的猎奇，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人在全世界游走，发现了许多民族的生活相当落后。当时，西方已发明蒸汽机，产生了工业革命，而一些原始部落连文字书写系统都没有，因此，人类学家尝试解释各民族的发展差异，形成了以“文化”研究为特点的学问。后来凭借对异民族的了解，人类学逐渐演变为替殖民统治服务的学科。

拉特雷（R.S.Rattray）是第一个被英国任命的政府人类学家（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他在解决西非的阿散蒂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之后人类学家被聘为殖民地政府顾问成为常态。赫顿（J.H.Hutton）在印度、威廉姆斯（E.E.Williams）在新几内亚、布朗（G.G.Brown）在东非，都为英国殖民地总督治理“原始部落”做过贡献。

但人类学家跨入“文明社会”研究是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为契机。当年，日本的行径远超出美国人意料，他们根本想不到日本人胆敢主动攻击美国。由于对日本人缺乏认识，美国当局便号召对异文化学有专精的人类学家为战争出谋划策。他们成立了战时情报局（OWI），招募包括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内超过25个人的人类学团队专门研究日本文化。

传统人类学研究原始部落的路径是通过田野调查，在原始部落待上一两年，学习当地语言，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以便勾勒出当地文化的整体面貌。但战时人类学家根本不可能前往日本，而且，日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便在每一个社区只待一年，一辈子也难以走遍所有社区。传统的研究小型社区的方法难以应用。后来是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专家利用心理分析的视角，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才在方法论上取得了突破，开发出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范式。

日本这样大型文明社会出现了聚集大量人口的巨型城市，各种职业有专门分工，阶级分化明显。人类学家面临的挑战是找出城市与村落、精英分子与贩夫走卒、古人与今人看似迥然而异的行为方式的共同点。文化与人格研究假定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类似文化基因的传统，可以通过社会遗传一代代继承下来，而且成为同一个民族中每个人都具有的行为模式，称为国民性或文化模式，然后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其形成的内在因素。

实际应用结果表明，这个新的研究范式具有解释力。日本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奋勇精神，使美国军方判断他们不可能在被俘后替美国军方工作。但《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是处境型行为，不同于西方人的绝对标准，一旦处境改变，日本士兵的行为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建议美国军方大胆利用日俘。结果出乎美军将领意料，有些日俘在被俘48小时之内就能为美军工作，而且其态度异常认真。当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政府不知该如何处置日本，有一些美军高层担心日本不会真心投降，主张实施种族灭绝，而本尼迪克特根据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判断可以利用天皇的权威来统治日本。后来，日本人果然听从天皇的“玉音”，投降美国后没有丝毫反抗。墨多克也在美军登陆冲绳后，在军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帮助当地进行治理。

然而，这个研究路径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借用了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如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形成是源自于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学说说到底是一种还原论，他把影响心理与行为的因素归结于生理因素，即性本能。人类学家不是不明白人类存在的前提是生活在群体之中，除家庭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会影响人的行为之塑造，但当时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最前沿的理论，只能借用他的学说来做解释。后来一些学者盲目强调婴幼儿经验的重要性，把婴儿的喂养时间，甚至襁褓的方式都作为变量来解释不同民族人格的形成，导致其解释力受到质疑。简言之，它发展出的研究框架是整体主义的，但内核仍是还原主义的，影响了后来的发展。

一些学者指出，这个学派描述的日本人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以此来质疑它的科学性。但这样的批评是有问题的。所有理论必须对研究问题有所限定。文化与人格学派以心理分析为文化研究的切入点，只能冻结行为模式的变化，而专注于探索不变的那一部分，那是现今被称为文化基因的东西，一个民族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内核。今日人类的基因与过去也有很大不同，与1300万年前相比，现代人的基因已丧失了1216万个独特的DNA片段，但没有人否定现今基因研究的价值。文化与基因一样都会进化，不能因为变化就否定它的研究。

如果还有限制这个范式的发展因素的话，是使用形容词进行概括的问题。前面提到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是一种处境型的行为，那么在说明不同文化的差异时，它就必须提出另一个对词作为对比，如以规范型行为或者定律型行为来形容其他文化的人，本尼迪克特是以“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来概括日本与美国的心理文化特点及其文化模式。但是一旦涉及更多的研究对象时，它就会遭遇麻烦，如中国人的行为也偏向于处境型行为，以耻感文化描述中国人比以罪感文化来描述中国人更为合适，但中国人的行为与日本人又有明显差异。那么该如何处理？它的解决办法是提出更多的对词来描述日本人与中国人以及其他人的差异，但相较于讲究简约的化约主义，容易给人留下不严谨之感。

02作者简介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从事日本、印度社会文化、心理文化学、比较文化研究及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著有《印度文化史》（1998）、《种姓与印度教社会》（2001）、《心理文化学要义》（2013）、《中国人与印度人》（2015）、《华人的文化认同与自信》（2020）等著作。

张建立，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室主任。从事日本社会文化、日本国民性、心理文化学研究。著有《茶道と茶の湯》（2004）、《艺道与日本国民性》（2013），译著《茶之心》（2003）、《蒙福人生的欢喜》（2012）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游国龙，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日本、印度社会文化、心理文化学、华侨华人问题与国际关系研究，著有《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2010）、《许烺光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理论研究》（2014）、《中国文化的印度影响力调查研究》（2019）等。

03中文目录

绪论：心理文化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

上编 “日本人论”的学术脉络

第一章 日本人论概论

第二章 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研究

第三章 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

第四章 滨口惠俊的“间人主义”理论研究

第五章 本尼迪克特与许烺光的方法论比较研究

第六章 许烺光与尚会鹏的方法论比较研究

中编 心理文化学视角下的日本人

第七章 “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第八章 “缘人”的集团模式特点

第九章 “缘人”的交换模式特点

第十章 “缘人”的感情模式特点

第十一章 “缘人”的自我认知特点

下编 心理文化学视角下的日本国

第十二章 国际问题中三大范式的日本研究

第十三章 心理文化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人、文明体与国家间关系

第十四章 日本国的组织体构建研究：天皇世袭的原因分析

第十五章 日本国的文明体构建研究：文明开化政策分析

第十六章 日本近代国际秩序构建研究

第十七章 日本战后组织体与文明体构建研究

第十八章日本战后大国意识的表现、成因及国际反应

第十九章战后日美关系特点分析

第二十章 日本右倾化现象分析

第二十一章 文化与日本外交

第二十二章 日本外交决策分析

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