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社会学是从时间和空间特别是社会时空的特性和视角出发，运用时空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的一门分支社会学。在国外，社会学开展时空研究基本上是领先于其他学科的，但在国内，却落后于哲学、文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这可能与我国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恢复重建，而时空社会学这种综合性较强的新兴分支学科一时难以开展有关。但在20世纪末，时空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登场以后，发展却很迅速。只过了几年，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此后，不仅优秀成果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更为可喜的是作者大多为年轻人，这预示着发展的后劲会是很足的。

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时空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

当前，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任务非常迫切，在这方面时空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因为学术话语与时空场景关系密切。在欧美场景下，自然会接受二元对立的概念关系，因为那种靠扩张和掠夺富强起来的国家，其发展和崛起过程就是一个取代另一个，在此时空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和概念关系，讲究的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这种概念和概念关系与中国这样靠包容和互利发展起来的国家以及形成的概念和概念关系，必然有着重大区别。因此，用西方时空场景中形成的概念和概念体系往往很难解释和理解中国时空场景的发展实践。例如，中国在非洲开展的援助和合作，西方就有人怀疑：是不是“掠夺资源”？感觉好像是他们熟悉的不过是新式的“殖民主义”；他们也怀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难以接受中国提倡的“合作共赢”，很难理解中国声称“不称霸”。因为，在他们的时空场景中没有见识过能占便宜而不占，反而主张“双赢”的，不相信强大了还不想“称霸”的。而按照中国的包容性概念、融通性思维，这些都容易理解。正如在中医的同一个药剂中，可以既有活血的药材，也有止血的药材；既有“补”又有“泄”，讲究的是协调和平衡。而在西方的概念逻辑中，要么“止”要么“活”，要么“补”要么“泄”，讲究的是单一性和排斥性。可见，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必须着重于时空转换。否则，就会如台湾学者汤志杰所说：“当今通行的学术分析概念……几乎皆源起于西方，因此当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或语汇时，常暗地为西方的观念和认知方式所笼罩而不自知。”台湾学者陈其南也指出：“在基本的术语和概念尚未能给予正确的界定和了解之前，即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技巧，并无法妥当地掌握到中国社会的本质。”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早在2000年就曾指出：“如果只满足于用中国的社会事实解释西方某些社会学理论及命题，或论证西方某些社会学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将永远处于‘依附’地位。”

“五大发展新理念”“新型工业化”等等，都是基于“时空重塑”基础上的

在国外，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空间转向”，这种“转向”并非简单地将过去那种物理情境的时空概念原封不动地拉入社会理论，而是意味着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时空的本体论意义，进而将时空的存在理解为社会性的建构，这当然很有意义。而在我国，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时空重塑”，这是构建适应中国崛起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时空特性，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内在变量。重塑时空观念正是时空社会学的旨趣和优势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环境是时空伸延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是时空压缩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时空伸延的环境下发展，因此其发展的基本路径是社会进化；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环境是时空压缩的，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就需要采取超越进化的发展路径。所以，“时空重塑”就是探索在当今时代，如何实现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统一。在时空压缩中实现时空延伸，这可能吗？在西方那种“一个取代另一个”的二元对立概念框架里，这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但在中国概念思维中，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在实践上已经行得通。例如，我们提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五大发展新理念”“一带一路”等等，这些“新”的共同点，都是“时空结构”的变化，亦即“时空重塑”。就以“新型城镇化”而言，它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的不同空间布局，也包括不同的城乡空间布局。而“新型工业化”则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工业内部结构，吸纳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许多新业态。“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新”，就包括“一二三产业融合”，这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由单一的变成多元的。“五大发展理念”则把原来处于狭义“发展”之外的“共享”“生态”纳入其中，而将“创新”提升为发展的主要引擎。“一带一路”更是可以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理念。这些都是“时空重塑”，其中蕴含了概念创新的巨大潜力。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剧烈变化，转型期的城市研究大大增强了“空间意识”，空间不再被简单等同于土地、建筑、景观等，它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日益显现。空间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一种场所，而且是城市中各种力量成长、重组的重要变量。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生，研究城市空间重构是理解城市转型的路径之一。在时间研究方面，王宁提出了“压力化生存”概念，而“时间荒”是生活压力的一种体现。王宁借鉴美国学者斯戈关于“时间荒”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扩展。他指出，除了斯戈所说的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时空社会学的迅速发展表明，社会学作为一个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响应社会实践的呼唤，紧扣时代主题，是其促进学术发展的根本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