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海堂，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等；

雷叙川，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科学；

蒲晓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绩效被视为中国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但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经济绩效的解释力是否式微?社会公平能否超越经济绩效,成为提升政治信任的关键来源?论文使用CSGS2015数据分析了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尽管经济绩效仍能提升政治信任,但社会公平超越经济绩效,成为中国政治信任最重要的来源。因此,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优化治理体系结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努力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纵览改革开放40年历程，以经济增长为内核的工具理性被奉为政绩竞赛的圭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学界普遍将经济绩效视为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渊薮。然而，近年来贫富差距过大、群体性事件频发、行政执法不公等现象凸显，社会不公平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全景式转型的瓶颈。相比于经济绩效，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反而被政治信任学界置于束之高阁的窘境。这样，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鸿沟：一方面，学界笃信以经济绩效构建的政绩合法性生命力；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折射的正是不公平问题。公众在享受丰腴物质财富的同时，却愈发为社会性失败所累。正如亨廷顿所言，主要依靠经济绩效提升政治系统合法性，就很可能出现“政绩困境”。由此我们不禁怀疑，经济绩效的解释力是否式微？社会公平能否超越经济绩效，成为提升政治信任的价值基石？接下来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信任的解释路径

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治系统产生符合他们预期结果的信念或信心，其来源存在制度生成论、文化生成论、信息机制论的解释路径。制度生成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解释基点，笃信于将公众视为目标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强调政治信任是关于政治制度产生预期结果程度的函数。公众在表达政治情感过程中，主要通过理性计算制度绩效来做出判断。如果政治系统治理绩效卓越，切实增进公众利益，那么公众将向政治系统输出高信任水平。有研究表明，在“批判性公民”时代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仍是中国政治信任关键且稳定的来源。

文化生成论认为不同的文化取向赋予事件迥异的价值和意义。政治信任根植于文化规范，并在社会化过程中将外在文化规范内在化和习惯化为自身价值准则，从而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文化生成论视角的研究理应考虑异质性。西方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社会资本概念常被西方学者解构为普遍信任和社团参与，如帕特南将“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功劳归于意大利公民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关系、人情和面子，社会结构呈现为“差序格局”。社会资本概念在中国场域中常具象为特殊信任和关系资本。陈云松和边燕杰研究发现，那些参与饭局社交越频繁的个体，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此外，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维度。中国是权力距离较高的国家，中国公众表现出对政治权威的敏感、依赖和崇拜，这种政治依赖心理倾向有助于塑造政治信任。

信息机制论从政治传播视角探讨媒介使用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存在两种截然相反观点:媒介抑郁论和良性循环论。赞成媒介抑郁论的学者认为媒介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而大量报道负面轰动性事件，甚至夸大事实真相，从而加剧公众对政府负面评价。支持良性循环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是良性循环的建构关系。那些政治兴趣高涨和政治信任高的公众，恰恰是更关注政治新闻报道的群体;反过来讲，他们通过关注新闻增长政治见识，提升政治效能感，最终增进对政治系统的乐观态度。况且公众并不完全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的政治倾向会降低负面报道的消极影响。

制度生成论强调后期个体经验的制度绩效影响，但持续的绩效增长并不必然增进信任，反而可能出现政绩困境。文化生成论强调早期生活经验中文化规范和社会习俗的塑造，但齐平化逻辑未给个体留下想象空间，并忽视直接经验的影响。信息机制论强调媒介报道政府新闻的信息属性差异，本质上符合制度生成论逻辑。因此，政治信任的变迁源于制度、文化和信息的不断互动和修正，早期的文化因素塑造了最初的信任，但接下来个体经历的制度绩效和媒介信息会适应性调节初始信任。

（二）经济绩效、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

根据制度生成论逻辑，公众在表达政治情感和参与政治活动中，主要通过理性计算政府绩效来做出判断。如果政治系统在治国理政中输出良好的绩效，为公众带来切实利益，满足他们最迫切的现实需求，那么政治系统将从公众那里获得更多的信任与支持。因此，过往的研究证实经济绩效是中国政治信任最重要的来源。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处于百废待兴时期，经济发展成为老百姓最现实和最迫切的物质需求，工具理性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奇迹实实在在提高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反过来造就西方学者感到惊讶的中国高政治信任现象。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国家依然可以“以点带面”，通过媒体宣传、资源选择性分配和典型示范方式塑造宏观经济绩效成就，进而形成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效应，最终获得绩效合法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作用。

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社会不公平问题都是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诱因。从国家层面讲，无论是柏拉图强调正义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还是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看作实现最高的善的社团，抑或是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都体现公平正义是治国理政的价值标杆。公民让渡部分权力而服从政治权威，是希望政府运用被授予的权力承担起公共性赋予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从社会层面讲，社会不公平问题拉大不同群体间的心理距离，加剧社会利益分化与矛盾，冲击现有制度。因此，公平正义是建立良善公共生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属。从个体层面讲，社会公平是民心所向的理想状态。当公众受到政府公平对待时，他们就会产生受到重视的归属感和积极的自我卷入，进而促进公民与政府的合作互动，最终使公众对未来生活和政府治理持有乐观态度，而乐观正是引导个体形成信任倾向的重要观念。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培育下，嵌入熟人社会的中国公众常将身边人作为利益得失的参照对象，当他们将社会比较所形成的差异认知归咎于政府失责失信问题，这就容易催生“我们有权拥有但实际没有”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形成政府不公的刻板印象。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主要受到他们根深蒂固、无意识的内隐态度影响，而良好的绩效信息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短暂且微弱的，这就造成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社会公平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时空背景的深刻变迁，公众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方式会发生“静悄悄的革命”。英格尔哈特提出匮乏假设，认为社会经济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需求，人们倾向赋予最紧迫的需求以最高价值。在生活资料和物质财富匮乏阶段，人们倾向将强调经济和物质安全的物质主义目标放在首位。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发生变迁。他们更加注重诸如自我表现、社会公平和环境质量等后物质主义目标，致使忍受政府不公的心理阈值降低。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民众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其权力意识和尊严意识也得到增强。价值观的转型使得民众评价政府绩效的内化标准发生转变。近些年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批判性公民”，他们将经济增长视为政治系统理所当然的职责，致使工具理性在个体价值优先排序中成为次要考虑。他们的价值理性被彻底激发，进而对政治系统赋予更多层次的价值偏好。过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来提升合法性的策略无法适应如今民众需求结构的变动性和多样性。特别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政府的要求逐渐由改革开放初期仅仅关注经济绩效转向如今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如果国家治理能力不能有效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那么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民众就会产生“改革开放红利并不惠及于我”的旁观者心态，这种心理成本大幅度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进，最终造成“成就缩小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社会公平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经济绩效。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大陆12所高校于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在26个省(市、区)开展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简称CSGS2015)。该调查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和GPS/GIS辅助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区县———乡镇/街道———居/村委会———住户”步骤抽取7500个样本，发放问卷6000份，最终完成有效问卷4068份，有效完成率67.8%。

（二）变量操作化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政治信任。诸多学者将政治信任解构为弥散性和特定性的政治信任。前者包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共同体，处于信任结构的硬核部分，中国公众对弥散性政治信任拥有较高认同;后者指对政治机构和公职人员的态度，位于信任结构的保护带部分，公众的特定性政治信任容易受到个体认知、政府绩效、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因此，本文聚焦信任水平波动较大的特定性政治信任，即对政治机构和政府官员的信任。接着进行信度分析，克朗巴哈系数为0.858，表明各机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高。为了便于解释，对各变量相加而得政治信任变量。根据表1所示，我国政治信任水平较高，并且“央强地弱”的逆差序信任格局仍然存在。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经济绩效和社会公平。本文对经济绩效变量测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对过去五年、目前和未来五年的国家整体经济状况评价，即国家经济回顾、国家经济现状和国家经济预期。由表2可见，大多数公众对经济绩效持积极评价。其中，大约有89.34%的公众认为五年之后的国家经济比目前状况比较好或非常好，这就表明中国公众对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持乐观心态。其次大约有83.39%的公众认为国家过去五年的经济状况比较好或非常好，而对国家经济现状持比较好或非常好评价的公众只有62.36%，远低于前两者。

根据组织公平理论，本文将社会公平变量操作为互动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互动公平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三年中是否受到过政府机构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问题测量，大约有24.23%的公众遭受过不公平对待。机会公平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与你父母那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提高自己生活水平或社会地位的机会是增加还是减少”问题测量，大约有93.45%的公众认为机会增加一些或增加非常多。分配公平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是否公平”问题测量，仅仅有47.04%的公众认为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或者非常公平。可以看出，中国公众普遍对分配公平状况不满，而对机会公平和互动公平状况持正面评价。

控制变量包括社会信任、威权主义价值观、关注政治新闻、政治兴趣、男性、年龄、教育年数、中共党员。限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逐一赘述。

（三）计量模型

本文CSGS2015为截面数据，被解释变量政治信任视为连续变量，理应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考虑到异方差问题，本文使用稳健标准误，并且通过VIF检验。

四、研究发现

（一）基本回归

本文在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三个分析模型，结果见表3。首先，本文考察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模型1结果表明，国家经济现状、国家经济预期和国家经济回顾均能显著影响政治信任。模型3显示，国家经济回顾的影响不显著。通过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后发现，国家经济现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家经济预期和国家经济回顾。上述差异表明现实功利的中国公众并不十分看重经济增长幅度，而是更在乎目前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绩效。近些年来我国政府通过推进治理现代化，媒体宣传和典型示范途径，提升公众对国家经济现状的评价，增强他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需求和信心，而乐观有助塑造信任倾向。

其次，本文考察社会公平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结果均表明，互动公平、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均能显著影响政治信任。其中，互动公平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这个结果不难理解，人际互动是价值观念形成的一手经验材料。如果公众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过程中遭受不公平对待，那么这种消极体验将产生消极的自我卷入和不受尊重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形成政府不公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为什么机会公平的影响力最低?近些年党和政府推行就业培训、精准扶贫和反腐败政策，切实让公众感受到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增加，所以公众将个体发展差异更多归因于自身因素而非政府不公。

最后，本文通过标准化回归系数和模型解释力来比较经济绩效和社会公平的影响力。一方面，互动公平的标准化系数0.205为最高，其次是分配公平、国家经济预期、国家经济现状和机会公平等;另一方面，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公平变量后，模型解释力增加9.2%，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经济绩效变量后，模型解释力增加3.4%。综上所述，社会公平对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经济绩效。

（二）反事实的因果推断

OLS模型可能存在联立性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的内生性问题。过往对经济绩效、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结论普遍证实均能提升政治信任，说明稳健性较高。而学者们缺乏探讨互动公平的内生性问题，高信任的公众更愿意与政府打交道和合作，这样增加政府公平对待的概率，因此可能存在自我选择偏误问题。

科学哲学中的干预主义因果理论提供了因果解释新视角，该理论通过合适方式干预A而引起B变化，并且A与B的跟随关系在干预之下保持不变性状态，那么就可判定因果关系。这种思路的优势在于摆脱休谟问题囿于经验事实观察弊端，而在现实相似的可能世界中求证事态间基于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倾向得分匹配法正是遵循干预主义因果理论，成为实验科学和政策效应评估的主流方法。为了保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时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并且通过平衡性检验。如表4所示，各匹配法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依次为2.208、2.376、2.538和2.571，且均在0.1%的水平上显著。ATT值远大于OLS估计的互动公平系数，这表明自我选择偏误问题明显。倾向得分匹配法修正了OLS的估计结果，但仍能证明互动公平变量显著提升政治信任。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理论梳理制度生成论、文化生成论和信息机制论的基础上，基于CSGS2015数据探究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结构。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政治信任的来源出现结构性嬗变，即社会公平超越经济绩效，成为影响政治信任最重要的因素，这表明过往建构的理论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如今中国经验事实。人们倾向关注紧迫的需求或威胁，而不是遥远的没有威胁事物，所以经济结构的变动势必引起公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调整，进而重塑信任结构。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公众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迁，当代中国公众的“批判性公民”特质愈发显现。虽然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仍然重要，但与社会公平相比，其相对优先性大大降低。对于任何政治系统而言，制度、文化和信息均可成为合法性资源，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要素的影响力存在差异，这就需要调整治理策略。因此，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后物质主义色彩渐浓，中国场景下的治理体系应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走向多元协同的全景关照。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优化治理体系结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整合，最终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