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之分析古代中国，社会民众,三教九流，有“官、民”之别，有“九儒、十丐”之分，有“丘八、臭九”之说，但细想大约可分成“士、农、官、商”等阶层，其中，“官”为政治群体，“士”为文人阶层，“农”以农耕为生，而古代中国尚未形成大工业机器化生产，“工”或许只是些手工业生产者，可与“商”者归于一类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僧众、军队什么的。阶层的划分，或许可根据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界定，或许可根据社会地位和作用而细分，但无论何种分法，其对社会资源的取得和分配方式应该是“核心”了。一、士人阶层古代中国的士人阶层，有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的伟大作用，有着“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之大道”的历史意义……这些话对极了。而我觉得“士人”是在政治上具有依附性、在经济上具有寄生性的阶层。士人不耕不织，参与知识"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预备队。学而优则仕，士人是知识阶层，他们学习知识，想利用知识，搏取社会及政治资源或养活自己之本钱，金榜题名可梯步青云，久困屋场矢志不移，道不尽“红道”沧桑。而从游说致仕到荐察征召，再到科举，殊途而同归，大者可图经世济邦之志，小则做官可得官俸作稻梁谋，最不济也可做人师取得一定束侑……以读书换取功名应该是士人取得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他们对政治或官僚阶层的依附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中国"政府"对士人的驱笼之术，也是士人缺乏独立性人格形成的卓有成效的机制，比如科举取士的十年寒窗对志气的消磨、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利禄化的引诱，比如政治清议（尚未形成组织化的协商制），甚至笼络一些名流去修《四库全书》什么，让他们老死或软禁于文字间，哪有时间去放PP？……由此，古代士人只配做人臣，不能做人君，落第的秀才比不上流氓刘邦，并且仕途淹塞成了士人心口永远的疼。这些士人穷则奋发，舒则苛安，志气消殆，寒酸味起，思之多多，顾虑重重，前有诱饵，后有抚慰，宁愿守株待兔，也不愿辟道而行，缺乏大胸襟和铤而走险的精神……他们习惯于攀龙附凤，做个谋士，不敢独树一帜，逐鹿中原，最不济附个风雅，自我陶醉一番。当然，话儿也不能绝对，中国士人中也有“士”之风骨，也有刚直不阿、疾风板荡之人，但曲学阿世之人更多。二、官僚阶层在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权力生活中，确有部分官僚出于对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出于对儒学道义的信仰，为社稷民瘼而修身齐家治天下，但官僚的权力系统应该是其世俗层面的本义。中国古代有着“家天下”的体制背景，武王伐纣得天下后，大封同姓，同室子孙若非傻蛋便可封侯获得领地，而古代中国同室操戈的兄弟政治、外戚入政的舅爷政治屡起，如汉之诸吕乱政……至今清宫戏还在被人津津乐道。

而由士入仕者，多能熟练运作裙带门生的马弁政治，甚至政府（如宋朝）为奖励朝臣也曾推出什么恩荫制度……由此可见，官僚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取得大多因何而来，这是权力资源的获得。而基于此，再加上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过剩（并非多而是挤于一桥），权力之争成了中国古代官场的风景之一。比如颇为盛行的党同伐异的党争，并且君子常被小人打倒，因为君子有所顾忌，小人不择手段——这叫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则……而权力资本是可生息的。古代官僚们往往俸禄微薄，靠那么点工资是无法过上维持其身份相应的生活的，因而贪污成风（高薪可养廉？），而基于权力的“官”成了一种极具升值空间的资源，比如卖官，政府卖私人也卖，如汉武时因国库空虚而以官爵出售集资……当官爵可以用来投资生财时，“官”不是一种权力资源还能是什么？——这并非一个"腐败"所能了得！此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古代官僚讲权势讲德治不讲法治，观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律往往是帝王权力的延伸，从战国李悝《法经》到《大清律例》，都是刑法典，是执行权力意志和维护治安的工具，而没有基于平等、公正、契约观念上的《民法》什么的;中国古代官僚常常将道德上升到法的地位，以道德惩罚代替法律适用，以道德评价代替社会理性，重团体利益而轻个人利益，一遇到问题爱找阵营立场，爱说道德是非，不爱说理。

三、农民阶层农民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过着最为贫苦的生活。作为与官僚体系相对立的群体，农民阶层获得社会资源与分配的方式主要基于土地，这有着某种根的寓意。古代中国是农耕之国，农业生产技术低下，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工具和资源，因而，农民阶层的生产无法扩大再生活，只在同一规模上，年复一年地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只是生存和生命的延续，只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就满足了，而无发展及“申张权利”之愿景。民以土为根，于是，矛盾由此而衍生，多出身于官僚的豪族大行兼并土地之“圈地运动”，农民土地流失，甚至出现了“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地”的风景。豪族拥有土地而自己并不耕种，而将其租给农人（佃农），按时收租而已。由此，一方面政府改革往往从田地始，搞一些减田赋、井田制什么的；一方面“有田可耕”的土地革命成了农民阶层的最大的梦想，众多起义者便祭起了“均田同耕”之类的大旗。农民缺乏资源，再加上水旱之灾、赋税之重，民生疾苦非可一言道尽。这种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成了欺骗农民阶层最大的谎言。农民阶层对权力往往是敬而远之的。在官本位的中国，农民养活了官僚阶层却被官僚而牧之，他们的民生权利始终缺席，总是处在被官僚阶层愚弄、教化、忽视的弱势位置上，甚至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木讷、顺服、麻木，“民生”成了他们最大的悲哀。

《秋菊打官司》与其说是中国农民 “官民”意识的觉醒的小芽儿，不如说是一幕黑色的幽默。四、工商阶层可以说古代中国有的只是“贱商、官商”传统，而远没有工商文明。据说中国商人是出于周武后殷商遗民失去土地，为生计不得不从事产品买卖的群落，古代“贱商”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对商人经济活动的羁绊与利润剥夺，如汉唐的坊市制度、盐铁等垄断政策、“宫市率市”等税收等；其次，在政治上的压迫，如将商列为四民之末，不得与士大夫官僚同起同坐等；三是在社会舆论（道德）上的歧视，如说商人为奸诈之徒，“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多淫靡”等……由此，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就步履艰难了，一些工商业从业者，只能总结些“旱则资舟”之类的生意经了，而真正的工 商文明哪儿有生长的土壤？——也就谈不上什么尊重财富、财产所有权、公平、契约什么东东了。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商文化背景下，中国官商竟屡禁不止大为盛行。在古代中国，生财之道往往不是依靠经济规律，而是依靠政治手段，比如官僚阶层入商，这些官人剥削民膏而完成了积原始累，但当时中国产业幼稚，无法投资，于是官人开始放债生息了，于是受官僚公开或私下保护的民间高利贷风行，从而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广泛性的的中国金融经济形式……比如什么红顶商人、比如什么权钱交易，官商使权力成为中国工商经济中最大的资源，特权和垄断成了其特色。工商经济，无法躲开财产所有权问题，财产所有权从何而来？是否受到合法的保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古代中国只有一个字“政治”。汉文帝曾说：“能富通者在我也”……政治权力，使中国工商经济在财产权上有着劫掠的色彩，并且，（富可敌国的商贾受帝王妒忌而惨遭收为国有的抄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的），权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