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屿恬,塔娜.社区建成环境、社会环境与郊区居民非工作活动参与的关系——以上海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09):9-16.

关键词：社交环境；行为地理；郊区；社区；中介效应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与郊区化的背景下，郊区已经成为城市居住空间发展的前沿，大量郊区社区涌现，长距离通勤、生活设施配套不足、社区参与缺乏、社区活力下降等社区问题也随即产生。随着城市规划对空间优化与社会建设的关注，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引发了学术界与规划界的研究热潮。社区生活圈规划强调在步行可达范围内构建安全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因此，开展非工作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理解郊区社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动社区生活圈规划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区社会环境是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了社区社会网络、感知环境等诸多方面。一方面，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社区社会网络、社交关系影响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依赖程度，并影响居民社区活动参与意愿、活动地点与同伴的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对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视，居民社区感知也成为社区研究的重要议题。学者提出，居民对社区安全、社区融合度等的感知是社区社会环境的重要维度，影响居民社区参与。同时，社会环境与建成环境并不是割裂开的，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然而，与建成环境相比，目前国内关注社区社会环境的研究总体较少，难以深入理解居民社区活动参与的复杂机制，特别是关注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对居民非工作活动参与的综合影响研究有待补充。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刻画郊区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特征，运用有序logit模型与中介模型，探讨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对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的影响，重点考察社会环境的作用。具体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郊区居民家外非工作活动现状如何，是否具有社区生活圈内集中的特点？社区社会环境是否会影响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和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7年对上海郊区18～60岁居民开展的“上海市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为确保样本的覆盖性和代表性，本次调查按照“区―镇―社区―被访者”的层级开展多阶段抽样，在闵行、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奉贤、浦东新区这8个郊区地域根据空间区位选取10个镇作为抽样地点，并在每个镇中根据土地利用和社区类型选取若干社区作为调查单元，覆盖了商品房、保障房、自建房等多种社区类型，并在每个社区中开展抽样(调查社区分布见图1)。这种抽样原则保证了郊区社区类型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有利于分析社区空间与非工作活动的关系。调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的观察记录，由调查员根据观察，记录社区内部设施环境情况；二是对居民的问卷调查，包括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信息、活动日志、社会网络关系、社区感知评价等多个方面，其中活动日志包括了一个工作日和一个休息日共连续48h的活动与出行信息。此次问卷调查共收集了58个社区1593名居民的数据，得到有效问卷1140份。

图1 上海调查社区分布

为分析社区非工作活动的影响因素，对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筛选，选择社会经济属性、活动日志、社会网络信息、社区感知信息四部分均完整，并且在调查期间开展了非工作活动的样本共432个。表1为样本概况。样本中女性略多于男性，本地居民略多于外来人口，年龄以30～49岁为主，已婚人群接近一半；75%以上的居民具有稳定就业或学业，居民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大多在5000～20000元，超过65%的居民拥有住房产权。

1.2 变量设计

社区非工作活动指居民在近家1km范围内开展的家庭事务、购物活动、娱乐休闲与其他非工作活动，其空间范围界定考虑了非工作活动的空间衰减性质以及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覆盖范围。非工作活动参与的统计基于居民活动日志数据，采用活动次数进行衡量。自变量包括了社区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和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三个部分，其中社会经济属性包括了性别、年龄、教育、就业情况。

社会环境包括了居民社会网络和社区感知两个方面。社会网络采用常联系人同社区比例和帮助人同社区比例两个变量进行测量，分别描述了社区联系度和支持度。常联系人同社区比例数据通过问卷中“在电话或微信联系人中，您在过去半年里经常联系的大概有多少?”、“在这些经常联系的人中，有多少人与您住在同一个社区?”两个问题采集，请被访者写出常联系人数量与其中同社区常联系人数量；帮助人同社区比例通过请被访者列出曾经对他们提供帮助的最重要的至多五位帮助人及其住址获得。社区感知衡量了居民对其社区环境的主观态度，包括了健康、便利、安全与美观四个角度，通过在问卷中设置了相关问题的五级量表获取，采用同社区居民感知环境评价的平均值作为社区感知。

建成环境包括了社区内设施配置和社区生活圈设施配置两个方面。社区内设施配置基于调查员实地观察的资料获得，包括了户外公共活动场地、公共绿地、小型商店和门禁系统四个方面。社区生活圈设施配置通过高德POI数据和上海市路网数据进行测量，包括了购物设施密度、体育休闲设施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和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为了保持模型中各变量量纲的一致性，这四个变量进行了0－1的标准化处理。研究变量设计释义如表2所示。

1.3 模型选择

本文希望考察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对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的影响，特别是社会环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根据研究假设，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能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并列关系，即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非工作活动同时产生影响；另一种是中介关系，即建成环境不仅直接影响非工作活动，并通过社区感知间接产生影响。因此分别采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模型，验证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机制(图2)。

图2 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机制

首先使用有序logit模型，在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的条件下，分析社会网络、社区感知和建成环境对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频率，将其按照频次高低分为4类，分别为0次、1次、2次、3次及以上。之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建成环境是否通过社会环境产生间接效应。根据中介模型的原理，将建成环境作为自变量X，社会环境作为中间变量M，因变量Y为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频率，建立模型计算建成环境要素是否通过潜变量社会环境对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产生间接作用。

2 居民非工作活动与社区社会环境特征

2.1 非工作活动特征

郊区居民家外非工作活动参与度较低，以休闲娱乐和家庭事务为主。选取的432个样本共开展非工作活动2596次，具有有效地理位置的家外非工作活动共813次，平均每人1.88次。从活动类型来看，上海郊区居民非工作活动的频率由高到低分别为娱乐休闲、家庭事务、购物活动与社交活动(图3)。其中，娱乐休闲与家庭事务活动次数较高，两项之和的占比到达了约69%，是上海郊区居民最为主要的家外非工作活动。

图3 郊区居民非工作活动类型

社区生活圈承载了居民大部分的家外非工作活动(图4)。将活动地点按照社区围墙内、距家1km社区生活圈内和社区生活圈外进行划分，约40%的家外非工作活动在社区围墙内完成，距家1km范围内的社区生活圈承载了居民70%以上的非工作活动。不同活动类型之间存在差异，社交和休闲娱乐活动更有可能在社区围墙内部完成，而购物和家庭事务更集中在社区围墙外的生活圈范围内。这一现象反映了郊区化背景下居民日常活动时空制约的现实。由于居住地与工作地分离、非工作活动时间制约明显、郊区设施配套不足，郊区居民用于开展非工作活动的时间较少，空间选择也较为有限；依赖于社区开展购物、休闲、社交和家庭事务活动就成为了大量居民的必然选择。

图4 郊区居民家外非工作活动地点选择

2.2 社会环境特征

居民社区社会网络联系度降低，但是支持度较好(表3)。郊区居民常联系人平均约35人，但其中仅有约10%是同一社区的居民，说明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联系性较弱；这与已有研究一致。社区居民的相互支持度较好，虽然被调查者填写的帮助人数量较少(平均1.576人)，但是帮助人在同社区的比例却过半(50.8%)，说明郊区社区内部居民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强的互动性。

居民对所属社区的感知评价整体较高，对居住社区的归属感与满意度较高(图5)。关于社区环境的健康、便利和安全方面，选择“比较满意”的居民占比较高，分别为46.53%、49.77%和47.45%。相较而言，郊区社区周边环境的美观满意度略低，选择“比较满意”的居民占比39.58%，选择“非常满意”的居民占比6.02%。

图5 郊区居民社区感知

3 社区非工作活动的影响因素

3.1 有序logit回归模型

首先，根据有序logit模型结果，社会环境对社区非工作活动的影响更加明显，当控制社会环境之后，大多数建成环境因素无统计显著影响。在社会环境方面，社区常联系人比例与社区安全满意度对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有着积极的影响。与社区联系越强、所在社区安全评价越高的居民越有可能在社区内开展活动。这可能由于与社区有较高联系度的居民，更有可能形成比较频繁的社区交往，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更愿意在社区附近开展自主选择的非工作活动；而相对安全的社区环境使得居民对社区非工作活动的意愿提高。在建成环境方面，只有道路交叉口密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所在社区周边道路交叉口密度越大，居民社区活动的可能性越小。交叉口密度越大，社区周边交通便利性可能更优，居民出行更加方便，更有可能选择社区生活圈以外的地点进行非工作活动。从模型结果看，建成环境整体作用并不显著，建成环境对于非工作活动的直接影响显著性较弱，说明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是否存在着间接效应。

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来看，年龄呈正向作用，即年龄越大的人参与社区活动的可能性越高，这与普遍认知相符。老年人可支配时间较长，非工作活动频率较高，同时受到身体等限制，更有可能在社区生活圈内进行非工作活动。受教育程度与就业情况则呈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具有稳定就业或学业的居民社区活动的可能性越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环境的制约更小，可供选择的非工作活动地点更多；而对于居住在郊区的上班族而言，长时间通勤使得其可支配时间减少，非工作活动随之下降。

3.2 中介效应模型

进一步验证社会环境的中介效应，借助Mplus软件，对社区围墙内和社区生活圈内建成环境变量分别建模，根据表5中8个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值显示，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

参考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设抽取样本量为1000，通过Bootstrap法计算各个模型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与置信区间，结果如表6所示。社区的户外公共活动场地、公共绿地、小型商店和门禁系统四个模型的中介效应显著，说明以上四项社区设施通过社区满意度评价影响着居民的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因此，建成环境能够通过社区感知影响居民行为，这与Wang与Lin对香港城市的研究结论相符。

就社区设施而言，户外公共活动场地、公共绿地与门禁系统对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具有积极的间接效应，而小型商店具有负向的间接效应。户外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都对提高社区满意度与居民社区活动次数有正向的影响，这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符。公共空间是居民进行社区活动的保障，而植物、自然景观等自然环境要素也被心理学等学科证明与居民的健康与幸福相关。环境心理学更是进一步认为绿地具有“复愈性”的心理功能，能够帮助人们缓解生理与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和压力。与具有负向效应的生活圈体育休闲设施相比，郊区居民更倾向于社区内的户外活动场地与绿地。

小型商店对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则是负向的，社区内小型商店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居住地的满意度，进而降低在社区进行非工作活动的意愿与次数。这是由于社区内部小型商店极有可能使得社区环境更加嘈杂，且不利于形成安全的社区环境。对于目前大多数社区而言，虽然社区围墙内会存在相关的购物服务设施，但相应需求可以在社区生活圈内得到满足，且能更好地兼顾便利与安全。由此，社区内部的小型商店的实用价值与必要性也就相应衰减。

门禁系统的存在对社区居民满意度具有正向的作用。社区具有门禁设施，降低了陌生人随意进出社区的可能性，对进出社区的人流进行了控制与监管，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居民生活的私密性，提高了社区内部的安全性。虽然在西方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对门禁系统呈负面态度，但是在我国的城市研究中，门禁系统在提高居民社区满意度与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和促进社区交流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就社区生活圈而言，体育休闲设施、道路交叉口密度与最近地铁站距离具有负向的间接效应。道路交叉口密度的负面作用虽然与普遍认识有出入，但是交叉口密度越低意味着居住环境更安静、安全，有利于居民安全感知提升而增加非工作活动。最近地铁站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即距离地铁站越近，公共交通可达性越好，居民社区社会环境感知更加良好，活动次数更多。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上海市郊区活动日志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与中介模型，分析了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上海郊区居民非工作活动呈现出整体较少且较多聚集于社区生活圈的特点。第二，居民社交网络与社区感知对社区非工作活动具有积极影响，社区常联系人比例越高、所在社区安全评价越高的人更有可能在社区内进行活动。第三，建成环境通过居民的社区感知间接地影响居民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

本文能够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新的视角。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不仅重塑了郊区居住空间格局，也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郊区居住空间的扩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搬到郊区居住，并对郊区日常生活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公共设施配套依旧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在公共设施配套不足与时空制约的双重作用下，郊区居民对社区空间的依赖很强，社区生活圈成为居民非工作活动的重要选择。因此，社区生活圈规划需要关注居民不同类型活动的空间分布，在生活圈范围内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此外，居民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不仅与建成环境有关，更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上海郊区社区而言，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非工作活动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而是通过社区感知的中介效应实现。在建设物质空间的同时，如何通过改善居民社区评价、增进社区社会关系来增强社区活力，也是社区规划与管理中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不同群体的步行能力是不同的，因而可达范围与生活圈也有差异，本文将社区生活圈定义为1km，考察了普遍意义的生活圈范围，但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儿童等群体的特殊性。另外，社区非工作活动参与不仅体现在频次上，还包括了活动的持续时间、出行方式、活动同伴等多个方面，但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没能充分考虑这些行为特征。社区活动与生活圈建设是中国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的重要内容，未来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