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跨文化视角》是由曼纽尔·卡斯特主编的一本论文集，意在探讨网络社会在不同文化和制度中的模式和动态。（P1）该书采用跨文化的视角，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世界范围内在新社会结构的配置上的共同性和文化的特殊性。（P2）

通过对比分析硅谷和芬兰、俄罗斯、中国、英国五个国家的网络社会模式，重点讨论全世界范围内网络社会中制度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P53），从而探讨不同国家的网络社会类型，最终得出结论：即根据所处的文化和机构环境的差异，网络社会的模式也不同。

硅谷和芬兰模式

“硅谷模式”是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之上的，而芬兰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进程是严格受政府调控的。芬兰模式的真正核心是福利政府和信息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P74）（P86）虽然他们的动态性能基于不同的社会模式和组织模式，但是这两种网络技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竞争中都是位居全球排名之首。（P53）因此，具有相似科学技术和经济竞争能力的社会完全可以扎根于完全不同的制度，也能被完全不同的公共政策所指引。（P2）

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创新的源泉不同，“芬兰模式”的核心是福利政府和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合法性——这里的国家是指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坚持文化认同。因此创新者来自政府出高额资金进行资助的公共教育系统、大学及研究所。（P86）并且，政府和公司高技术部门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移民的政策，这使得外国人才花大力气才能挤进芬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行列。（P85）“硅谷模式”创新的源泉是个体企业家，他们接近知识资源、社会网络以及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区域中成立的服务型产业和公司。（p87）面向世界开放的意识是硅谷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P88）

但是推动硅谷和芬兰模式创新的驱动力是一样的，即都来自黑客文化。这里的“黑客”不是指计算机犯罪，而是用黑客这一网络生成的行业术语指那些“热情编程”和那些相信“信息共享是一种有力的积极资源” 的人。（P464）黑客文化是信息时代的文化。黑客文化是一种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文化，创造激情作为拯救方式取代资本积累。娱乐就是生产。它不是新教徒（以及资本主义者）伦理的延缓满足模式，这是一个即时满意模式的肯定：创造并立即引用成果的快乐。（p45）

俄罗斯的网络社会

将网络社会应用到俄罗斯环境中能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俄罗斯社会所存在着的复杂性。因为它将持续的内部变化放在全球环境下，并强调其在经济、政治、文化氛围以及受信息技术进程激励的国家社会策略中变动的重要性。（P91）俄罗斯学者所理解的网络社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社会和经济群体——新通信环境中的集团——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传统权力中心的作用。（P91）

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以工业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社会，远远落后于基于知识和信息的经济。（P93）尽管在这样一个存在经济危机的国家，网络社会却取得了相对较好的基础。（P104）

因特网在俄罗斯的发展模式与其在全球的增长模式是一样的。（P95）因特网的快速普及创造了俄罗斯自身的神话，因特网也被看做是从前帝国向一个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推动力以及掌权者和老百姓之间进行分散式政治交流的工具。（P100）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的环境中，明显缺乏“网络文化”——即为社会提供经济新逻辑的各种社会机构和社会交互之间特殊的相互关系。而俄罗斯政治家和商业经营也没有表现出从独裁主义结构向创新、横向社会和经济关系改变的意愿。（P104）

因此，从一个广泛的意义来说的话，对于当代俄罗斯，网络社会的概念仍然是一个天才的假设，但是它在描述当前趋势上具有特殊价值。

中国：中央集权模式

邱林川学者认为，中国的网络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主义的信息社会”，政府在因特网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者一个重要的作用，党和政府用因特网这种新技术来维持它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P111）国家机构、IT公司以及活跃组织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建立、转换和控制着中国网络空间参数，同时，中国网民也在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特性的因特网文化中形成他们的网络认同。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与政府议程越来越紧密相关的网上民族主义的持续，这两种趋势对认同的形成非常重要（P127），这种充斥着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的中国网络使得中国的主流用户关心最多的是那些能够被讨论和庆祝的主题，他们对大众消费产生即刻满足，而不是对现代性进行的大叙事：即合理性、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民主”。（P126）

英国模式

作者通过对英国“虚拟社会？”项目的研究得出结论，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按“五条虚拟规则”进行组织。

规则1新技术的理解和应用主要依赖于本地社会环境

规则2与新技术相关的担忧和风险社会分布不均衡

规则3虚拟技术对现实活动是一个补充而非替代

规则4越是虚拟就越能反映现实

规则5越是全球化越能体现本地特征（P145）

在英国，新的因特网技术并没有被用在所预期的目标上，没有被所预料到的人和组织应用，不是用所预料的方式应用，也没有在dot-com垮台这一阶段迅速消失。（P150）英国网络社会的具体特征是：它反映了不符合常理和分析性怀疑论的倾向。（P154）

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由不同的历史环境所形成的网络社会，在多种文化背景下发展，它物化成具体形式，并导致不同制度系统的形成。而且，自身在每个社会中具体化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了它的网络化组织。（P43）这种通用性和奇异性的双重运动在文化层次上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对于拒绝在主导网络逻辑中逐渐衰退的集体和个人来说，具体文化认同变成自治动力，有时成为反抗的动力源泉（P43）；另一方面，不是同一种族的全球文化的崛起，其共同趋势是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是片段化的而不是整合的。这些具体的文化认同是否具有彼此相互沟通的能力是其产生的主要问题。否则，在不能用共同语言表达价值和信仰时，社会结构的共享就是导致系统化误解，而这也是破坏性暴力的根源（P44）。这样，不同文化之间的通信协议就能成为网络社会的基石。因此，卡斯特主张，这个全球网络社会的文化是一种通信协议文化，该协议能从根本上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享价值观，而是要共享通信价值，即，这个新文化不是由内容组成，而是由过程组成。（P44）

参考文献：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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