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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五大舆情风险点

解析 |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五大舆情风险点近期,爆炸、纵火、砍人等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频发,均造成了不同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社会安全事件通常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暴力性等特征,一旦发生并被曝光

近期,爆炸、纵火、砍人等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频发,均造成了不同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社会安全事件通常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暴力性等特征,一旦发生并被曝光,必将引发大范围的舆论关注。

公众在震惊之余,多关注暴力犯罪实施者的身份、职业等个人信息,同情受害者的不幸遭遇,追问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并质疑有关部门在保障社会安全工作中是否存在纰漏。

与此同时,谣言和不实信息接踵而至,媒体及自媒体的“标题党”现象也加速了不良信息及恐慌情绪的扩散,各种揣测、情绪化表达和极端言论更是加深了公众对党政机关的不信任感,由此考验着相关部门的舆情应对和处置能力。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通过梳理近期发生的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总结其中的舆情风险点,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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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情效应”削弱官方调查可信度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谁实施了犯罪行为,是舆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据分析发现,暴力事件实施者通常处于社会底层,且大多无固定职业,收入不稳定,有些甚至存在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对犯罪行为的认知不到位。加上个别媒体偏好于挖掘当事人的出身背景、生活环境,包括亲戚朋友对其的评价,最终塑造出一个与“犯罪分子”的形象相去甚远的人物画像。

多重因素的叠加,激发起公众内心朴素的同情心。泛滥的同情心折射到舆论场上,即体现为对犯罪嫌疑人的变相纵容。这样,“同情效应”削弱了官方通报的声量,公众对调查结果的不信任感随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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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爆炸案嫌疑人冀中星

如在2013年发生的北京首都机场爆炸案、厦门公交纵火案中,当事人冀中星、陈水总就因生活困苦而获得舆论广泛同情。而在近期发生的云南省第一监狱逃脱事件、江苏丰县6·15爆炸事件中,犯罪嫌疑人也因疑似获得过不公平的审判或患有精神疾病而获得了或多或少的同情。

可以看出,在这些事件中,“没有遭遇不公就不会实施犯罪行为”的悖论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同情心被滥用正是这种悖论的最好注脚,同时也是舆情引导的“绊脚石”。只有为公众树立起正确对待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的法治观念,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压缩感性情绪。

2. “疑似精神病”等标签平添公众恐慌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舆论除了会对犯罪嫌疑人表达同情之外,还会给犯罪嫌疑人“贴标签”。标签通常具有定性的导向作用,这不仅会影响公众对于事件和当事人的正常判断,而且会使公众的关注点失焦,促使舆情事件的风险指数不断提升,进而增加有关部门的舆情应对压力。而在公众惯有思维的影响下,“贴标签”的不良风气会愈演愈烈,同类事件曝光后,公众头脑中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标签。

在一系列的爆炸案、砍人事件中,“嫌疑人有精神病史”、“疑似精神病”等标签获得广泛认同。如在近期发生的南昌公交纵火案、江苏丰县6·15爆炸事件、深圳西乡沃尔玛砍人事件、湖北武汉砍人事件中,犯罪嫌疑人都被传“疑似精神病”。

尽管在以往类似事件中,部分嫌疑人经司法鉴定后,确实患有精神疾病,但并不代表“暴力犯罪实施者=精神病”,此类标签只会令本就复杂的舆情事件更加扑朔迷离。此外,“精神病”标签的广泛传播,会增强舆论对严惩犯罪的无力感,也会加剧公众的恐慌。

3. 谣言肆虐致使真实信息被隐匿、冲击

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谣言和不实信息基本成为“标配”,伴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甚至在官方通报调查结果之后,仍然没有被完全清除。究其原因,公众与政府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为谣言滋生提供了空间。

而当谣言盛行时,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致使真实信息和官方调查结果被隐匿、冲击。此外,谣言一旦成为主流人群的意识和观念,势必扰乱整个舆论场的视听,从而令有关部门陷入“越是官方通报,越是不被相信”的塔西佗陷阱。

深圳沃尔玛砍人事件

在深圳沃尔玛砍人事件中,有网民发帖称“该案疑似团伙作案,并且是有预谋的”,官方在信息通报时特别强调了“系单人作案”,但却没有完全平息此类不实信息;此外,砍人事件发生之后,“先放火、后杀人”的谣言也趁机侵入舆论场,混淆公众视听;还有,江苏丰县6·15爆炸事件由于发生在幼儿园附近,于是,关于幼儿被炸身亡的不实信息在案发之初被广泛传播。

谣言的多发性增添了公众辨别事件真相的难度,干扰了网民客观理性地看待相关事件,也间接绑架了社会舆论,这对相关部门的舆情引导提出更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产生的谣言,具备蛊惑性、攻击性、虚假性、隐蔽性等特征,正在危及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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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民情绪化表达增加舆情引导难度

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网民的情绪化表达较为突出,一方面表现在事件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激起了公众内心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暴露了党政机关在保障公共安全方面的疏漏,而这正契合了部分网民长期积蓄的对党政机关的不满情绪。如在湖北武汉7月发生的致3死4伤的砍人事件中,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网民就对犯罪嫌疑人“喊杀”;而对于警察击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有网民认为“现在警察怎么都这么窝囊,开个枪都畏手畏脚的”;部分网民甚至认为“中国人太缺乏安全考虑、没有危机意识”是导致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的关键原因。

诚然,在任何一起舆情事件中,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情绪化言论,但由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可供讨论的议题更加多元化,网民的思维也更加发散,导致情绪化表达更加泛滥。

情绪化表达其实包含了表达者对利益的一种不正常追求,社会各方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在表达言论时掺杂了过多的情绪化信息,从而导致舆情事件的发展演进偏离了正常轨迹。因此,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能否扶正抑偏网民情绪,对于快速平息舆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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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境外媒体、异见人士舆情炒作加剧

境外媒体和异见人士一直致力于炒作国内热点事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更是其不遗余力炒作的重点对象,他们借此批判国内社会治安状况,甚至攻击我国的司法体制。以深圳西乡沃尔玛持刀砍人事件为例,境外敌媒均发布相关报道,境外视频网站YouTube出现大量现场照片及视频,引发大量境外网民关注。

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境外媒体及异见人士通常都乐于“添油加醋”,甚至不惜造谣传谣,制造事端。对于不适合大范围传播的血腥视频,也是肆意公开,部分内容通过自媒体平台回流至境内,对境内舆情引导造成冲击,同时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这提醒相关部门,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要加强对境外舆情动态的监测,防止舆情倒灌,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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