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他一生勤奋工作，关心人民群众，严格要求自己，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周总理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在对待亲人、朋友时也从不违背原则，即使是自己的亲弟弟，他也不曾利用过手中的特权。

周恩溥（周恩溥拼音）

1984年，在周总理逝世的8年后，他的弟弟周恩寿带着家人到了西花厅，看望嫂子邓颖超。多年不见，自然少不了问候寒暄和对曾经美好经历的回忆，聊着聊着，周恩寿便讲起了自己曾在特殊时期，因某些原因遭受到了算计和攻击，甚至在哥哥逝世后，都没能来北京见上最后一面，如今，虽然情况已经好转，但当初的那些经历已经成为了一生中无法弥补的创伤和遗憾，想到这些心中难免会难过。

听到弟弟一家曾经生活的艰辛，邓颖超心中百感交集，她感叹道：“你们受的苦我都明白，但我虽是总理夫人，日子也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舒坦，今天，我倒要让你们听听我的‘委屈’。”

邓颖超所说的“委屈”究竟是指什么呢？周恩寿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这些“委屈”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周总理有两个同胞弟弟，二弟周恩溥于1944年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逼问他周恩来的行踪，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松口，未曾向敌人透露丝毫信息，由于身体遭到百般摧残，落下了病根，出狱没几天后，周恩溥便离开了人世。

小弟名叫周恩寿，从14岁起便跟随父亲和兄长周恩来在天津求学，此后，受革命思潮和周恩来影响，耳濡目染下，周恩寿也参加了革命。

1924年，他在天津参加革命活动期间，认识了邓颖超，并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借在校学生的身份做掩护，做起了党的地下通讯和宣传的工作。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周恩寿开始投入到学业中，毕业后，先后辗转多地从商。

1946年3月，周恩寿在北平与哥哥周恩来相见，他提出了重新参加革命的请求，根据周恩来的嘱托，周恩寿开始在天津做起了生意，并为地下党提供医药等物资和活动经费。后不幸被捕后，他只对周恩来弟弟的身份做了供认，没有暴露过有关党的任何情况。

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周恩寿找到大哥，希望能为自己安排个工作，对此，遭到了周总理严词拒绝，“你先去上学，毕业后听从学校分配”。

无奈之下，周恩寿听取了大哥的意见，报考了华北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钢铁工业局。

得知弟弟的工作情况后，周总理担心工作单位会因为周恩寿的特殊身份给予特殊优待，他专门找工业局的领导“打了个招呼”，交代道：“周恩寿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也要尽量少点儿，因为他是我亲弟弟……万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就这样，周恩寿被分配到了最基层工作，后来，因为战争年底身体留下的老毛病，有一段时间他经常请病假，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跟弟弟严肃地说道：“你干脆直接退休算了，别再占公家的便宜了。”

周恩寿知道哥哥说的不是玩笑话，考虑了许久，他便办了退休，但是，退休后，工资更低了，一家人的日子也更不好过，最后，周总理自掏腰包，每月补贴给弟弟家一些钱，这一帮助一直持续到了侄子、侄女们参加了工作才停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特殊年代下，周恩寿遭到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失去了自由，即使是在周总理病重住院、去世，他都没能亲自到现场，也没能见上哥哥最后一面，这也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伤。

虽然哥哥是国家总理，但周恩寿不仅没有享受过任何优待，反而还因为这一身份曾多次受了“委屈”。

但是，受了“委屈”的又岂止只有他一个人呢。

1984年，邓颖超倾听周恩寿倾诉自己的“委屈”时，也忍不住叹道：“今天，我也倒要说说我的委屈”：

1974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身体出了状况，恰巧第四届人大会议即将开始，出于全局考虑，政治局便提议由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帮忙筹备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

邓颖超同志的工作能力和对新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政治局的提议提交毛主席后，当即便获得了审批，并认可这项提议十分合理。

但是，毛主席在审批完政治局发来的相关文件后，考虑到周总理的脾气，又在最后特意强调了一遍：“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尽管有毛主席亲笔写下的文字，但周总理在收到文件看过后，依然私自扣了下来，若无其事地将它藏在了文件柜里，就这样，这份任命文件便不了了之了。

一直到周总理逝世后，工作人员们奉命整理遗物时，这份文件才被翻了出来，这时，人们才知道了还有这件事情，周总理一生从不曾给自己或是家人谋一点名利，他将自己身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这件事情，邓颖超虽不知情，但却丝毫没有感到奇怪，因为她了解周总理的为人，周总理曾对外明确表示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小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当时，周总理的这个承诺还曾让很多人为邓颖超鸣不平。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开始准备筹建新的人民政府，新政府各个机关部门及人选基本由周总理提名，经书记处会议上讨论通过后确定，最后再向社会公布。

周总理与党内很多同志是很熟悉，也熟知他们的个人专长和工作能力，加之他考虑问题全面，总是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安排最合适的人选。而且，即使是那些曾经起义的国军将领或是党内的同志，周总理都能量才而用，各尽其能，也让大家心悦诚服。

但是，轮到邓颖超时，周总理却不给她安排什么职务，对于周总理的这个做法，邓颖超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身边的其他同志却看不下去了，原国民党内的高官张治中曾专门找到周总理，为邓颖超同志叫不平：

周总理却开玩笑地回答道：“文白先生，我们共产党的事情，可不用您来操心呀。”

终于把张治中给打发走了，没消停几天，便又有人找上门来了。

革命英烈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了，她与周总理夫妇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得知周总理牵头组建新政府时，她既兴奋又期待，可等来等去，却迟迟没有看到邓颖超的工作安排，最终，江鲜云再也坐不住了，她直接找到了周总理，问道：“周总理，如今都提倡男女平等，你怎么不给小超大姐安排职务呢，她怎么也得是一个部长职位才对啊。”

实际上，江鲜云的话并没有丝毫夸张的嫌疑，无论是工作能力、革命资历亦或是社会影响力、声望，邓颖超理应获得重用，在更合适的位置上为民服务。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邓颖超便同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在天津的一系列爱国运动，广受关注。1925年，邓颖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之旅。她出席过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过长征，成为少有的走完长征的女同志之一，曾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重要职位，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她还曾从事统战工作，在保护妇女儿童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大家对于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位并无任何异议，但是，不论旁人如何劝说，周总理始终坚持认为只要自己在总理职位上一天，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他认为，家庭是家庭，革命是革命，家庭和革命绝不能搅合在一起，这样只会阻碍革命事业发展。如果邓颖超真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那么，她所在部门发布的文件、指示，就会被一些人误认为这是经过周总理同意的，是周总理的意见，到时候恐怕会让别人很为难。

相比于周边的同志们为自己鸣不平，邓颖超则显得十分淡定，因为她不仅熟知周总理的脾气，更从心底理解并支持他的一片苦心。

对此，邓颖超也表达了自己不要到政府里跟周总理一起工作的态度。但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急缺人才，邓颖超也不愿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想来想去，她决定要去妇联工作。

就这样，打定主意的邓颖超当即向毛主席申请去妇联工作，为了尊重邓颖超的想法，没过多久组织上便下达了安排，任命她担任妇联副主席。

此后整整26年间，邓颖超就如周总理当初对外承诺的那般，一直在全国妇联副主席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不曾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

除此之外，在很多场合中，周总理也让邓颖超“受了不少委屈”。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发展从零开始，全国实行薪金制，当时，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工资标准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革命资历，简单来讲就是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二是职务高低。

按照规定，国家领导人的工资等级属行政一级，不过，为了筹集资金建设国家，毛主席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工资标准定为行政二级，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许多领导人纷纷响应，向毛主席看齐，只拿二级工资。

以此类推，妇联作为正部级单位，妇联主席也应拿三级工资，副主席享有四级工资的待遇，也就是说，邓颖超应该拿到四级工资。但是，她在与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申请降到行政五级的等级，而出人意料的是，周总理在最后的报告上却再次将夫人的工资待遇下调了一个等级，划归了第六级。在问及原因是，周总理表示是因为邓颖超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上班时间不规律。

就这样，邓颖超的工资一降再降，停留在了342.7元的等级上，当时，加上周总理的工资，全家的收入只有700多元。

在当时的环境下，700元对只有两个人的家庭来说无疑是绰绰有余，但是，周总理和邓颖超还收养了很多烈士子女，生活开销很大，另外，他们每个月还要另外拿出一笔钱补贴给身边生活有苦难的人们，大大小小的开支下来，700元有时甚至都有些不够用。

这样的生活现状也令周总理夫妇二人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但在这一点上，邓颖超从不曾有过任何牢骚和怨言，她总是在周总理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一切工作。

周总理身为国家总理，国事繁忙，更是经常出差，在一些重要场合，作为妻子的邓颖超常常需要一同出席。然而，邓颖超在外出期间，由于不在政府中任职，她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安排，这就意味着邓颖超的差旅费是需要自己负责，不能走中央财政的报销机制。不过，由于妇联的工作忙碌，邓颖超也很少抛头露面，出席社交场合，她处理事情更是十分谨慎，尽量避免为周总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人们心中，尽管政府工作需要公私分明，但周总理和邓颖超常年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透露一些小事，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周总理在这一事情上自己的要求却十分严苛，他从不将工作带回到生活中，更不与邓颖超谈论一切有关的事情。

周总理离世后，曾有同志到西花厅向邓颖超询问一些政府事务，但她却丝毫不知情，表示自己也帮不上忙，这令前来求助的同志十分震惊，他虽知道周总理公私分明，但却不曾想过邓颖超竟一点都不知道，对于这些人的惊讶，邓颖超总是笑着说：“你们这些同志，不要觉得恩来的事情我就全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甚至还没你们知道得多。”

除了在工作中支持周总理外，邓颖超在生活中更是无微不至，由于长征时期留下的后遗症，周总理不能多喝酒，但在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周总理又时常需要接待客人，这时，邓颖超便承担起了饮酒助手的角色，一边劝周总理要少喝或者是不喝，一边又耐心地跟客人解释周总理不能喝酒的原因。

邓颖超是周总理心无旁骛一心为民的最坚实的后盾，为了不打断周总理的工作思绪，邓颖超才曾手写了无数便条和书信，将它塞到总理的口袋，周总理在休息间隙总会从口袋中找到这些便条，这也成为了两人情感交流的方式，周总理在看完后，也会专门回信答谢。

在周恩来担任总理的26年间，邓颖超始终隐身于幕后，默默奉献，这也是她在共和国时期工作和生活的主基调，特殊困难时期，邓颖超更是不离不弃，拼尽全力帮助周总理保护共和国的革命成果，他们夫妻二人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临终前，周总理对邓颖超说：“我心里还有好多话没有对你说。”

而邓颖超也紧紧反握住周总理的手，对他说道：“我也有好多话还没跟你说。”

随着周总理的逝世，邓颖超也再没有机会听那些话了。西花厅的海棠花每年依旧按时盛开，但物是人非，那个热爱赏花的人却永远地离开了。

周总理是风度翩翩的君子，大国风范和平易近人在他身上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与统一。他不曾有一儿半女，但全国人民都是他的孩子，他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一切，不曾居功自傲，为自己立碑刻撰，但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中，都为他立起了一座纪念碑。

而邓颖超以自己的宽容和忠诚，支持周总理的工作，正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周总理的形象才更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