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打开《蚂蚁社会》读下去是让人惊喜的。作者韦贝尔（Neils Werber）并不是昆虫学家，而是一位专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在书中也不是描述蚂蚁究竟如何生活、建设道路、开战或防御——这是昆虫学和社会生物学的专长。在字里行间可看到他在昆虫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之间的引证、跳跃，他最为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从这些学科中去看“蚂蚁社会”作为人类一个隐喻的演变。譬如说：早期古典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等人已经以“蚂蚁社会”或“蚂蚁国家”为参考，设计城邦；在欧洲近代史上，不同学说对国家建制形态展开竞争，共和制的支持者将蚂蚁视为践行共和制的典范，与把蜜蜂视为君主制象征的学说形成对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蚂蚁还被当作其他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隐喻，既是乌托邦社会，也是反乌托邦社会，既是集权社会，也是大众社会。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讲下去。而在关于“蚂蚁社会”的众多形象中，人们有一个重要的认知改变，也就是从过去关注蚂蚁的个体智慧转向了社会性结构，这也是社会生物学成为蚂蚁研究重镇的原因。蚂蚁的成功在于惊人的社会分工，除了蚁后，剩下的“大众”各有其职业，有的喂养幼蚁，有的修建道路，有的加入专业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交易市场。蚂蚁在这个地球上最早建立起超大规模社会，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也就放弃了思考个体蚂蚁的智慧，转向思考“蚂蚁社会”。韦贝尔在《蚂蚁社会》中有意或无意地向读者阐释了一种隐喻的种种范式转变，更进一步而言是人类对自身需要何种文明的多样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