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加剧，恶性事件从个体上升到群体，再从直接的利益冲突上升到无利益相关的群体事件，社会的不满情绪在积聚。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跨越不了的城乡差异，城市贫困群体的不断滋生等等诸多问题随着GDP的增长日益严重。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幸福，为什么物质的富足并没有换来社会的安稳？当作为显学的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时候，也许社会学指出了问题的本质。

社会学家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引起极大关注之后，用6年的时间再次推出力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该书指出，我们已经习惯运用经济理论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用经济的政策和手段来解决矛盾，这在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出现了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矛盾现象时，就有必要同时运用社会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采用社会政策和措施来解决矛盾。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枚金币的两面，而过去，我们把目光过多地聚集在经济结构上，忽视了金币的另一面。

社会结构历来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也正因此，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在对社会阶层关系研究做出总结后，把研究重点转向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他们研究的成果解答了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会出现如此多的社会矛盾，那是因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30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一些没有及时调整的制度严重侵蚀着社会成员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这样，在社会系统中，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导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脱节，差距扩大，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开始出现了梗阻，导致社会结构调整滞后，而且这种滞后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整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15年。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表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而社会结构指标仍然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社会结构的滞后不仅造成了许多社会矛盾，更影响了社会的根本稳定。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是橄榄型的，中产阶层占了绝大比重。中产阶层受教育水平较高，生活较富裕，这个阶层的人最希望社会稳定，安居乐业。而中国的中产阶层迟迟没有培育起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而在中国，却正好相反，甚至在所有人看来都应该算是中产阶层的一线城市中月入过万的白领也认为自己不够中产阶层，因为各种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离理想中富足安稳的中产生活似乎还很远。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很多人成了中等收入者，但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衡量不出人的幸福和稳定程度。

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国家，目前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增长速度快还是慢，而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滞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社会体制改革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破题。

本文原载于2010年《南风窗》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