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过去两期咱们分别讲了，克里雅、桑株、克里阳、喀拉喀什河道和新藏线故道。这几条古道北段的对应点，分别是于田县、和田市、皮山县和叶城县。

吐蕃国是现在的哪里（吐蕃国怎么读）

在唐朝的时候，除了叶城以外，其他几个地方都在于阗国的范围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于阗和吐蕃的关系之深。

今天，在就来好好唠唠，于阗和吐蕃，这两个貌似隔山跨河，相距辽远之地，到底有多少渊源。

西藏和新疆的联系古已有之，早到了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地步。之前在讲女国的时候，老布曾经提过，生活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族群，有一条从藏北羌塘贩运食盐，到低海拔地区换粮食的古代商道。这条商道被称为“盐粮古道”。

一般来说，盐粮古道的路线是从北向南，穿越喜马拉雅的沟谷，到印度进行物资交换。阿里粮食不够吃，印度不产盐，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但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南疆绿洲也是农耕区，也不产盐，为啥一定要拉着藏北的食盐，往南走换粮食，往北走不行吗？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人，往南走换粮食，靠近昆仑山的人，往北走换粮食。这样的话，盐粮古道就不是一条单向往返的道路，而是以西藏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商路了。

于是，在从南疆到西藏的路上，流通过来的就不止是粮食了，还有丝绸、茶叶，以及佛教思想。

关于阿里古入江寺墓地发现的丝绸和茶叶，咱们讲过好几回了，就不再赘述了，这次咱们主要讲佛教思想。

于阗国的佛教鼎盛很早就出现了，在不晚于公元3世纪的时候，于阗就已经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了，并且对汉地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

玄奘路过于阗时，对于阗国大加赞赏，称“（于阗）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佛教。”

要知道，当时于阗国的军队也才四千人，僧徒都五千多了，可见佛教势力之彪悍。

在藏文文献《柱间史》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两个“李域”的沙弥，供奉文殊菩萨十二年，怎么也修不成正果。于是，文殊菩萨就对他俩说：“你哥俩这脑袋啊，实在是没法弄。得了，你俩也别跟这儿楞练了，去观音化身所在的吐蕃之地，他名叫松赞干布，你俩去那儿碰碰运气吧！”

于是这两位沙弥，就跨山跃河的跋涉到了吐蕃，当他们走到拉萨以北的堆龙山口时，看见这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打听，当地人就说了，“这些都是赞普处死的罪犯”。

这俩人心里就开始嘀咕了，“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哪能杀人呢？这松赞干布哪是什么大悲观世音化身呐，这不嗜血成性的暴君嘛！”

但是因为有文殊菩萨的指示，两个人又继续往前走，等他们走到旦巴滩的时候，又看见遍地都是割了头的、剜了眼的、砍了手的、剁了脚的，烙了皮的、斩了腰的，反正就是各种惨不忍睹。

这俩沙弥都快疯了，转身就往回逃，一遍跑一边咒骂吐蕃赞普是个暴君。

这事儿松赞干布也知道了，他对大臣说：“你去当巴滩，把两个光头，穿黄袈裟的人，给我带回来。”

这俩沙弥见到松赞干布就质问了，“乔帮主乃是大慈大悲的怙主，可你却滥杀无辜，导致涂炭生灵。你对得起帮主吗？！”

松赞干布瞅了他俩一眼，说道：“我对臣民向来秋毫无损，然而，对那些用仁慈不能调伏之人，就只有用严刑加以惩治，以维护十善之法。”

结果这哥俩脑袋还挺硬，咋说也绕不过弯儿来。

松赞干布一看，这哥俩也就这层次了，就让他俩去睡觉，心里想着回家。等他俩一觉醒来，已经躺在千里之外的自家门口了。[2]

这故事挺有教育意义的，老话说“没有霹雳手段，显不出菩萨心肠”，修佛不是爱心泛滥，不是一味地做滥好人，菩萨还有忿怒相呢！

最近就出了个供战犯的事儿，可见有些人对世间的基本逻辑，都搞不清楚了，就这水平再修个一万年也白扯。

另外，在这个故事里还出现了地理名词，就是“李域”。

“李域”这个词，广泛见于各种版本的藏文文献之中，关于这个词所指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林林总总的有九种之多。

比较有影响力的三种，分别是“于阗说”、“新疆说”、“泥婆罗说”，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是“于阗说”。

至于各种说法的细节，咱们就不讲了，都是考证，太细碎了。我们只要知道，于阗是个国家，不是一个城市，有时候藏文文献写的“李域”，会特指某个城市，所以有时候能在文献里看到“李域”和于阗是并列关系。

比如说在敦煌文献《于阗教法史》里有一段话，“李域于阗中部的海心之处，在于阗城内，集市上方，供奉扎瓦夏佛像的下面，海心至今尚存。”

其实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李域”指的什么地方，而是“李域”的这个“李”（li），到底是什么意思。

《藏汉大辞典》里，对“李”的解释是“钟铜”或“响铜”，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合金，可以用来铸造各种乐器。比如说“李玛尔”就是“紫响铜”。

王尧先生认为南疆一带产铜，藏语的“li”又是青铜合金，所以“李域”的意思就是“产铜之地”。

但是藏族学者东嘎先生，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他在《东噶藏学大辞典》里面解释“李域”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属于阿里地区的地名。

我们之前讲了西藏和新疆的交通线，大家应该清楚，从地理单元上说，南疆和阿里紧挨着，只不过中间隔了一条昆仑山，让大家感觉上很遥远。

那么“李域”的名字会不会是从阿里传过去的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象雄的时候，曾经提过象雄王室的名字，末代象雄王的名字叫李弥夏。

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象雄王怎么会姓李？

如果东噶先生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以地为姓，或者因姓为地，在中原早期也很常见，这也算是一个解释了。

而且在一本藏文手抄的《于阗文书》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于阗国王有好多的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被称为‘李域王李’。其名也被冠于地名，故称之为‘李域’。”[3]

不过我们要清楚，这个“李”和李世民的李，没一毛钱的关系。唐朝时的于阗国王姓尉迟，根本不姓李。

这位疑似跟“李域”有关的于阗国王，被学者认为标定为于阗国首任国王萨尼。他所在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51年左右，这时候陇右李氏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但我们知道，象雄据说年代非常久远，至于到底久远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好说，不过上溯到两汉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个年代久远的“李域”之“李”是不是跟象雄有点关系，只能看以后的研究成果了。

其实，松赞干布是不是真的见过于阗沙弥，这个真不能确定。

比较公认的吐蕃和于阗僧人发生关系，出现在金城公主在西藏期间。当时在位的赞普是赤德祖赞（尺带珠丹），也就是公元八世纪的上半叶。

当时，于阗国发生内乱，僧人遭到了驱逐。无处可去的于阗僧人便来到了吐蕃。正好金城公主在西藏期间，吐蕃佛教有了一个小高潮。金城公主便请求赞普收留于阗僧人，于是尺带珠丹建寺安置，僧人们得到了三年的供养。[4]当然这些僧人最终还是被撵走了，这部分内容等讲到尺带珠丹的时候，咱们再细说。

这个记载广泛见于各种藏文史料，在于阗发现的藏语写本里也有记载，所以被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内容。

不过最新发现的证据，可以证明两地之间的佛教传递，远比尺带珠丹的时代早，也比松赞干布的时代早得多。

在龟兹石窟里面发现的题记上写着，哲车王给吐蕃聂赤赞普送去了佛经，结果被聂赤赞普给烧了。[5]

聂赤赞普大家还记得吧，这位可是吐蕃的第一位赞普，号称是从天而降的神王之子。在聂赤之后的三十二代，才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时间该有多早了。而且这个时间，也比佛教自己说的，在拉脱脱日聂赞时期，有个装着佛经的宝箱，砸在了雍布拉康房顶上早多了。

送到聂赤赞普面前的佛经被烧了，一方面说明佛教传播的艰辛，另一面也说明，聂赤不认同佛教思想。

这其实也挺好理解，毕竟他是被“十二智本”扛在肩上拥立为王的。您说人家扛着你嗷嗷跑，您跟人家说，“佛教瞅着也不赖哈！”

这多少是差了点意思，按张国立的台词来说，“做人要厚道！”

再说了，以当时本教的势力来说，送您回天庭，其实也未必办不到。

吉如拉康的塑像

除了这些见于史料的记载之外，两地之间的联系，还能从艺术的层面看得出来。

按藏文史料《贤者喜宴》的记载，松赞干布时期修建昌珠寺，就请了于阗僧人雕塑佛像，并且留下雕塑艺术的技法；吐蕃赞普热巴巾时期

建造温江岛本尊寺，还专门从于阗请来了著名的雕塑家。

另外，张亚莎老师在论文里还写到，“目前西藏保存的吐蕃时期塑像不多，但从造像风格来说，拉萨扎拉鲁甫石窟中的石雕造像与山南吉如拉康内的泥塑造像，有较大差异，可以认为样式的渊源不同。

拉萨的石雕造像可能与尼泊尔有些联系，当然也不能排除是吐蕃本土造像的风格，而吉如拉康的佛像，则很可能来源于阗雕塑的粉本。”

张亚莎老师所说的吉如拉康，位于在乃东县结巴乡吉如村，是非常罕见的吐蕃时期的寺院建筑。

宿白先生在谈到西藏寺院建筑分期的时候，将吉如拉康排到了第五位，前四个分别是大小昭寺、扎拉鲁甫石窟和桑耶寺，可见吉如拉康的江湖地位。[6]

有喜欢西藏艺术史的朋友，强烈建议去吉如拉康看看。

这座寺院离桑耶寺很近，直线距离只有三十公里，路也不难走。但更多人的还是愿意去桑耶寺，我这么说不是说桑耶寺不好啊。桑耶寺也很好，但毕竟能看到的东西都是晚期的，而吉如拉康这座面积很小的寺院里，保存着难得一见的，吐蕃时期的建筑和雕塑式样。

这座小寺院的主体建筑，建成的年代在公元八世纪的上半叶。整个建筑的结构，保存了吐蕃时期的建筑规制，使用的梁柱斗拱硕大古朴，在柱头栌斗上的装饰雕刻，刀法简洁洗练，古风凛凛。

而吉如拉康里的雕塑，保存比较好的释迦牟尼主尊和八随佛弟子，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原造像特点。[7]这也是张亚莎老师认为，这些造像塑造时使用了于阗粉本的原因。

最有意思的是，主尊旁边的男女供养人塑像，被认为分别是尺带珠丹和金城公主。说真的，我是真心希望供养人就是这两位，但是已经有学者提出质疑了，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不过，吉如拉康的创建年代，确实与尺带珠丹和金城公主的时代重合。当时吐蕃佛教有了点冒头的意思，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建设的寺院，借用两位主要施主的相貌做塑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除此之外，目前西藏保存的寺院里，还有一座在艺术风格上与于阗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康马县南部的艾旺寺。

上世纪的40年代，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佩·图齐，在西藏考察时发现，后藏地区有一批寺院的雕塑风格，与常见的印度式样迥异。

他一开始将这种艺术风格用寺院所在地区分类，称为“萨玛达类型”。

但他到达艾旺寺后，寺内巨大而精致的雕塑震撼了图齐，尤其是其中一间佛堂的壁画题记上，写着“李域”。于是他认识到，这一区域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后弘期早期卫藏艺术中，有别于印度艺术的另一条源泉。

随后，他在第二次赴藏考察时，又发现了几处有相似造像风格的寺院，比如泽乃萨寺、达囊寺、萨迦寺、扎塘寺，以及更晚一些的纳塘寺。这让图齐认识到，在西藏11到12世纪的艺术中，存在一种“波罗与中亚”，两种艺术融合的流行风潮。

所以，他在鸿篇巨著《梵天佛地》里将这一类艺术风格，命名为““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亚。需要注意的是，图齐笔下的“中亚”指的就是于阗。[8]

现在去到艾旺寺，依旧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塑像，但当年图奇亲眼所见，写有“李域”题记的壁画，已经完全损毁，难觅其踪了。

不过，寺里那些残损的塑像真的无比精彩。他们高大的头冠、恬淡的面容、厚重肥腻的衣纹、排列整齐的团花图案，以及佛像脚上的长靴，都时时刻刻在告诉我们，西藏是一处文化交融之地，这种兼容并蓄的杂糅，成就了西藏之美。

艾旺寺塑像_张超音（拍摄）

艾旺寺塑像_李希光（拍摄）

艾旺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座小寺院，每次去西藏我都要去看看，哪怕是绕道也要去瞅一眼。

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队里一位北京的老先生，见到残破的塑像，不仅潸然泪下。当时我就问，他是这么美的塑像，为什么不好好维修一下。我当时说：“再好的维修，也会损失历史的印记。我们要做的是见证历史，而不是去修改它，掩饰它！”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中国的审美是在走下坡路，西藏如此，中原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了维修过的那些文物的心情，只能用暴跳如雷来形容。

我宁愿这些文物，像我们一样慢慢得老去。这就是每次我都要去看看艾旺寺的原因，每次去了看到依旧残破的塑像，我都会暗暗庆幸，“吾已老去，汝尚依旧，幸甚！幸甚！！”

好啦，这期就先讲到这里，下期咱们接着来讲于阗与吐蕃的关系。

参考书目：

[1]、《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_沈琛；

[2]、《柱间史》_阿底峡（著）卢亚军（译）；

[3]、《藏文文献中“李域”(1i—yul，于阗)的不同称谓》_丹曲，朱悦梅；

[4]、《9世纪于阗的法灭故事》_朱丽双；

[5]、《从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管窥吐蕃佛教的传入》_德吉卓玛；

[6]、《藏传佛教寺院考古》_宿白；

[7]、《浅析早期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风格及其特征》_白日·洛桑扎西；

[8]、《艾旺寺雕塑研究及其艺术风格分析》_张亚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