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周进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3、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6、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7、沈琼枝

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



扩展资料：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体现哪些中国古代士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人格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历史过程 ，其整体趋势是逐步扭曲和下滑。

《儒林外史》着墨于写士 ，在科举制度驱使下 ，八股士、假名士们灵魂被腐蚀 ，人格遭扭曲 ，沉沦为儒林丑类。

虽然作者为探索士人出路 ，企盼理想人格 ，设计了高隐、真儒、奇人等形象 ，但终究不免苍白、无奈和虚幻 ，昭示了封建末世无可药救的衰落 儒林外史 - 清代吴敬梓所著长篇小说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清朝小说家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儒林外史》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

它通过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强烈地抨击了罪恶的科举制度，并涉及了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等等，客观上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

否定、鞭挞科举制度，谴责官僚集团，揭露封建礼教，同情人民群众，这样一些内容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名著。

被科举制度害得精神失常、心理变态的范进；本是贫寒青年，但在黑暗社会的熏染下逐渐腐蚀变质，抛弃糟糠之妻，成了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的匡超人；掠夺他人的土地，霸占寡妇的财产，专靠欺诈哄骗饱食终日的严贡生等人物形象，是中国讽刺文学中最早出现、最具影响的艺术典型。

《儒林外史》还写了一些下层人民，表现了作者对他们深切的同情和热爱，颂赞他们正义、朴实的高贵品质和非凡的才能。

鄙视功名的王冕，真诚善良的伶人鲍文卿，淳朴的农村小生产者卜老爹和牛老爹，便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文学中的精品，作者擅长运用典型情节，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

语言准确、精炼、形象，具有讽刺效果。

《儒林外史》由多单元组成，每个单元既有联系，又可单独存在。

这种特殊的长篇结构，对后人颇有影响。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花福羔凰薏好割瞳公困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

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儒林外史》中的主要人物及相关情节

1、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

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

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2、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

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

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

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3、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4、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

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

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

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

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是一个轻视礼教的人，他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国社会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图，又是中国十八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风俗画卷。

《儒林外史》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们却能够从中探究得到丰富的商业文化资料。

在过去的历史里，“重农抑商”一向是政府所为，而人们心目中“士农工商”，商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古训则是荡然无存，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晋商当中更是构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

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

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的风气，并蔓延全国。

至于这些从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们大致能够察觉到有这么三类，一是做盐商的：万雪斋、宋为富等人经营盐业，获利极厚，更以金钱结交权贵，仗势欺人；二是当典当的：毛二胡子狠毒抠门发家致富。

而其中五河县的方乡绅则“开典当引盐”，成一方首富，以钱通神；而还有一类则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务养家糊口的，如周进即是当了一回记账，之后哭得死去活来才得了商人们凑的二

《儒林外史》浓墨重彩写儒生，你从何处看出吴敬梓的讽刺功底？各位，这个话题非常好。首先，它涉及到的是平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经常讨论的话题，属于社会热点话题，比较接地气，也比较能引起大伙儿的共鸣。其次，这个问题具有科普的性质。我们知道，作为文字工作者，其职责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阐述事实，澄清谬误，引领社会舆论，起到为大众发声，为正义呐喊的作用；第二，文字工作者应该宣扬正确的价值导向，弘扬正能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字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自己具有传道、解惑的职责，为百姓做好科普工作，是我们的应尽职责。

今天的话题，正是具有科普价值的，所以是个好问题。小编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儒林外史》是一部出色的讽刺小说。作者运用夸张、对比、细节描写等手法，揭露和嘲讽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丑恶现象和封建末世的衰颓风气。如小说中刻画范进因中举而迷了心窍，喜极发疯的丑态，是作者对范进作夸张变形的讽刺，以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使作者对范进的性格、行为和心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如作者运用强烈的对比刻画胡屠户。范进中举前，向胡屠户借盘缠考乡试，被他“一口淬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态度横蛮；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在他回府途中低着头，频频替他拉直衣裳后襟，态度恭敬。作者写胡屠户的前倨后恭，对比鲜明，讽刺有力。

再如细节描写，作者写范进读报帖时，“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知道自己真的“中了”，竟欢喜得发了疯，拍手大笑，满街飞跑，弄得披头散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一只，口中狂念“中了！中了！”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摹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疯态，讽刺范进热衷功名，科举制度扭曲人性。5、作者把当时社会上一般读书人热衷功名、醉心富贵的特征都统摄在范进这个人物身上，并运用讽刺手法予以揭露、批判，旨在抨击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荼毒，同时反映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