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张漫子

20世纪30年代，4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就置身于敌人预先布下的天罗地网。张艺谋首次执导的谍战片《悬崖之上》的故事由此开始。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有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仅有196万名，其余绝大部分英雄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与世长存。

这一次，张艺谋没有选择革命战争年代家喻户晓的历史英雄人物，而是将镜头对准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用120分钟跌宕起伏的故事告诉观众：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将生还的希望留给同伴，是中国英雄的生命选择。对于中华民族的众多无名英雄而言，比活着更重要的是为何死去。

立足人民史观的“群像化”英雄

对于战争来说，情报就是“眼睛”和“耳朵”，是殊死较量的隐秘战场。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华夏儿女英雄辈出：“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工之王李克农，与魔鬼打交道的红色特工潘汉年，情报战线传奇人物钱壮飞，“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摁住敌人脉搏”的红色特工沈安娜，截取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的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

电影《悬崖之上》书写的是4位无名英雄。电影打破了以往谍战戏的表现手法，没有以过多镜头刻意展现当时特工使用的技术，或应用电报密码等传统谍战元素，而是依靠人物塑造及其情感推动后续情节的发生。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刻画的“革命英雄”“神性英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武侠英雄”，《悬崖之上》立足人民史观，以群像化方式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共产党特工形象。片中的每一位特工都有属于自己的叙事线和感情线，同时又通过亲情、爱情、战友情等复杂的情感关系实现角色之间的串联。

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商业类型，谍战片应具备怎样的要素？悬念、人性、理想、信仰，这几乎是所有同类型题材影视剧的成功要素。然而，站在建党百年这一重大历史节点，《悬崖之上》更动人心魄的，莫过于其对中国新英雄观的塑造。

与近些年国产新主流电影中的英雄塑造相比，它的主角不是一位战无不胜的超级英雄，而是一群有着血肉之躯、有着人之常情的凡者面孔，却依然能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群体英雄。影片虽未贯穿着高密度的实战打斗，却更彰显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雄品格——侠义、忠诚、不屈不挠。

“英雄”的赋魅与祛魅

古今中外，英雄是经久不衰的主题。我国古代有“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有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在西方，从古希腊神话诸神到中世纪骑士精神，对英雄的向往和崇敬，几乎流淌在每一个民族的血液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创作者始终为本民族的“英雄”，寻找和制作与时俱进的符号文本。

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艺术创作宝藏里，英雄的形象塑造贯穿始终。《山海经》中，许多中华民族的英雄神话流传至今。明清时期的传奇和小说中也不乏英雄主义的文本。《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身上具有的品格和精神一直鼓舞着华夏子孙。

历史推进到近现代的电影艺术。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把老黄忠的英雄气概刻进胶片，到新中国拍摄的《英雄儿女》《董存瑞》《英雄虎胆》《小兵张嘎》等影视作品中凸显的革命英雄的形象，以及香港武侠电影里的李小龙等功夫巨星塑造的侠胆英雄，人们对英雄的定义和注解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雄的赋魅是多数影片的创作选择。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了电影纪实风格的传统，打破了40年代以蒙太奇为主的电影语言模式。当时的电影局长陈波尔说：“提倡在纪录片的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这一时期银幕上出现的大多是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影片，纪实性强，塑造出许多传奇的英雄人物形象，如董存瑞、刘胡兰、张嘎、李玉梅等。

“为了新中国，前进！”银幕上，当董存瑞手举炸药包高呼时，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如“神”一般高大、威猛、无畏，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英雄形象，而人物性格的其他层面瞬时淹没在这种神性的光辉中。这体现了当时的英雄观：思想高尚、大智大勇、无私奉献、无所不能，总是在危急关头作出正确的判断，果敢救民于水火之中，最终赢得斗争胜利。一部分英雄人物的形象脸谱化、浅表化，缺乏足够的世俗性和人伦常情，更多呈现为一种“革命化”的“符号英雄”。

“超人”英雄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得到扭转。至80年代，在电影中人性开始复归，英雄观出现变化。这一时期的影片以塑造“人”为前提来塑造英雄：英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英雄。

例如，电影《小花》（1979年）开创了以“人”的标准塑造英雄的先河。虽然沿用的还是主流意识形态叙述，但突出了赵永生、赵小花和何翠姑的兄妹亲情，阐释了“英雄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此后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将这一特色再度深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传统的一元化英雄观逐渐瓦解，对于“什么是英雄”，不同人给出不同答案。深埋在人性深处的善良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性。

英雄的形象，在新的历史时期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主题上。“草根英雄”就诞生在这五彩的绚丽中。《可可西里》（2004）、《天狗》（2006）、《落叶归根》（2007）等影片展现的就是生活在世俗欲望中的普通人不普通的事，他们因对自己理想的坚持和执着得到了认同和赞誉。

2020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岳月伟 摄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不断重新反思历史，对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有了再定位和再解读。这些新的看法对曾经固化在人们意识中的英雄形象给予了新的注解。影片《英雄》（2002年）中，观众看到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士不惜舍弃个人性命主动放弃刺秦，促成秦始皇统一大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释了英雄的含义：为了天下一统和苍生幸福，放下私怨。以《集结号》（2007年）为代表的战争片，对过去的战争做了新的解读，对历史和英雄的关系做了再探讨。

黑格尔在分析荷马史诗的英雄人物时曾谈道：“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这里的“完满的有生气的人”并非是指完美的人，而是人性丰富性的呈现。

在中国影视艺术不断向前的发展中，英雄形象从高高的神坛一步步回归到真实的生命，返璞于现实的人生。与此同时，影视剧也出现了片面怀疑英雄、任性解构英雄甚至污蔑英雄的不良倾向。

《悬崖之上》则尊重英雄、相信英雄，倾力塑造真实、立体的英雄。它特别将目光投向“人”的情感：英雄也有不能割舍的情感牵挂。一对地下党夫妻，约定活下来的那一个去找回孩子；一对相爱的革命恋人，为了任务顺利完成，只得将儿女情长抛在身后，告别恋人，把思念留在心间。这些细节将人性的光辉与崇高的信仰有机结合，写就一群人的史诗。

中西英雄主义分野

什么是英雄主义？根据《辞海》的解释，英雄主义是指“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而英文韦氏词典将英雄定义为“因伟大或勇敢的行为或优良品质而受到尊敬的人”。

于是可以看到，我国的英雄形象大多强调牺牲精神，而西方的英雄形象常常因凸显个人的行为和品质而受到尊敬。好莱坞典型的西部牛仔电影里英勇无畏、敢于冒险的英雄人物大多以个性鲜明的个体形象出现。“漫威”宇宙打造的也是一个个超越现实的救世英雄。超级英雄在西方民主制度和文化中培育，在大众文化结构中被不断抽象，在商业运作的推动下，成为西方民主制度与反民主思潮、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织的产物。

例如，追求个人自由和向往家庭这个主题一直贯穿电影《亚瑟王》始终。亚瑟和他的兄弟在战场上一次次出生入死，其动力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换取自由。

相比之下，《悬崖之上》立足于人民史观塑造了不畏牺牲、忠诚果敢的英雄群像。“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这句给每位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台词，恰恰体现了特殊时刻下，中国共产党人怀有的牺牲精神。片中的共产党员勇于牺牲的动力之源正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

当西方影视作品通过“西方英雄主义解释范式”将英雄抽象为西方普世价值的“特定符号”的时候，中国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凸显的是民族精神和人民至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标记一个时代的，往往是人们的普遍信仰；定义一个民族的，往往是对民族特质的集体认同。影片里的英雄虽然是过去的历史英雄、革命英雄，但也是文化英雄、当代英雄。

历史迎来建党百年。百年来，从“五四精神”“抗日精神”“长征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无不说明，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英雄是人民的英雄。从人民史观出发，中国的英雄就是人民历史所凝结的民族精神的集中性人物化表达。未来，我们的影视作品理应重拾这些百年积淀的民族精神品格。

与缅怀英雄、崇敬英雄同样重要的，是将我国民族英雄身上彰显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集体主义英雄气概通过中国故事的讲述传播开来。时代呼唤更多人民英雄的“群像谱”，更多表征国人精神风貌的符号，传播中国英雄形象，凝聚民族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