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了同盟国的行列，与美、英、苏等国结为战时盟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中国抗战得到的外援急速增加，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较大的提升。

同时，由于美、英、苏各有自身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在与同盟国联合抗击日、德、意法西斯的过程中，又不断与同盟各国发生种种冲突，引起了一系列交涉。

史迪威事件是在什么事件背景下展开（史迪奇事件）

战时，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个目标。其一，利用中国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实际上是依托中国战场来拖住日本，减轻其在太平洋战场所受的压力，使其能首先击败德国，再打垮日本。

其二，以援华为手段，在远东扶植一个亲美的“强国”，代替日本的位置，“在远东为和平、战后的稳定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发挥有效的影响”，既抗衡苏联对亚洲的扩张，也削弱英国在亚洲旧有的殖民影响，这是美国推动和坚持中国成为“四强”国家的根本原因。

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美国就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

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占领和控制着广大的敌后区域，并从战略上包围着相当多数的侵华日军，使日军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美国官方不可忽视的政治实体和抗敌力量。

其二，抗日阵营内部，国共两党的压制与反压制、防范与反防范、摩擦与反摩擦越演越烈，已发展至严重的军事对峙，存在着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局稳定，而且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在美国人看来，国共冲突发展下去，不仅将使中国国家利益受损，使日本侵略者得益，而且也会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

其三，随着美国援华力度的不断加强，美国人对重庆政府的抗日态度和执政措施的不满日益加深。在他们的心目中，国民党的独裁、失职与共产党的民主、廉洁、效率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国民党竭尽全力把中共描绘得一无是处，一再警告美国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但是美国人，尤其是驻华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对于战斗在穷乡僻壤而保持神话般活力的中国共产党人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

加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调处国共关系，逐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分析美国政府的动机主要有两点。

第一，“共产党军队可能对我们的战争努力产生积极的军事价值”，中共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满洲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会因为俄国加入对日作战而大大加强”。

第二，出于对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考虑，“一旦日本战败，共产党将稳居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处于日军撤出的绥远、热河和满洲真空地带的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他们得到的来自俄国的支持，国民党要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国共内战将会引起中国的革命，其结果会“使中国共产党远远超出他们现在所追求的温和民主的范畴”，“更趋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两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将会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后不久，部分美国驻华官员就主张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建立军事上的联系，扩大对华抗日合作，并设想这种军事合作至少能为白宫判定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方案提供有用的情报。

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中国通”们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美国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团，以便于制定对待国共关系的积极对策。

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肯定了上述意见，并指出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

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意欲介入国共关系，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将其政治目光和战略需求投向整个世界，实现了从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转而向全方位开展对于包括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外交活动的战略方针重大转变。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我军党内的“国际派”逐渐失势，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已不再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相对有所减弱，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外交上日趋成熟。

第二，我军领导已经注意到，在制约国民党当局的各种国际力量中，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大于苏联。苏联在推行其国际战略时的民族利己主义做法，逐步引起中共的不满。

抗战开始以后，苏联差不多将全部对华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对于我军的支持非常有限。

皖南事变后，苏联采取息事宁人态度，而美国出于动员中国全部力量抗日的战略考虑，却对国民党当局施加了比苏联更为有效而且有力的压力，这使我军领导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西方国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力，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开辟了中共外交战略和政策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第三，战争后期，美国出于尽快结束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考虑，强化了直接介入国共内争的政策，这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带来了机会。

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利用国际力量预防和制止国共之间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而且有可能推动美国以某种形式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与美国订立协议，使中共领导的军队得到一定比例的美国援华物资，从而为战后中共与美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奠定基础。

1942年5月，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在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

11月，周恩来等我军领导在与美国驻华官员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有可能改善当前国共关系恶劣局面的唯一的力量；说明中共军队作为对日战争的参加者应当按比例得到美国的租借物资。

1943年3月，当周恩来获悉美国有派遣官员访问我军控制区的意向后，立即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共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在那里工作。

中共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争取与美国建立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系，二是要求合理分配美国援华物资，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与国民党谈判的地位，在经济上争取得到美国的援助，在军事上进一步壮大自身力量，在外交上开启走向世界的新历程。

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大惨败，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全面的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介入调处国共关系的力度，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成为美国解决中国战场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

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向蒋介石再三表示对于国共关系的关切，明确提出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希望，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军派遣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

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迅速完成了军事观察组的组建工作。其使命是获取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有关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提供共产党扩大他们战果最有效的办法”，并协助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同时，此举也是美国政府为阻止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挽救中国战场危机而作的一种努力。

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共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组长由“中国通”包瑞德上校担任，谢伟思、卢登任该组政治顾问，其他成员包括航空兵军官、陆军军官、军医、技师、海军军官和信号兵等。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获悉美国将派遣军事观察组的消息后，立即报告延安。中共中央为此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明确表示欢迎态度。

南方局进一步了解了美军观察组的人员组成、赴延安日期以及他们的真实意图，及时报告延安，使中共中央在接待时处于主动地位。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颂美军观察组与中共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期待美军观察组冲破国民党封锁来到延安，将认清国共关系真相。

美军观察组在中共帮助下，迅速分批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广为收集各种情报，在2个月内向美国军部成功发送112份报告，其中绝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如华北、西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和经济状况、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实力、布防、作战部署、训练状况等。

更为重要的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通过与我军领导的深入接触，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他们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若干重要主张，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们高度评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指出：“东京的报纸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10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

“他们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搜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合作，在木克上尉的监督下，许多小型无线电台和指挥行动的仪器被送往共产党控制区的边缘部分，惊人的、大量有用的报告一旦通过小型无线电台发出，延安就能收到”，表明双方的合作十分融洽。

同时，中共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努力也通过美军观察组取得了若干进展。

8月下旬，我军领导发现，在美国正式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情况下，要求美国外交承认身份不大可能，于是，迅速将工作重点放到争取美国军火援助上来。

我军领导的想法与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谢伟思等人认为：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应从提供其极度缺乏的基本军事装备开始，并辅之以对使用这些装备的训练”。

这样做，不仅对战争将会起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将会得到中共军队的各种掩护和情报帮助，而且将迫使国民党放弃武力解决国共矛盾，在政治上实行改革，从而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得到了史迪威的赞同。

9月上旬，中共中央一方面命令沿海各部队，迅速向京、沪及华北各地发展，特别要在沿海一带广泛地开始游击战争，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建立各种秘密的情报和联络机构，以迎接美军的登陆作战，争取实现中美联合作战；

另一方面，又指示驻重庆代表向美国史迪威和赫尔利特使提出：“根据我军历年抗战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50万正规军，200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全部援助数量的1/2的比例，至少应得1/3的比例”。

后又指示在与美方交涉时，不提1/3，只提1/2，“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平分美国租借物资的要求，与政治上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军观察组从10月开始，先后策划了一系列与中共联合作战的军事行动计划。如谢伟思曾秘密建议美国用缴获的德国武器援助中共，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交换，令其在江南地区发动攻势作战。

后美军观察组又秘密制订了“连云港计划”（空投支援中共在山东的部队）、“伯尔德计划”（为2万5千中共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并加以训练）、“麦克卢尔计划”（美国空降兵部队在中共军队支持下在山东沿海登陆作战）等。

由于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以及中共与美国驻华部分官员双方的努力，美国政府曾经存在与中共建立正式关系，并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公正处理国共关系的可能。

但是随着1944年9月6日赫尔利的访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逐渐偏向扶蒋的方向，其转折点就是震惊中外的“史迪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