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作者陈寿，西晋史学家。《晋书·陈寿传》载：“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入晋，张华“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后杜预再荐之于晋武帝，“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卒，享年六十五岁，据此上推，陈寿生年当在公元233年。

陈寿一生，未能获得高官显宦，一是他生于乱世，三国鼎立，他作为蜀汉亡国臣民进入曹魏和西晋，机遇自然不能与北方士人等列；二是陈寿生活上一些小节疏于检点，受到世俗讥议，影响官运通享，未免令人惋惜。例如他在居父丧期间，有病，让奴婢调制药丸，被认为有违封建礼仪。入晋之后母死，陈寿已移居洛阳，按母亲遗愿葬于洛阳，没有返乡安葬，也受到贬议，影响仕途。

至于说陈寿利用修史之便，收人贿赂，又涉嫌曲意贬抑诸葛亮，乃是无稽之谈。在《三国志》中，诸葛亮传是一篇大传，也是一篇优秀名篇。陈寿第一个整理了《诸葛亮集》，是传颂诸葛亮的功臣。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议，说诸葛亮治国为长，可与管仲、萧何相比肩；应变将略为短，是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合于实录，且又是相较而言，十分中肯。陈寿仕蜀，不附炎黄皓；入晋，一度为本郡中正，事实证明，陈寿能成为一个良吏，大节无亏。

陈寿三国志原文及翻译（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原文及翻译）

陈寿是一个天生才子，少小受到名师谯周栽培，二十余岁成为蜀汉观阁令史，已有声名的青年才俊。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南部县西北）人，三国时著名的学者，著有《古史考》等书。仕蜀晋两朝，在蜀官至光禄大夫；仕晋，终散骑常侍之任。

陈寿能成为大历史学家，得益于谯周的悉心教授。《华阳国志·陈寿传》记载说：“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陈寿在谯周门下，打下了厚实的经学与史学基础，精通《尚书》、《春秋三传》与《史记》《汉书》。聪明睿智又善于写文章，这些是陈寿撰写《三国志》成为良史的主观条件，也是必备的条件。

蜀汉亡于后主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陈寿时年三十一岁。两年后西晋代魏，陈寿年仅三十三岁，正当青春展翅之时，得到西晋司空张华的赏识，举为孝廉，领本郡中正的历练，迁佐著作郎，成为西晋史官。后出补平阳侯相。秦始十年，公元274年，陈寿四十二岁，在平阳侯相任上，由于本中书监荀勗和中书令和峤的荐奏，奉敕整理诸葛亮集，成书凡24篇，十余万字，由是成名，复入为著作郎，为陈寿撰述《三国志》创造了条件。

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国为一统，改元太康。时陈寿已四十八岁，进入盛壮之年的后期，无论身心阅历和文字功力均已成熟。《三国志》修撰提上议事日程。《华阳国志·陈寿传》载：“吴平后，秦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陈寿何时成书，史缺无载。陈寿卒于公元297年，死前又遭贬议，在家闲赋数年，假定为五年，则陈寿辞官在292年。从平吴的280年到292年，即陈寿四十八岁到六十岁之间共十三年，在此期间，陈寿历经十余年完成《三国志》当无大误。

张华曾有《晋书》当付与陈寿修撰之说，可证陈寿写《三国志》正是在他的著作郎任上，是奉敕修撰，是个人执笔所修官书，如同司马迁为太史令修《史记》，具有各方面的修史条件。

已往学术界认为《三国志》为陈寿在家闲赋时所撰私史，是一大误会。

《晋书·陈寿传》记载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上奏晋武帝，依汉武帝诏取司马相如家居所著书故事，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写其书”，依此推断陈寿在家所写为《三国志》，这是误读。请看《晋书》所载范頵奏表之言，曰：“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彩录。”若《三国志》为陈寿家居时所撰私史，范頵何得来“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云云。

又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可见《三国志》早在陈寿死前已经完成并传于世，范頵得以见之。范頵上奏，是请晋武帝下诏到陈寿家中抄取他在家所著其他书。当时陈寿所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部著旧传》十篇等等。由于《晋书》的一句交待含糊，即“愿垂探录”，未交待采录何书，导致误读。在此，予以正之。

陈寿生活在三国后期，入晋，为魏晋时期人，他写《三国志》，可以说是当代人写现代史，许多事耳闻目睹，身临其境，识见端正，写的都是信史、实录，这是一部良史的基础。

一个人亲身经历有限，更多的史和事，还是要凭藉资料。陈寿所写《三国志》，《魏书》《吴书》史料比《蜀书》更为丰富，陈寿是蜀人所写本国史的内容反而不如《魏书》《吴书》丰满，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一部良史的完成，不是一人之力所能胜任，要占有盈天地之间的资料，方能成功。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均设有史官著述，蜀国没有。陈寿在《蜀书·后主传》史评中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蜀国不设置史官记述，诸葛亮应有责任，受到陈寿的批评。魏、吴两国皆设有史官记述。

据《史通·正史》篇载，魏黄初、太和中，即命卫觊、缪袭领衔修史，经年未成，又命韦誔、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继修，最后由王沈勒成《魏书》四十四卷（《隋书·经藉志》作四十八卷）。这是官修的魏史。此外，还有鱼豢撰纪传体《魏略》五十卷，记事止于魏明帝。

在吴国，孙权末年始命丁孚、项峻撰《吴书》，其文粗鄙不足观。吴少帝孙亮更命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人撰述，最后由韦曜完成《吴书》五十五卷，（《隋书·经籍志》作二十五卷。

陈寿的《三国志》，魏、吴两国有诸多资料凭籍，所以《魏书》《吴书》内容比《蜀书》丰富。蜀国无史官记述，恰好陈寿是蜀国人，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陈寿以良史之才，凭藉当代人所写国史资料，综合为一书，这是《三国志》成为良史的客观因素。王沈、鱼豢、韦曜都是古代魏晋时的著名历史家，他们为《三国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陈寿又可谓生逢其时。

由于陈寿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所写《三国志》成为一部良史。《三国史》书成，不胫而走，得到了当时人的好评。《晋书·陈寿传》记载：“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已书而罢。”司空张华更是深深赞许，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前已述及，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郞范頵等上表奏请朝廷收藏陈寿所有著作，特别称赞《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于是《三国志》成为国家认可的正史，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