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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完成统一新疆的大业，是汉、唐、元诸朝以来，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朝统一新疆的大业虽然是在乾隆皇帝的领导下最终完成的，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为统一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朝再度统一新疆，不仅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的西北边疆，促进了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推动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还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清朝统一战争地图（清朝统一战争死了多少人）

关键词清朝新疆统一大业多民族国家

作者王希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代成，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联系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9号兰州大学一分部衡山堂4楼，邮编730020。

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统一新疆的最后一战伊西尔库尔淖尔之役胜利告终，至此，清朝完成了平定天山南北、统一新疆的大业，改变了自明中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北划嘉峪关而治的局促局面。清朝统一新疆，是继汉、唐、元诸朝统一新疆之后的又一次大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不断加强与完善，新疆各民族社会不仅再度与内地社会运行在同一政治轨道之上，其与内地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自乾隆朝统一新疆以来，人们对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及历史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清代学者赵翼、徐松、魏源等人曾在《皇朝武功纪盛》、《新疆识略》、《圣武记》等著作中探讨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历程，并从疆域的开拓、边疆地区的稳定等角度，论述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民国时期，曾问吾、顾颉刚、史念海等学者也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中国边疆沿革史》等著作中就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及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论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更是在清朝统一新疆的相关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从边疆理论、史实考订、历史意义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推进与深化了人们对清朝统一新疆的认识。

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及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笔者认为有必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乾隆朝统一新疆260周年之际，回顾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背景，考察康、雍、乾三朝对统一新疆的历史贡献，探讨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清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与成效，认识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边疆地区的历史事实与深远影响，认识我们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传统与发展趋势。

一、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背景

清朝统一新疆，是在新疆与内地长期保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及汉、唐、元诸朝相继对新疆行使有效管辖的背景下，我们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朝正是由于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才最终得以完成了统一新疆的大业。

新疆古称西域。西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等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史称此次出使为“凿空”。其实，早在先秦三代时期新疆就已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器，证明早在张骞出使千年之前的商代武丁时期，和田的物产就已运至中原并为贵族们所喜好。而先秦文献如《穆天子传》、《山海经》中对“昆仑”、“玉山”、“流沙”、“泑泽”等山水的记载，也表明当时中原人已对新疆地理有着具体的了解和比较清楚的认识。

如果以中央政府设官建制、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作为统一的标志，相较于我国东北、北方以及西南（主要指西藏）等边疆地区，新疆则更早地统一于祖国。而之所以如此，是与这一地区在中西陆路通道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密切相关联的。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内乱，在西域的日逐王降汉。汉朝随即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开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西域都护既护南道诸地，又护北道诸地，秩比二千石，是汉朝在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其属下机构官员有戊己校尉、伊循都尉、屯田校尉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政管理系统。故史称自西域都护开府，则“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汉一代以迄新莽，出任西域都护者计十九人，自郑吉之后，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孙建、但钦、李崇等开府西域，护理诸国，开设屯田，稳定了当地局势，维护了统一局面。后因新莽改制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新疆复为匈奴所据。但匈奴控制新疆后“敛税重刻”，西域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明帝永平年间，随着东汉北伐匈奴，中央政府再次开始经营新疆。东汉一代，新疆与中原三绝三通。当开通之时，西域都护（后改西域长史）建旌龟兹（今库车境内），属下之戊己校尉、伊吾司马等分领官兵屯田，互为犄角。东汉西域都护（西域长史）中之班超、班勇父子，不仅为维护统一局面建功立业，同时也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爱戴。

两汉对新疆的统一和长期有效的管辖，增强了新疆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曹魏时，以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这一时期，中原政权在“西域虽不能尽至”，但“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疎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其后前凉、前秦诸政权，亦曾依两汉旧制，设西域都护、西域长史、戊己校尉等职管理新疆，册封新疆各地首领并接受其朝贡。值得一提的是，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自汉代以来即为驻军屯田之地，汉人在此留居生聚，渐成规模。前凉更是曾于晋咸和二年（327）“置高昌郡，立田地县”，将郡县制度推行到新疆东部地区。至北魏时，敦煌人张孟明、金城人麹嘉等又先后于此建立了高昌政权。

继两汉之后，强盛的唐王朝对新疆的管辖与治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贞观十四年（640）交河道总管侯君集率军平定高昌麹氏政权，郡县其地。同年，唐朝设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今吐鲁番境内）。永徽二年（651）瑶池都督府（治所莫贺城，在今吉木萨尔西）都督阿史那贺鲁反叛，唐朝历经六年始将其平定。为加强对新疆的管辖，显庆三年（658）唐朝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在其后升格为大都护府。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唐朝又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今吉木萨尔）。景龙三年（709），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

较之前代，唐朝对新疆的管辖又有进一步之发展。在新疆东部，唐朝实行了与内地划一的州县制度，设立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下辖12个县。中央政府在这里推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乡里制等制度。在新疆其他地区，唐朝则实行军镇与羁縻府州相结合的军政管理体制，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为最高军政管理机构。安西、北庭大都护为唐朝从二品大员，其下设有副大都护、副都护、长史、司马等职，品秩自三品至五品不等。唐朝极为重视对新疆的管辖与治理，正因为如此，唐代新疆的历任主事边将如郭孝恪、王方翼、郭元振、杜暹、高仙芝等，多为才干优长的著名将领。肃宗李亨即位之前也曾遥领过安西大都护，由此更可见唐朝对新疆之重视。相较于上述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的各级官员，两大都护府辖下的都护府、都督府等羁縻建制的长官，则主要由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如瑶池都督府都督阿史那贺鲁、昆陵都护府都护阿史那弥射、濛池都护府都护阿史那步真等均为西突厥室点密可汗后裔。为了维持新疆的稳定与丝路的通畅，唐朝还在安西、北庭辖境内要地，设有军、镇、守捉等军事机构。如其在朅盘陀地方（今塔什库尔干一带）就设立了葱岭守捉，专事扼守西行要道。唐朝在各要地的驻军有大、小之分，“大军万人，小军千人”。开元中，中央政府在新疆驻军4万4千人，其中安西驻有2万4千人，北庭2万人。为了解决驻军用粮，各军镇广开屯田。据史料记载，安西开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伊吾1屯、天山1屯。每屯以50顷计，亦当有近30万亩。盛唐的管辖与治理不仅维持了新疆的稳定与安全，也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天宝中，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调河西、新疆驻军前往平乱，吐蕃乘势而起，陷没河西，断绝安西、北庭留守官兵与唐朝的联系。尽管如此，当地官兵继续坚守，直至德宗贞元年间，安西、北庭才最终陷于吐蕃。至唐末，北方游牧民族回鹘迁居新疆，与当地土著融合。五代十国时期，新疆喀喇汗王朝、大宝于阗国、高昌回鹘等政权，皆与中原保持密切的联系。12世纪初，辽宗室耶律大石率众西行，进入新疆并建立辽政权，史称“西辽”或“喀喇契丹”。大石称“天祐皇帝”，建元“延庆”，沿用辽朝旧制。

新疆再次统一于中央政府，是在蒙元时期。13世纪初，蒙古兴起。1218年，蒙军攻灭西辽，追杀西辽僭主屈出律于葱岭，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皆为蒙古所有。其后，蒙军又攻破中亚花剌子模国，收服布哈拉、撒马尔罕等中亚名城。成吉思汗定四子封地后，新疆分属其次子察合台与三子窝阔台，唯高昌回鹘亦都护归服最早，得许仍辖其地。蒙哥继大汗位后，为加强对西北诸王的控制，在中亚设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在新疆设别失八里等处（今吉木萨尔东北）行尚书省。忽必烈即位后，不仅在阿力麻里（伊犁霍城）等处派驻军队，也在别失八里设置了镇北庭都护府。此外，元朝还曾在新疆设立过宣慰使元帅府、北庭都元帅府等机构。元朝在新疆实行统一的军政管理和赋税制度的同时，不断调集新附军赴别失八里等处屯田，并在新疆各地设立驿站，加强其与内地的联系。

元朝灭亡后，新疆各地大多处于察合台后裔的控制之下，他们各据一方，互不统属。明代前期，中原王朝曾在新疆东部设立了哈密卫。作为明朝在嘉峪关外直至新疆东部设立的关西七卫之一，哈密卫成为中原王朝控制新疆的前哨重地。但在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吐鲁番势力兴起，不断侵扰哈密。明朝疲于应付，遂放弃哈密，据嘉峪关以自守。此后，新疆诸地方势力与中原主要通过对明朝例行的京师朝贡贸易以及在甘肃等地进行的互市贸易保持联系。明朝对新疆的控制相对松弛，远逊于汉、唐、元诸朝。

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统一新疆的历史贡献

明朝据嘉峪关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控制新疆的局面，在康熙中期才被打破。而清朝统一新疆的大业，则最终完成于乾隆年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为统一新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康熙朝对统一新疆的贡献

明清交替之际，新疆天山以南为察合台后裔统治下的叶尔羌汗国地方政权，天山以北则被准噶尔等卫拉特诸部所控制。当时中原动乱，道路不通，但新疆地方首领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并未减弱，他们依然力求与中原王朝保持通贡贸易。如“哈密卫畏吾国都督帖木儿卜喇等，于明季入贡，值寇乱劫去贡物敕印，寄居肃州”，贫困不得归。不久，叶尔羌汗国等地的统治者们得知崇祯帝自缢、清军入关的消息，即决定认庙不认神，奉清朝为正统，遣使致贺通贡。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陕西总督孟乔芳奏报到京，称：“回回国、天方国表贺平定燕京，来贡玉石等物”。顺治皇帝“命察收贡物，仍谕督臣将贡使安顿馆驿，加意抚恤，以称朝廷柔远至意”。顺治三年（1646），南下进入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使人赴京入贡，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等也联名奉表贡，“附名以达”。次年（1647），准噶尔部使者赴京朝贡，顺治皇帝命赐宴于礼部，并遣官员宰桑古尔、侍卫乌尔滕持敕书赴准噶尔牧地，谕抚巴图尔珲台吉。但新兴的清朝忙于对付南明与农民军联合的反清斗争以及随后爆发的三藩之乱，只是继承了前明与新疆各地方首领的贡使关系而已，尚未开始对新疆的进一步经营。

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噶尔丹继任准噶尔部首领后，不仅统一了天山以北的卫拉特诸部，还兼并了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汗国，使得准噶尔部的实力大为增强。当时，漠北喀尔喀蒙古内讧，势弱之札萨克图汗求助于噶尔丹，使局势更为复杂。康熙皇帝数次派出理藩院尚书等官员会同五世达赖喇嘛所派高僧进行调解，但未能奏效。康熙二十七年（1688），爆发了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的战争，噶尔丹取胜后南下侵入漠南蒙古牧地与清朝开战，使北部边疆地区陷入战乱之中。康熙皇帝三临朔漠，御驾亲征，最终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漠北昭莫多地方歼灭噶尔丹主力，稳定了北部边疆局势。平定噶尔丹之乱的军事行动虽然在北方蒙古高原上进行，但康熙皇帝已经开始关注新疆的统一事业。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统一新疆的进程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序幕，为其后乾隆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康熙皇帝确定与实施了卓有远见且切实可行的边疆民族政策和管理制度，对喀尔喀蒙古和新疆东部的哈密加强了管辖，使得当地民族成为清朝可以依赖的军事力量。在北部，喀尔喀蒙古各部战败，南下投奔清朝，清朝通过赈济安置等措施予以救援。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清朝于多伦举行会盟，在明确内讧的责任后，康熙皇帝保留了喀尔喀三汗汗号，但改革其旧制，废除济农、诺颜等旧号，改授清朝爵位，并推行札萨克旗制，编旗设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管辖。在西部，清朝对噶尔丹控制下的哈密维吾尔人实行招抚政策并取得了成功。三十五年（1696），哈密维吾尔人首领额贝都拉率部归附清朝，清朝保留其达尔汉伯克的旧号，授其一等部长，对哈密维吾尔人编旗设领，实行札萨克旗制。对喀尔喀蒙古各部及哈密维吾尔人救援招抚等项政策的成功实施与实行扎萨克旗制、加强管辖的顺利进行，使得清朝对新疆的实际控扼前防在北面直抵喀尔喀蒙古西部的阿尔泰山一带，西面从河西嘉峪关推进到新疆东部的哈密一带，这有效地控制了准噶尔部东面的门户，遏制了其东进的两条要道。

其次，康熙皇帝作出师赵充国屯田平羌的决策，于新疆东部建立军事屯垦基地。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皇帝即“举汉赵充国所奏屯田事，敕所司留意”。这是康熙皇帝在边地设置屯田、加强军事基地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五十四年（1715）初，策妄阿喇布坦遣军犯哈密，清朝决定派出北、西两路大军征讨。康熙皇帝指出：“朕经历军务年久，且曾亲统大兵，出塞征讨，凡行兵机务，靡不周知。今欲用兵，兵非不敷，但虑路远，运饷殊难。”因此，在大军启程的同时，他派出官员先期在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牧地及河西嘉峪关外察勘地亩，预备设屯。当大军推进至阿尔泰、哈密一带之际，康熙皇帝随即下令“今岁停止进兵，候种地及一应事务预备完毕，审察两下军情，再行定夺”。自此开始，清朝在喀尔喀蒙古中部鄂尔斋图杲尔至西部科布多、乌兰固木和嘉峪关以西瓜州、沙州直至哈密、巴里坤一带先后开设了绿营兵屯，由驻军就地生产部分军粮。这些开设屯田的地方遂成为以后清朝进军新疆的军事、经济基地。

最后，康熙皇帝册封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驱逐了入据西藏的准噶尔军。噶尔丹败亡后，策妄阿喇布坦乘和硕特汗廷与西藏僧俗上层不和之机，出军杀害和硕特拉藏汗，控制了佛域圣地西藏。时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已久，康熙皇帝高瞻远瞩，进一步实施尊格鲁派以联络蒙、藏民族的既定政策，及时顺应蒙藏民族的意愿，册封理塘灵童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令皇十四子允禵督军入藏。清军护送蒙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入藏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蒙藏各部的支持与欢迎。入藏清军顺利驱逐了准军，稳定了西藏局势，强化了清朝对西藏的管辖。西藏局势的稳定与尊崇格鲁派政策的继续实施，使得清朝在蒙藏民族中进一步确立了护法的形象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其后统一新疆准备了条件。

此外，康熙皇帝还从土谢图汗部旁支贵族中选取策凌、恭格喇布坦等蒙古王公贵族子弟留居京师，内廷教养，妻以公主、宗室女等，使之成为清朝重点培养的新一代蒙古王公。以后，策凌及其子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成为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得以倚靠的中坚力量。他们与清朝荣辱与共，对清朝忠诚不贰，在雍正、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进取新疆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雍正朝对统一新疆的贡献

雍正朝之际，准噶尔部经策妄阿喇布坦的经营，在噶尔丹策零即位之时业已进入了全盛时期。雍正朝虽仅有13年时间，但其在清朝完成统一新疆大业的过程中所奠定的基础和作出的贡献却不可低估。

首先，雍正皇帝进一步推行了切实可行的边疆民族政策。在北部，雍正皇帝起用并倚重康熙末年的平准战争中即已崭露头角的土谢图汗部旁支贵族策凌，令其与近族亲王达什敦多布等共十九札萨克别为一部，以赛因诺颜为号，称喀尔喀中路，不再隶属于土谢图汗。自此，赛因诺颜部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并列，喀尔喀蒙古遂成为四大部。策凌不负朝廷期望，在雍正九年、十年的漠北鄂登楚勒、光显寺会战中，率部重创准军，扭转战局，成为喀尔喀蒙古抵御东进准军的中坚力量。在西部，当清军进入吐鲁番盆地后，地方首领额敏和卓率领维吾尔人助清军屯垦纳粮，多有劳绩。雍正十年（1732），清军撤出吐鲁番。考虑到维吾尔人畏惧准噶尔部报复欺凌，雍正皇帝对其采取了保护和安置政策，将额敏和卓为首的近万名维吾尔人迁往安西瓜州，安置于五堡，由官府授予生产、生活资料，令其分地垦种，并封额敏和卓为札萨克辅国公。近万名吐鲁番维吾尔人的内迁，不仅开辟了关西大片荒地，更是削弱了准噶尔部的力量。自此，额敏和卓家族也成为忠于清朝的维吾尔人上层，该家族及其所属的维吾尔人在其后乾隆朝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雍正皇帝平定了青海和硕特部叛乱，加强了对青海的控制。雍正初年，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乘清朝帝位交替、政局不稳之际起兵反清，围攻西宁、河州及关西布隆吉尔驻防清军，并密约策妄阿喇布坦一起发兵，“同扰内地”。罗卜藏丹津的反清活动使得西北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当机立断，迅速发兵平叛。清军深入青海草原，及时击败了反叛的和硕特各部。罗卜藏丹津势穷，遁走伊犁投奔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青海局势恢复稳定之后，清朝制订了《善后事宜十三条》、《防守边口八条》等章程条例，对青海和硕特部落与藏传佛教寺院进一步加强了管辖与治理。青海局势的稳定和管辖治理的加强，为其后清朝统一新疆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雍正皇帝还提出了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北路发展农业，实行直接治理的构想。雍正皇帝早在藩邸时就关注平准战事，对其有独到的认识。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妄阿喇布坦进犯哈密时，他就曾向康熙皇帝提到：“当日天兵诛殛噶尔丹时，即应将策妄阿喇布坦一同剿灭”。继位之后，雍正皇帝派使臣德新赴俄国参加安娜女皇的加冕典礼，并训令德新告知俄国，“彼准噶尔所居之地，虽与内地相距遥远，今我朝廷将使其地为耕地，变其属下人众为朝廷直接统治之民”。这一训令不仅表明了清朝统一新疆的决心，而且明确提出了未来对新疆的统治方式。准噶尔人为游牧民族，要实现变其地为耕地的目标，自然需要移民开垦；而变其属下人众为直接统治之民，则可理解为对新疆各民族实行直接的治理。这一训令表明雍正皇帝已经有了平定准部之后在新疆推行与内地划一的府县制度的想法，这显然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

（三）乾隆朝对统一新疆的贡献

统一新疆的大业是在乾隆朝最终完成的。应该说，当时已经具备了完成统一事业的最佳条件，也出现了完成统一事业的重大契机。

从清朝方面来看，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控制，特别是在喀尔喀西部科布多和新疆东部哈密一带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军事基地，使准噶尔部的东面处于清朝的军事钳制之下。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雍正皇帝对吏治的整饬，对经济的改革，乾隆皇帝即位后进入全盛时期的清朝吏治清明，国库充盈，军队战斗力强，已经具备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条件。

在清朝进入全盛时期的同时，准噶尔部却由盛转衰。乾隆十年（1745）珲台吉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们为争权夺位而分裂对立，接连不断地内讧。不堪忍受内讧战争和在内讧战争中失利的各部首领，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纷纷率部投奔清朝，寻求保护。这为清朝出军统一新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历史选择了乾隆皇帝作为清朝统一新疆的最终完成者，而他也不负期许，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乾隆皇帝敏锐地认识到统一新疆的机遇已经到来，并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契机。乾隆十八年（1753）冬，杜尔伯特部车凌等率部众三千余户投奔清朝。随着对准噶尔部贵族内讧的情况愈发了解，乾隆皇帝对局势作出了这样的分析与判断：“从前准夷部落准其通贡贸易，原系加恩噶尔丹策零。其后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喇嘛达尔札继立，因系噶尔丹策零之子孙，是以仍前办理。至达瓦齐篡立，则系伊之仆属矣……况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促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当时，朝中大臣鉴于康熙、雍正年间用兵准噶尔劳师糜饷，故多对出军持不同意见。但乾隆皇帝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决策进军，准确地把握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趋势。

其次，乾隆皇帝抓住时机，颇为成功地利用了投附清朝的卫拉特上层的影响力。乾隆二十年（1755）初，清军兵分北、西两路，自阿尔泰、哈密进击准噶尔部的政治中心伊犁。针对准噶尔上层内讧，部众离心，已无凝聚力的状况，乾隆皇帝采取以招抚为主的军事策略，任命来降首领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任两路大军前锋将领。阿睦尔撒纳、萨拉尔等人利用其影响力宣谕招抚，准噶尔宰桑、喇嘛纷纷率部众迎降。五月初，阿睦尔撒纳率军渡伊犁河，达瓦齐集众万人退据格登山（今昭苏县境内）。清军阿玉锡等25人夜袭敌营，准军惊溃纷奔，自相践踏，达瓦齐急溃围西奔。此战俘获准军五千余人、大小宰桑数十人及达瓦齐家眷等，缴获军械无数。六月，达瓦齐逃至乌什，被当地伯克霍集斯擒获解送清军，准噶尔部被平定。清军西征数千里，不仅官兵较少伤亡，且成功之迅速也是罕见的。《孙子兵法》云：“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应该说，乾隆皇帝利用降人带军招抚与进击这样的取胜之例，堪称用兵之上法。

再次，乾隆皇帝坚定不移地出军平叛，全部统一天山南北。乾隆皇帝原拟在平定准噶尔部后，留数百官兵驻扎伊犁，“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但阿睦尔撒纳坚欲自任四部总台吉。当时大军凯旋，仅五百清军留守伊犁，办理善后。在阿睦尔撒纳煽动之下，各部宰桑、喇嘛蜂起围攻清军，留守官兵全部殉国。阿睦尔撒纳遂入据伊犁，以四卫拉特领袖自居，对抗清朝。乾隆皇帝因之不得不再次出军。二十一年（1756）初，北、西两路清军再次出动，击败叛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先率残部出逃，又趁喀尔喀蒙古地区发生动乱，清军回撤之际，纠集叛军，卷土重来。二十二年（1757）春，清军第三次出征，步步为营，逼近伊犁，阿睦尔撒纳势穷，逃往哈萨克中帐、俄国。是年秋，他病死于俄国托博尔斯克。就在清军进击阿睦尔撒纳之际，被清朝释回的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聚众反叛，乾隆皇帝遂决计出军讨伐。二十三年（1758）春夏之交，清军连克库车、乌什、阿克苏，进围叶尔羌，因孤军深入，被霍集占叛众围困于叶尔羌城外喀喇乌苏地方。二十四年（1759）春，清军解围，退据阿克苏。春夏之交，乾隆皇帝调集兵力，整军再进。闰六月中，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叶尔羌，乘胜追击，在霍斯库鲁克岭、阿尔楚尔岭、伊西尔库尔淖尔等地接连击溃逃亡叛众。七月中，霍集占、波罗尼都率余众四五百人，逃入巴达克山。清朝勒兵边境，派使人交涉引渡叛众。在清朝的压力下，巴达克山素勒坦沙处死了霍集占、波罗尼都，并将霍集占首级函送清朝。随后，清朝又派出使人萨里会同素勒坦沙属员，查找波罗尼都尸首。波罗尼都旧属摩罗巴拉特等人供出波罗尼都瘗地，萨里将尸骸掘出，盛匣封固带回。至此，清朝最终完全统一了天山南北，乾隆皇帝将历代被称之为西域的这一地区改称为新疆，历康、雍、乾三朝近七十年的统一事业取得了全面胜利。

最后，乾隆皇帝加强了新疆的军政经济建设。通过平定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反叛，乾隆皇帝深化了对新疆复杂局势的认识。他放弃了原拟分封当地民族首领，“俾各管其属”的治理方式，决定在新疆实行军政管理体制，将新疆分为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四大军政区，设立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分别管理。伊犁将军直接管理伊犁军政区，同时也是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总统天山南北。清朝从内地陕甘等省抽调八旗、绿营官兵，从东北抽调锡伯、索伦官兵，从漠南蒙古抽调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乌鲁木齐军政区，屯垦戍边，称为驻防军；从陕甘和伊犁、乌鲁木齐驻防军中抽调部分官兵，轮班前往喀什噶尔军政区等处屯垦戍边，称为换防军。驻军之地皆大兴屯垦，以供给驻军军粮。同时，清朝不断向天山以北组织移民，凡内地灾民、佃农、商贩、遣犯，愿赴、愿留天山以北屯垦落户者，皆给以生活、生产资料等多方面的支持。在民户与开垦地亩增多之后，清朝又在乌鲁木齐军政区设立了镇迪道、迪化直隶州、镇西府及阜康、宜禾、奇台、昌吉、绥来等县，将道、府、州、县建制推行到新疆东部地区。此外，在哈密、吐鲁番两地，清朝沿袭了新疆统一之前对当地维吾尔人编设佐领，设置札萨克旗，依靠哈密、吐鲁番王公家族管辖当地的札萨克旗管理体制。在其他维吾尔人居住地区，清朝又因地制宜，因俗设治，改革原有的伯克管理制度，对伯克崇以品秩、确定养廉、授以图记、按制任免、实行回避等。各城选任的伯克在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的督察下管理各项事务。同时，清朝在天山南北广为设立军台、驿站、卡伦，加强新疆四大军政区之间以及新疆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联系。这些军政建设不仅为清朝统治新疆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新疆社会长期稳定与发展的基石。

总而言之，清朝统一新疆的大业是由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共同促成的。他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都为统一新疆的大业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诚如魏源所言：“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菑之，世宗畬之，高宗获之。”纵观康、雍、乾三朝统一新疆近七十年的历程，魏源的这一比喻确实是十分精当的。

三、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

清朝继承汉、唐、元诸朝一统新疆的历史传统，改变中原王朝自明中期以来对新疆管辖松弛的状况，打破在西北划嘉峪关而治的局促局面，再度一举统一新疆，将新疆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之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清朝再度统一新疆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西北边疆，还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的进步。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再度统一新疆，结束了自明代以来新疆游离于中原王朝直接治理之下的局面。新疆的再度统一使丝绸之路东段的甘肃、新疆连为一体，天山南北政令通达，道路通畅，基本奠定了我国的西北疆域，促进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自乾隆朝中期以来，新疆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持续至今已历260年之久。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在当地以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开府，参赞、办事大臣分驻各地，伯克制、扎萨克制、府县制并存，军政合一、因俗设制。这一系列治理制度与政策，促进了新疆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同治年间新疆发生动乱，清朝一度在十来年时间内失去了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并在内忧外患中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丧失了不少领土。但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清朝最终还是出军收复了天山南北，恢复了统一局面，将新疆再度纳入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朝野的有识之士们深刻认识到新疆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与强邻环伺下新疆所处的困境。他们高瞻远瞩，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倡议。清朝审时度势，及时进行了行政体制的改革，取消了自西汉以来中原王朝长期在新疆实行的军府体制，于光绪十年（1884）建立了新疆省，将与内地同一的道、府、州、县制度全面推行到天山南北。新疆建省是自公元327年（晋咸和二年、前凉太元四）前凉将郡县制度推行到吐鲁番盆地以后，内地郡县制在新疆逐步实行的结果，是新疆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新疆的政治体制与内地完全一体化，中央政令更为通达。客观地说，清朝统一新疆及其后一系列的军政建设，为今天新疆作为祖国的省级区划建制之一，较之以往更为密不可分地与内地联系在一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历史意义。

其次，清朝统一新疆进一步奠定了新疆民族的构成格局。新疆位于丝绸之路的东段，是东西方民族交汇之处，多民族聚居之地。殷墟考古出土的大量和田玉石文物证明，至迟在商代武丁时期，新疆与内地就已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明确记载，西汉时期出于反击匈奴、开通丝绸之路的需求，已有不少内地军民陆续进入新疆，与当地民族共同从事开发建设事业。至北魏时，吐鲁番盆地更是八城中皆有华人。可见早在两汉时期，内地汉人已经成为新疆的定居民族之一。除此之外，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月氏、乌孙、突厥、回鹘、蒙古等也都曾西迁进入新疆，并在当地产生过重大影响。如回鹘西迁融合塔里木盆地的原居民形成了维吾尔族的先民，蒙古族西进后也在新疆维持了较长时段的统治。而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天山以南的环塔里木盆地绿洲上主要居住着从事农耕业的维吾尔人，天山以北则主要居住着从事游牧业的卫拉特人，卫拉特准噶尔部统治着天山南北。清朝统一新疆之后，继承了汉、唐、元诸朝治理新疆的传统方式，向新疆移驻军民，大兴屯垦。大批八旗、绿营、锡伯营、察哈尔营、索伦营官兵与陕甘汉、回民人及内地商民进入新疆，与当地各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边疆地区。进入新疆的各族军民携带家眷，落户新疆，屯垦戍边，保家卫国。他们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不仅为西北边疆的统一与开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进一步奠定了新疆民族的构成格局。今天，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大多与清朝统一新疆以来持续进行的戍边、屯垦活动紧密相关，由此可见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意义。

第三，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兴起的大规模建设，改变了天山南北的经济布局，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今天新疆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新疆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天山以北以游牧经济为主体、天山以南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因此汉代文献中把天山以北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的乌孙等民族聚居区称为“行国”，而将天山以南从事农业经济的定居民族聚居区称为“城廓诸国”。南农北牧的这种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清代前期，直至清朝统一新疆后，才最终得以改变。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一批批内地各族军民进入天山以北，为应对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清朝集中驻军移民，修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哈密蔡把什湖由榆树沟引水，开渠建闸用工约计32万，都是由军营兵丁承担完成。又如移驻伊犁的锡伯营总管图尔根抽调人力，在察布查尔山口开凿渠道，共长二百余里，引伊犁河水灌溉伊犁河以南荒地，取名“察布查尔大渠”，意为“粮仓”。在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移民的进入而运用在天山以北的农作物种植、田间管理等方面。如河西高台县移民在乌鲁木齐种植的稻米就“颇类吴粳”。此外，大批驻军、移民、工匠、商贾进入天山以北，也为当地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追溯今天乌鲁木齐、巴里坤、阜康、昌吉、晶河、乌苏、伊宁、察布查尔、巩留、新源、昭苏、特克斯、尼勒克、霍城、塔城、额敏、阿勒泰等城市的兴起，即可认识到它们大都与清代军民屯垦、戍边等活动密切相关联。

第四，清朝统一新疆为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自汉、唐直至清代，新疆的统一事业不仅往往与中原王朝控制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实现北方与西北地区的稳定相关联，同时也与保障中西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密不可分。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伟大构想的提出，新疆作为我国通往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和欧洲的出口，作为亚欧大陆桥的重要干道，交通地位更为凸显。另外，虽然自汉代直至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际，新疆时常被一些朝廷大员视为资源匮乏的“不毛之地”与国库的“漏卮”。但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种新资源、新能源日益为人类生活所依赖。今天，新疆传统的各种优质农产品、畜产品不仅继续丰富着当地与内地人民的生活，其石油、天然气、煤矿、风能、太阳能、其他各类矿产以及我们所尚未能充分认识与利用的资源，也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赖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在深入认识新疆对我国当代经济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健康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清朝统一新疆的重大历史意义。

最后，清朝统一新疆，不仅是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明证。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满族引领了统一新疆的进程，其他民族如汉、蒙古、维吾尔等也各自在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杰出的满族帝王，都以继承汉、唐大一统的传统而自任，以超迈汉、唐大一统国势、疆域而自豪。他们继承了汉、唐、元诸朝大一统中国的主导思想，重振了汉、唐、元诸朝统一新疆的雄风，再度完成了中原王朝统一新疆的事业，基本奠定了祖国的西北疆域。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批判华夷之别论时指出：“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中讥讽前代征伐劳民力，和亲丧国威，他自豪地说：“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这都表明满族建立的清朝明确本着中国继承论这一主体意识，以秦汉以来大一统中国的继承者自居，为其统一事业超迈前代历朝而骄傲。正是由于对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认识，一些国外学者才会错误地认为“收复新疆不是中国统一新疆，而仅仅是一个欧亚大陆中部国家利用中国的官僚体制与经济资源，将尽可能多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及中国本土置于其统治之下的一次扩张”。只有深刻认识清朝统一新疆是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都为祖国的统一与昌盛，为祖国疆域的奠定与边疆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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