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纯粹从个人特质的角度来说，明朝的大多数皇帝个性都比较鲜明。今天要说的是人称“木匠皇帝”的朱由校。

朱由校（1605年12月23日-1627年9月30），明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年号天启。天启出自于《左传·闵公元年》，“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这句话说的是晋国的大夫兼卜官卜偃（即郭偃，卜来自于其官职）认为，毕万的后代必然会发达。晋献公将魏地赐封给毕万，毕万死后，其子孙以封地为氏，是魏国的开端。所以卜偃认为这是上天要兴旺魏氏的征兆。

天启皇帝的父亲是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祖父为大名鼎鼎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一直与文官闹矛盾，贵为长子的朱常洛因为非嫡出而从小就被父亲冷落，后来虽然被立为太子却经历了生母长期被冷落而郁郁而终，梃击之案等一系列的变故。公元1620年8月28日，虚岁39的朱常洛继位万历。或许是因为泰昌帝在父亲的阴影下，长期处于精神压抑的状态，骤然放松，反而乐极生悲，其在登基29天后便在令人生疑的“红丸案”中逝去。这里就遇到了一个皇帝年号的问题。1620年本为万历四十八年，而朱常洛继位仅仅在位29天，紧接着朱由校继位。1620年便有三个皇帝，如果将1620年定位朱由校继位的元年，那么朱常洛的年号便没有位置。大臣们想了一个高明的变通之法，将1620年的最后四个月定为泰昌元年，而第二年即1621年设为新皇帝的元年即天启元年。不得不说，在处理类似的礼仪祭祀时，官员们的智慧是足够的。

清初三大家名词解释（清初三大家陈维崧朱彝尊和谁）

天启帝朱由校是泰昌帝的长子，其生母王氏是朱常洛的选侍，后来被升为才人。王才人在朱常洛14岁时去世，念及皇孙年幼，万历皇帝将朱由校交于太子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来抚养。当时有两位李选侍，所以用东李和西李来区分，照顾朱由校的称为西李。

在泰昌帝驾崩的时候，宫廷内发生了很大的继承危机。西李与心腹太监李进忠（记住这个名字，他就是后来跋扈朝野的魏忠贤）控制住皇长子朱由校，意图与官员进行政治谈判。最终才有一个叫王安的太监进入乾清宫，骗过李选侍后一把抱起朱由校便往宫门外跑去。加上文官们的协同努力才让天启帝顺利接受众臣的朝拜。天启帝继位的过程也相当曲折，西李在魏忠贤的支持下，把持乾清宫；后来在都给事中杨涟和御史左光斗的持续斗争下，西李最终搬至仁寿殿哕鸾宫。这便是明末三大疑案的“移宫案”，另外两个是“梃击案”和上面提及的“红丸案”。凑巧的是，这三个案子或多或少都与泰昌帝朱常洛有关，所以这个话题值得专门谈谈。无论如何，天启帝终于搬入乾清宫登基了！

前面提到，天启这个年号寓意虽然美好，但是一开始就为大明朝蒙上了一层阴影。天启元年，1621年3月，辽东战局大坏。努尔哈赤一天之内攻取沈阳，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和尤世功战死。贺世贤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些文献记载其暗通叛变后金的明朝将领李永芳，因此贺世贤死后并未得到朝廷的抚恤。接着努尔哈赤又攻下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自缢而死，巡抚御史张铨一说被捕后自缢一说自刎殉国。辽东失利消息传来，朝廷大震，只得再次启用被罢免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守山海关。

天启元年，还发生了另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杀死重庆巡抚徐可求及相关军政官员20余人，占领重庆，并迅速攻破泸州，遵义等地，建立国号大梁；最后包围成都。朝廷擢升成都布政使朱燮元为四川巡抚，调派杨愈茂为四川总兵官，入川平叛。到天启三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同时还引发了天启二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的叛乱。奢崇明奢寅父子长期客居水西，依附于安邦彦。天启六年(1626年)，奢寅被部下杀死。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才在“永宁之战”中兵败被杀。

大明朝内忧外患，已经虚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这个时候身为最高领导人的天启帝以及他的朝廷官员又在做什么呢？在天启的朝廷中，最有实权的是东林党人以及宦官的势力。这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天启年间已经水火不容，斗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最高潮。前面提及的杨涟和左光斗是著名的“东林六君子”中的两位，而宦官势力的头领和代表便是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天启皇帝的命运也和魏忠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明代的宦官干政历来已久。太祖朱元璋为了抑制宦官的势力，曾经不许宦官识字，同时给予宦官的待遇也不是很高，甚至在宫门立有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到了朱棣称帝时，由于宦官在靖难之变中立有功劳，永乐帝感念有余，渐渐开始重用宦官，像郑和甚至可以代表皇家的威严出使海外。永乐帝自身足够英明，因此不存在宦官乱政的问题，可是后来子孙却无法抑制宦官势力的逐渐做大。魏忠贤，原本是河北肃宁县的一个地痞无赖，从小在底层闯荡，颇有江湖阅历，能骑善射，热爱赌博；其妻为冯氏并育有一女儿。大概是觉得这种飞鹰走狗的生活满足不了“梭哈一把”的赌徒心理，魏忠贤决定到天子脚下去搏一搏。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魏忠贤与人赌博时赌输，所以不得不做了太监。不管事实如何，能作出当太监的决定，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道德层面上，都可以看出此人具有非常的胆识和魄力。魏忠贤入宫之后，改名李进忠，投在太监魏朝的门下，曾作过天启生母王才人的典食，大概就是管理王才人饮食之类的宦官。后来魏忠贤又改投太监王安（没错就是那位在泰昌帝驾崩后从乾清宫抱出朱由校的太监）之下。王安最早是泰昌帝的太子伴读，后来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而且万安和文官之间保持着较好的联系，所以内廷外廷之间关系还算比较密切。魏忠贤不仅走宦官内部的路子，同时还结交了天启帝的奶娘客氏，这位客氏还私侍过太监魏朝。客氏与天启皇帝感情很深厚，因此魏忠贤通过客氏得到了亲近天启帝的机会。

天启帝继位不久，魏忠贤（当时仍叫李进忠），客氏立即获得殊荣。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不久魏忠贤获得皇帝的复姓奖赏并赐名忠贤。魏忠贤获得皇帝信任后，开始逐一铲除对手。首先他通过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并矫诏将王安迫害致死。王安的死，对于天启年间的朝廷政治影响很大，外廷官员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内廷支持。天启皇帝继位时，不过是一个16岁的懵懂少年，魏忠贤和客氏是他最信任的人。对于皇帝的职责，自身一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泰昌帝一定没有太多的机会给予长子足够的训导；而且这位天子对于皇帝的职位似乎真的不太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在皇宫里舞斧弄锯，引绳削木，整天忙着做木器，醉心于木制建筑。明代朱长祚《玉镜新谭》称其“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天启帝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天启帝亦非常擅长漆工，从配料到上手操作，均自己参与。他也擅长石刻，经常将亲手制作的印章赏赐给身边的官员和宫人。魏忠贤往往在天启帝忙于手工时，汇报政事，这时候皇帝便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

除了内廷，魏忠贤也通过文官来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魏忠贤最早结识的重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古同“灌”）。沈潅曾经在内书堂教习太监，其中包括魏忠贤，因此沈潅可以说是魏忠贤的老师。后来泰昌帝继位后，首辅方从哲启用沈潅入阁，成了大学士。沈潅入阁后，便与魏忠贤结为同盟。这样内外援兼具，魏忠贤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

魏忠贤逐渐做大的局面引起了东林党人的警惕。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和王一心等，在天启继位最初，就要求客氏搬出宫殿；但是由于天启帝思念不已，竟茶饭不思，朝廷不得不让客氏重新回宫。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矛盾日益尖锐。被魏忠贤第一个赶下台是东林党官员吏部尚书周嘉谟。周嘉谟颇有能力，在位时启用了大批在野的东林党人。他不满霍维华的人品，将其外放出京，从而得罪了魏忠贤。魏忠贤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受刘一燝（zhǔ，古人名用字）之托，意图为王安报仇。天启元年十二月，周嘉谟被弹劾罢免。第二位被魏忠贤盯上的是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一燝。魏忠贤怀疑刘在背后组织言官攻击沈潅，进而危及自己。天启二年三月，刘一燝被罢免；后又因熊廷弼辽东兵败，最终被削籍。东林党人继续攻击沈潅，刑部尚书王纪把他比作蔡京。不久王纪被削籍，而沈潅也在天启二年七月下台。

到了天启三年，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依然占据很大的优势，但是东林党人自身在策略上以及道德至上的唯一标准，使得一些中间派的官员倒向宦官集团。而魏忠贤步步为营，在宫中举内操，选武阉，练火器，其在宫中军队达万人之多，牢牢地控制住了内宫。

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开始统辖东厂，并任命田尔耕掌管锦衣卫。锦衣卫是明朝收集军政情报的机构，其前身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锦衣卫作为皇帝的侍卫机构，负责侦察，逮捕，审问，并从事信息收集工作。锦衣卫的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东厂即东缉事厂，明成祖永乐帝因为武力非法获得政权，社会上对其皇位的合法性有很大的质疑。永乐帝觉得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顺手，因此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供自己调遣。由于在靖难之役中，宦官出力很多，所以永乐帝不顾朱元璋禁止宦官预政的禁令，在宫内设立了东厂，由宦官担任首领，并兼有监视锦衣卫之责。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可以任意抓捕缉拿臣民且不受司法机关钳制。“厂卫”制度严重地干扰了明朝的政治生态。到这个时候，魏忠贤已经完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执政的东林党人已经立于悬崖之际了。

天启四年六月，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即《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魏忠贤的出身无赖净身入宫，到入宫之后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重臣，剪除异己、陷害忠良，再到清洗宫廷、谋害异己、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这样，东林党人和魏忠贤正式摊牌。魏忠贤一开始很紧张，跑到天启帝面前，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哭诉自己受到的种种污蔑和不公，宣称可以辞去东厂的职位。同时客氏也为皇帝解析朝局形势，指出了朝廷内文官集团党派林立，魏忠贤为了皇帝的利益殚精竭虑，在其中纵横捭阖，力挽狂澜，难免会成为众人的靶子。客氏的话，无疑让皇帝觉得朝廷内部形势复杂，非心腹之人无法助其维持大局，也解释了魏忠贤为何如此遭人嫉恨的原因。同时，魏忠贤鼓动身边的文臣，纷纷上疏皇帝，赞颂魏忠贤的功绩。这些来自与不同人物，不同角色的说辞，使得皇帝深陷其中，无法辨明。沉迷于木工的天启帝，深信魏忠贤是真正的忠臣，所以他一边悉心抚慰魏忠贤，让他继续执掌东厂；一边下旨严厉地叱责了杨涟等人的无事生非。杨涟在上疏策略上也犯下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因为这样的摊牌式的弹劾上疏一定需要在面见皇帝时提出；据说他原本的计划也是如此，然而不巧的是第二天免朝，杨涟担心事情败露，便把奏疏直接送至宫里；也许他忘了宫内的世界是魏忠贤的天下，所以可想而知奏疏先于天启帝之前送到了魏忠贤的手中。这给了魏忠贤足够的筹划密谋的时间，所谓棋差一着，满盘皆输。三天后，天启帝上朝，其身边站满了武装的宦官。皇帝敕令文官不许奏事，杨涟等人只得作罢。

杨涟的奏疏公开后，朝中盟友纷纷声援，参与的高级官员前后达70余人。内阁首辅叶向高，礼部尚书翁正春也奏请天启帝遣送魏忠贤革职出宫。作为应对，魏忠贤决定杀一儆百，给政治对手一点颜色看看。起初遭到毒手的只是一些低品阶的官员。工部郎中（正五品，工部属官，掌工部所属工部司事。）万燝被矫诏廷杖一百，打得他气如游丝，四天后去世；中书舍人（掌缮写诏敕文书等事，秩从七品，简称“中书”）吴怀贤在家私读杨涟奏疏，读到激愤处，不仅拍案击节，连连赞叹，结果被佣人告密，立即被魏忠贤逮捕入狱，活活打死。接着宦官集团又向目光投向更高级的官员，这次二度入阁的首辅叶向高被迫辞职。叶向高的致仕对于东林党乃至文官集团来说，后来被认为是灾难性的。叶向高曾经在万历三十六年之后一人主持内阁达七年之久，人称“独相”。叶在位时可以很好地约束东林党内部激进派的意见，又能压制魏忠贤等人的势力。叶向高在面对宦官集团的侮辱挑衅时，没能更加冷静地处理，挂职而去使得文官与宦官权力的天平被打破。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许65岁高龄的叶向高看清了形势发展的走向，从而连上六十七道奏疏请辞。这也使得他能够避过了后面的腥风血雨，最终得以善终。

叶向高去职之后，东林党集团变得摇摇欲坠。魏忠贤将朝臣分为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两大类，并指示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天启五年三月，魏忠贤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这六人史称“东林前六君子”，以与“东林后七君子”以别。七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被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八月袁化中，周朝瑞在狱中毙命。顾大章因为诏狱的人怕六人都被打死影响不好，才把他移送法司审讯。然而天启帝最后仍要将顾大章移回诏狱再审，顾大章选择了自行了断，上吊自杀。这六人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家人在外面也饱受欺压。在魏忠贤的指示下，六君子被安上了贪赃的罪行。最要命的是，六君子的家境普遍清贫，其家人却仍然需要按照罪行所定的数目，返还贪赃所得；可以想象其家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同时，这给了天启帝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平日里以道德居上的东林党人，居然是贪腐之人。这也使得天启皇帝进一步倒向宦官集团。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秩正四品下，对皇太子教谕道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高攀龙投水死，其余六人死狱中。其中黄尊素就是后来“清初三大家”黄宗羲之父。

至此，魏忠贤的声望和势力达到了顶峰。各地出现了为其修缮活人祠的现象，并且有人甚至主张将其供奉于国子监，与万世之师孔子并列，后来因为另有其人指出皇帝祭拜孔子时还需要向魏忠贤行礼，不成体统为由否决了提议。魏忠贤甚至代替皇帝祭太庙，这原本是皇帝应该亲自做的事情。

天启六年八月，朱由校在游湖时不慎落水，虽然被很快救起，依然受到了惊吓。后来服用尚书霍维华进献的灵丹妙药，不久身体出现肿胀，最终卧床不起。天启七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临终之前召见诸臣，留下了“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遗嘱。当然，这也预示着魏忠贤命运的转折。天启帝驾崩后，皇位兄终弟及，传给了弟弟信王朱由检，也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

纵观天启帝一生，重用宦官，沉迷于木工，碌碌无为，任由大明江山滑向深渊，留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明史评价其“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当然，他的大臣们给了他一个不算太差的庙号“熹宗”。“熹”者，乃微弱晨光之意，意为痛惜皇帝早死，未能发出他的光辉。

鲜为人知的是天启二年，荷兰舰队七艘军舰外加战士九百人，占领澎湖，并封锁了漳州出海口，导致明朝海军无法出动。朝廷命令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兰人开战。南居益招安当时海上巨寇郑芝龙来对付荷兰人。天启四年八月明朝军队取得了澎湖之战的胜利，成功收复了澎湖。这样的一位皇帝，却能够打败“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帝国，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历史人物的多面性有多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