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有人问丘吉尔要不要把布莱切利庄园里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首相放下手中的烟斗，沉默片刻后说道：“虽然生了金蛋，但现在还不能放出那只鹅的消息。”于是，二战中最为隐秘的一段历史，伴随着一位充满悲剧天才的消逝，从此隐没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古怪的人

1939年，刚刚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艾伦·图灵，来到了距伦敦不远的布莱切利庄园，这里正好是连接两座天才学府——牛津与剑桥的中点。一群顶尖的数学家、统计学家和密码学家隐去了身份，在这个由英国政府设置的国家密码破译机构——“政府密码学校”里，进行着一项绝密的作战计划。

图灵怎么死的（图灵死于什么）

二战期间，德军使用一种叫做“谜”（Enigma/恩尼格玛）的密码机，对情报进行加密和解密。就是这个如打字机一般大小的密码机，所能组合出的秘钥就有一千五百万万亿种。这意味着，如果用十个人去检验每一种可能，就算不眠不休地进行验证——最少也需要两千万年的时间才能破译——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毫无疑问，成功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概率就像中彩票一样微乎其微，而这个彩票的“奖金”，恰恰就是大英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幸免于难的机会。

天生严谨的德国人每天都会更改恩尼格玛机的秘钥——所以，只有在时限之内破译，才能揭秘情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布莱切利庄园的人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每当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如果他们还没有破译的话，那一切又将从零开始。

图灵的到来，似乎为这个几乎绝望的工作带来了一丝希望。

在布莱切利庄园这样由各种高智商人才构成的群体中，图灵显得格外古怪：因为对花粉过敏，他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总戴着一副防毒面具；在工作的时候，担心有人把他的茶杯偷走，就把杯子锁在暖气上。就连图灵骑的自行车，也和他本人一样有些诡异：车链每隔一定时间就会自然脱落。图灵却从不去修理，而是在骑车时默数脚踏板转的圈数。神奇的是，图灵总是能在车链掉下之前停下车，然后用手调整好车链继续行驶。

布莱切利庄园里专门收集情报的小屋，以具体功能不同被分类成1—10号，其中8号小屋专门用来破译恩尼格玛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图灵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既然用人海战术破译密码既耗时费力又没有成效，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比人脑运算还快的机器呢？”于是，图灵参考了一部波兰解码机的设计，经过改造，这款机器的解码能力有了本质上的提高，并被命名为“炸弹”。

因为循规蹈矩的德国人在信息中喜欢用固定的词组，所以英军从所截获的密文中猜测出几个特定单词的明文并不困难。庄园里的数学家通过分析简短的单词，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可能的秘钥，再把秘钥输入“炸弹”解码机，机器就会根据输入的内容进行破解。

图灵所设计的“炸弹”解码机一共有36组转盘，每一个转盘都相当于恩尼格玛机中的一个转子，所以每组转盘就相当于一台“恩尼格玛”密码机。这样就等于有许多台机器代替人力同时进行解码。

在1941年的下半年，英国依靠“炸弹”解码机，已经可以读取大部分德国海军的情报信息。但由于这项任务属于最高机密，战争一结束，布莱切利庄园里的“炸弹”就被全部销毁，所有资料被封存，数学家还被要求宣誓不得泄露布莱切利庄园的一切。多年之后，当人们提及那场战争时，想到的都是数以万计的战士血洒疆场、无数战舰沉入海底……却不知有一群人曾在那个暗潮汹涌的情报战争里改变了世界，又随风消逝在了尘埃里。

以图灵为原型的电影《模仿游戏》剧照

像袋鼠一样跳跃

图灵1912年出生于伦敦，16岁就能读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学时就获得了国王爱德华六世数学金盾奖章、19岁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专攻数学。4年后，因为写出论文《论高斯误差函数》，让他由一名普通大学生直接当选为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并于次年获得英国著名的史密斯数学奖。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在书中所说：“他的兴趣不在人，而在事物和思想。但同时他却渴望人的认同和陪伴。”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使他注定特殊而又孤独。

在图灵很小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繁忙，就把他和哥哥约翰放在了一个类似于托儿所的地方，请人帮忙照顾。不久，母亲收到了一封托儿所的来信，信中写道：“图灵两兄弟和别的孩子很不一样，他们感兴趣的，只有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时，只有三岁的图灵虽然说话结结巴巴、目光游离闪烁，却喜欢鼓捣各种莫名其妙的实验——他会把一个玩具木头人的小胳膊、小腿掰下来栽到花园里，等待长出更多的木头人。

木讷、迟钝伴随着图灵的成长，同时显现的还有对数字的独特爱好。每当走在街上，他常常把目光集中在路灯的数字编号上，沿途所遇到的每个路灯下都曾有一个小男孩止步观察。图灵小时候分不清左右，于是他就在左手食指上画了一个小红点并命名为“识别点”。8岁的时候，图灵开始尝试写一部科学著作，题目为《关于一种显微镜》。在这部很短的书中，他拼错了许多单词，句法也有些问题，但读者还是能看懂。尤其在书的开头和结尾，这个小男孩都用同一句话——“首先，你必须知道光是直的”作为前后呼应。

图灵曾说：“我似乎总想从最普通的东西中弄出些名堂。”就连和朋友们玩足球，他也放弃当前锋进球这样出风头的事，而是喜欢在场外巡边，因为这样能有机会去计算球飞出边界的角度。那时他的老师就说：“图灵的头脑思维简直可以像袋鼠一样跳跃。”

事实也确实如此，图灵从18岁起就有制造一个“比人脑还厉害的机器”的想法，那时候，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大自然的谜题》。

消失的克里斯托弗

在多赛特郡的施伯恩公学里，13岁的图灵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喜欢学的就成绩非凡，比如数学；不喜欢的就不学，比如希腊语。因为他完全不配合，以至于学校干脆不要他的成绩。他还经常把墨水弄到衬衫上，作业和试卷上也是墨迹斑斑。同学们经常取笑他、捉弄他，把他关在狭窄的地板下面。就在他受尽欺凌之时，克里斯托弗对他伸出了援手。这两位擅长化学与数学的天才学生很快一拍即合，他们共度了三年的美好时光——一起做实验、一起吐露内心、一起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年轻时的图灵羞涩而又敏感，也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朦胧的情绪，于是他把对克里斯托弗的感情深埋在了心底。

很快，比图灵高一年级的克里斯托弗要升学了。他们一起去参加音乐会，图灵全程都没有认真听歌，只是安静地看着克里斯托弗的侧脸。图灵写下了他对克里斯托弗的爱意，但这封情书还没有递出，克里斯托弗的生命便定格在了那一天。

克里斯托弗的突然离世让图灵几近崩溃。备受打击的图灵始终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他认为克里斯托弗的灵魂仍在身边。而关于灵魂到底是什么，如何重现灵魂，这些问题萦绕在图灵脑中，挥之不去。也因此，图灵更加痴迷于大脑科学的研究。图灵的母亲一度很担心儿子的状况，因为图灵在给母亲的回信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总有一天会重新见到克里斯托弗。”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并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

1982年，安德鲁·霍奇斯就尝试破译图灵留下的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尽管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仍未能接近真相。

毒苹果

1950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哲学期刊《心灵》（Mind）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图灵提出了那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机器可以思考吗？”或者，用他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机器可以做我们这些思考者所做的事吗？”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坚定地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够做到一些任何机械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背后，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坚实的数学、逻辑学与生物学理论支撑。图灵则绕开了“思维、心智、意识、灵魂究竟是什么”这样难以言说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具有“思维”，而只能将对方与自己进行比较。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模仿原则的检验标准——就是后来著名的“图灵测试”。

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曾经说：康托尔的理论为数学家们建立了一个得以永远安身的天堂，但图灵却在这个天堂里迷失了，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但那时候，没有人能看到躲在机器背后的，那颗脆弱、羞涩、古怪的大脑。

1952年1月，图灵在威姆斯洛的家被盗窃，他报了警。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图灵曾数次招待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无业青年去家里留宿，而盗贼正是阿诺德的朋友。在审讯过程中，图灵坦白了自己与阿诺德之间的情人关系，坦言了自己无处宣泄的情感，甚至主动写了长达五页的陈述报告，这令警方深感震惊。当时的情报机构又将同性恋与间谍联系在一起——由于曾经在布莱切利庄园里的经历，图灵一度被当成间谍，而那些图灵脑子里的机密、军事情报、计算机技术都成了他被控告的证据。

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下，图灵被判处“严重猥亵罪”，并被处以“化学阉割”。所谓“化学阉割”就是强行给他注射雌性激素，这让图灵的身体产生了很多副作用，比如乳房不断发育。这样的折磨让他苦不堪言、且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一年后，1954年6月7日夜里，图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去没有暗示，没有预兆，也没有解释。

在图灵的传记电影《模仿游戏》中的最后一幕：图灵站在昏暗的房间里，面前是一块巨大的金属机器——红黄色电线盘根错节，庞大的机身挡住了初夏阳光，图灵轻轻抚摸这块冰冷的钢铁，对站在身后的好友琼说：“克里斯托弗变的越来越聪明了……”琼艰难地扯了一下嘴角：“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些。”图灵呜咽着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如果我不继续治疗，他们会从我身边夺走它。他们不能，他们不能！”

公正总是来得太晚，2013年12月24日，伊丽莎白女王为图灵送上了迟来的赦免。至此，图灵的故事才逐渐为人所知。他偏执、木讷、骄傲，他的天才令人着迷，他的悲剧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