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张李这些汉人军头大佬是有绝对底气的。李鸿章和张之洞仍然是忠诚的，他们所忠诚的是那个制度而不是统治者个人。当慈禧发布对所有西方国家开战的命令，为了维系那个制度的生命，就必须否定这个命令。

庚子国难（庚子国难是指什么事件）

太平天国闹事前，清朝廷大权高度集中，平定太平军朝廷力量不足，于是让各地办团练，这让汉族大臣崛起，成为实力派。类似东汉末年剿黄巾军一样，让各地州牧招募兵勇，结果就是地方慢慢做大。

清朝也怕这样，后来让曾国藩裁撤湘军，但是李鸿章左宗棠的实力却大增，同时各省督抚办洋务，又增加了影响力，甲午败李鸿章虽然势力没了，但是当时各省的督抚出自湘军淮军的不少，加上办理外交，练新军的，没有多少满清贵族。等到庚子国难，慈禧要各地勤王，南方各地督抚以李鸿章为首说乱命不奉诏，朝廷又能怎么样，况且南方督抚们这样做确实也保存了维护了清朝，东南互保表明了朝廷已经没有了控制全国的能力。

庚子国乱其实是在事实上排除了满族守旧派对“改革开放”（包括反对洋务运动）的最后阻挠，慈禧晚年的开明专制“改革开放”，继洋务运动后再次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且更多地关注到“制度层面”上的革新需要，在满清集团已经不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可以说慈禧就是大清的戈尔巴乔夫。东南互保是对满清的背叛，客观上倒是有利于中华。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汉族督抚数量猛增，光曾国藩提拔举荐的督抚就占清国督抚总数的三分之一，加之朝廷难以提供军费开销，需各地自筹，导致汉族督抚进一步掌握了地方军权和财权，从纯行政职务变成了小型军阀，原布政司体系则废弛了。这就是地方督抚能够和中央叫板的基础。

庚子后触发“清末新政”事件，中央打算收回汉族督抚的权力，重新掌握军政大权，并由满洲宗室成立“皇族内阁”，结果自取灭亡。慈禧和李鸿章的矛盾，是当时已经腐朽至于极点的满清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东南互保不是南方督抚为了保自己的命，而是为了保住国家的命脉。李鸿章的意思很明显：靠义和团打仗不行，朝廷会出大乱子。朝廷先清理了这帮人，李鸿章才能北上做事。如果不想清理义和团，那李鸿章再也没用。

从六月二十六日东南互保协议签订，一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慈禧西逃的路上给予李便宜行事之权。整整两个月时间，北方战事越发糜烂，但清廷都没有放弃过催促李北上。在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有其他因素促使慈禧改变主意之前，我只能认为，李的密电是打消慈禧对李幻想的最直接因素。

东南互保协议是为了确保东南各省不卷入北方战事。而李的密电是为了拒绝即刻北上与各国和谈。我觉得前者并不能代表后者。另外李在上海确实遇到了阻挠，八国联军中德日两国都想扩大战果，对李的和谈要求不理不睬。俄国对于和谈最为积极，想趁机让清廷承认俄在东北侵占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吃饱了，两个还没吃饱），李是靠着俄国的斡旋才顺利北上的。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身败名裂，世人皆道李二可杀。李手中无兵，恶名昭彰，这种情况下慈禧还留他一条老命，应该是真的顾念情分了。

慈禧可不是一般的政治家，她是掌握清帝国最高权力的独裁者。她当然明白李不情愿北上，但在收到密电之前她还不确定李可以强硬到什么地步。要知道庚子之前，地方督抚权力虽然膨胀，但公然抗旨还是第一次。

甲午之后，李手中的湘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底牌损失殆尽，如不是慈禧保他出国考察，李留在京师将必死无疑。换句话说，庚子之时李并没有什么谈条件的资本。晚清政坛复杂难明，各怀心思者不在少数，如果慈禧软弱到下面推诿几句就听之任之了，那才叫不合格的政治家呢。

到了东南互保，其实本质上已经是清廷失去兵权，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已经形成了。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清廷传统的八旗兵这些传统军队失去战斗力，又缺少军饷。给了地方士族官员自己组建军队的权力。自此之后，湘军楚军淮军等势力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还有后来袁世凯纷纷加入东南互保是为了保持长江以南稳定大局，对老百姓也是最大的保全了，如果这些人真的奉诏北上勤王，那么后来的祈和大有可能会谈崩或者根本就没有议和的可能，中国很有可能完全成为殖民地，当时这种局面神仙转世都不可能扭转了，何况是李鸿章。

慈禧的局限性在于此，家族利益重于社稷利益，但也符合儒家理学传统文化三纲五常的皇权价值观。她搞改革、把晚清宽松成了中国历史上言论最开放的年代之一，并非由于她真的“开明进步”，而是满清集团已经不能控制南方离心的局面了。尽管如此，她依然借列强之手付几亿白银赔款“换取”了在全国维持一个以紫禁城为主导的政治实体，这套核心宣称带来的政治格局延续至北洋政府，乃至一直延续到民国灭亡。作为一个政治家，她的遗产是影响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