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从字源来说，其意是“长发飘散的处女巫师所扮演的精灵（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为‘老精物也’）”，名词。后来引申为“迷惑人的，魅惑人的”，形容词。“魅力”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这种“力量”自是无处不在：比如，山的“力量”在于高大险峻，水的“力量”在于清澈柔美，风的“力量”在于清新怡人，云的“力量”在于多姿多彩……那教师的“力量”又在于什么呢？我想，从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教授身上或许可以找到点答案。

孟夫子是谁（爱孟夫子的孟夫子是谁）

一．自由率真的本色个性

以质朴率真的本色处世待人，我想，这是一个文人尤其是教师首先应该具备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不羁的个性，执着的信念，真诚的情感，坚韧的意志。特别是要有一种不唯上、不畏权、只求“理”的勇气！正如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所言：“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那么，教师就会像一股骀荡的春风，像一泓清洌的泉水，让人感到可亲可爱，自然也就魅力永在。一个有魅力的教师保有质朴率真的本色，“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才能深深的影响学生，所以，“教育者多么伟大，多么重要，多么神圣。因为人的一生幸福都操在他的手中。青年人往后的一切发展成就，直接影响他的都以过去各种原始印象，起着强烈的作用。”（俄国·别林斯基《新年的礼物》）

“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这句话是对“五四”运动领袖之一、曾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和历史系主任、绰号“傅大炮”的傅斯年的恰切评价。抗战时期，他作为参政员，屡次攻击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替孔祥熙说情。“你信任我吗？”蒋委员长问。“我绝对信任。”傅斯年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一个文人，面对最高统治者的请托，竟能如此断然拒绝，这种铮铮铁骨，当今之世，又有几人？（1950年12月20日，年仅55岁的傅斯年病逝，蒋介石亲临主祭，并送一幅上书“国失师表”四字挽幛，评价之高，十分鲜见。这是不是可以看出他的人格魅力之巨大？）。1960年，耶鲁大学授予被称为当代大儒的国学大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是这样写的：“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牢笼，来充实自由世界。”而被它称颂的这位钱穆先生却是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教授。后来，他能在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在学术上苟同他，也从不迷信其他权威。他经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仅此一人而已。他上课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常旁征博引，借古讽今，很快名声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被北大学生评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时称“北胡（适）南钱（穆）”。你看，学术就是学术，绝不掺杂个人恩怨，如此率真的教师自然博得人们的尊敬。再看民国时期校勘学大师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开“红楼”讲座的有两人，一是大名鼎鼎的吴宓，一是刘文典。“刘文典身穿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从容饮了一盏茶，然后豁然站起，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的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马逢华《教授写真》）恃才傲物的狂狷而又不失率真的个性可见一斑。在他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有次，蒋介石要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肇事学生，他拒不执行并当面顶撞：“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甚至斥蒋为“新军阀”。这种不唯上、不畏势的骨气在抗日战争中同样表现得明显。期间，他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之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的工作，出面请他做伪事，遭到刘的断然拒绝，他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闯入他家翻箱倒柜，他忿然作色，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虽是留日学生，却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这种民族气节与同是文人的周作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然博得学生的热爱和他人的敬佩。时至今日，客观地讲，现在社会的浮躁、功利等不良之气渗进了本应淡泊宁静的校园。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一些不公正评价，领导与普通教师的一些不平等待遇，不可避免的伤了教育的根，冷了教师的心。其结果，一部分人不再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好老师。有的“汲汲于名利”，老想去发点意外之财；有的只想攀附“权贵”，总想求得一官半职。对此，也不必苛责吧，因为人各有志嘛。但既然我们还在从事这一职业，就要不忘初心，保持质朴率真的品格，坚守自由独立的个性！否则，一旦沾上了铜臭味，染上了官场气，那就必然失去赤子之心，失去了自由独立，也就失去了人格魅力，其结果必然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云，这种人“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这些振聋发聩之言不可不记啊！

二．浩瀚渊博的专业知识

这是由教师的角色决定的。对教师的角色的界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概括起来，主要

有“人类文化的传递者”“新一代灵魂的塑造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学生的朋友与知己（或者说：慈母，严师，挚友）”“学习者和学者”“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系者”等等。但不管是哪一种角色，都决定了一个合格的教师，他理所当然的要不懈的学习，不断的开阔视野，养成高雅的审美情趣。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因为现代科学知识出现了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趋势，诸如政、史、地之间与理、化、生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联系日趋紧密。而中学生好奇心强，兴趣广泛，在今天这个高度信息化时代，他们很善于从众多信息渠道获取大量的新知识，这就更要求教师必须拥有广博的文化修养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想要让学生热爱学习，首先我们教师要为人师表，“以身立教（韩愈）”，因为“谁要是自己还没有发展、培养和教育好，他就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德国教师教育指南》）。所以“想有好学的学生，须有好学的先生。换句话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陶行知文集》第98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专业知识自然还包括心理学、教育学、道德伦理方面的修养。原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在《教育学》一书中告诉我们：“决定着儿童对教师的进一步关系的建立的还是教师的工作作风和他的人格品质。”这里所说的“作风”“品质”显然着重是指道德伦理方面。“有人说，师生间的最不幸的关系，是学生对教师学问的怀疑。我还要加上一句，如果儿童的怀疑涉及到教师的道德方面，则教师的地位更为不幸了。”（《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第232页）。这些教育家的谆谆教诲，都在告诫我们，一个好的教师，不能仅仅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还得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如此才能使我们拥有巨大的魅力，获得学生的爱戴。

著名教授吴宓曾称赞陈寅恪：“包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这位“最博学之人”从1910年到1925年前后十四年，游学日、欧、美，精通英、法、德、日、蒙、藏、满、梵、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二十余种文字，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在史学、文学、宗教、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敦煌学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被誉为“教授之教授”，却未拿一个文凭。因名气大，许多教授都赶来听课，当年吴宓、朱自清等人都听过他的课。“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他虽名扬四海，却十分谦虚。比如填表“懂何种外语”，他只填“德语”两字。他从不批评别人，但他曾批评弟子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样“德”“才”兼具的教师怎能不吸引学生呢？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傅大炮”，读大学时就被誉为“北大才子”，后来出国留学，从1921年1月到1926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生理学、实验心理学、数学、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地质学、德国哲学等。在法国图书馆阅读敦煌卷子，钻研中国文学。可以这么讲，只有率真的个性而没有广博的学问，恐怕还是难以得到别人的崇拜的！

三．严谨有效的教学艺术

教师的基本任务就是教学，他的魅力也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加以体现。每一位教师的

性格、兴趣等不同，自然教学风格也就各异，这也就谈不上什么优劣之分。如能做到像古人所说的“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照样可以在课堂上大放光彩。比如性格内向的老师，可以用温文尔雅的方式熏陶学生的心灵；性格外向的老师，可以用活泼奔放的方式点燃学生的激情……一句话，发掘自身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扬长以避短，尽量在教学中不犯错，肯定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好老师。因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英国思想家·洛克《教育漫话》第2页）”。哲学大师冯友兰有口吃的毛病，他在上课时就“不时穿插一些故事、逸闻，不但引起听课者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而且深入浅出，给听课者以深刻的启迪。（刘鄂培《心怀四化寄意三松----忆芝生师》）”，以致多年后，学生还记忆犹新：“先生虽有些口吃，但讲起课来要言不烦，其味无穷，引人入胜。”（蒙培元《回忆与断想》）。再看抗战期间被北平学术圈称为三个“老板”之一的顾颉刚（当时学术界把有名望、地位高的名教授称为“老板”，另两个是胡适、傅斯年），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加上有点口吃，再加上不善言谈，所以上课时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大部分时间都在板书。……但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大家都认可这种独特的教授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更有趣的是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老师。他第一次上讲台，面对黑压压的大学生，居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直呆呆地站了十分钟之久，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结果，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慌忙中只花了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后来学生反映到了校长胡适那里，没想到胡适回答：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不过后来，沈从文知道自己不擅长像一般大学教授那样一招一式的讲解，摸索出一套自己独有的教学方法：通过言传身教，教授学生实际经验与写作技巧。让学生自由发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写作；有时，还与学生一起动手写。这样一来，他的教学同样受到了学生尤其是爱好写作的学生欢迎。还有一个有趣又有名的教授，那就是自诩“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北大怪杰辜鸿铭。他年轻时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十分罕见。民国早年，他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到被神话的地步，一度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1921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特地慕名求见，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他的课堂可谓别具一格，“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对此，学生都不敢提出异议。除了他名气大，还在于他上课时不呆板，比较生动，有时很幽默，很有吸引力。他讲英国诗时，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英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倒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震瀛《补记辜鸿铭先生》）20世纪20年代后期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曾有人回忆说“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30年代初徐志摩到北大上课，更是不拘一格，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或杂乱坐着，或随意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歌的国度。即使在教室上课，有人曾这样描述他：“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十分洒脱自如。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一连讲三四个小时，直到很晚方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宣布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那晚，学生们在校园里围成一圈，他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当然，现在教育环境不同了，我们不能也不必完全照搬这些教学方式。但是，上课形式多种多样，教学个性精彩纷呈，不拘泥于一套固定的模式，才能深受学生欢迎。如果我们的教学，从进课堂到出教室，从教学过程到教学评价……，都用一整套严格的按部就班的规定，使得教师不敢越雷池半步，把本应最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搞得像举行祭祀活动一样循规蹈矩，死气沉沉，这会不会束缚了教师的手脚？会不会泯灭了教师个性？长此以往，这会不会削弱学生的兴趣？会不会泯灭了学生的个性？

教学要生动有效，教学也需要认真严谨。一个不认真教学、不严谨工作的老师很难会成为一个深受学生崇拜而有魅力的教师！可以说，那个时期的教授，绝对是一批教学极为严谨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这是作家李广田对朱自清老师的回忆。在西南联大时，中文系想留汪曾祺当助教，遭到朱自清一口拒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因为汪“在大学自由散漫，高兴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图书馆，把白天当黑夜”（许渊仲回忆）。从这件事上，反映了朱自清工作认真的一面。“他打铃就进教室，再打铃他就下课，改作业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过。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双圈。”（吴组缃语）他当年上“文辞研究”课，只有王瑶一个学生，他仍然坚持开课，从不缺课，而且照样作报告和考试。再比如大名鼎鼎的胡适，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走廊也挤满了人，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苏雪林《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之所以受人欢迎，除了知识渊博、善于演讲外，就是他课前要做大量的准备，他自己说他上一小时的课，常常要准备四到八小时，绝不苟且。正因为他们如此严谨认真，才能深得学生的爱戴。“讲课时，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又学贯中西，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学者李赋宁在《怀念恩师吴宓教授》里是这样评价教学认真的吴宓教授的。反观今日，有些老师工作不安心，学习不专心，教学不细心，对人不热心，对事不关心。不多反躬自责，总是怨天尤人，这样怎能成为一个让学生喜爱的老师呢？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一个合格的教师知道教什么，一位优秀的教师知道怎么教。所以，我们既然选择了做老师，就要认真钻研教学，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成绩，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有魅力的好老师！

四．爱生如己的博大胸襟

很久以前，就知道原苏联著名教育家赞可夫说过：“当教师的必不可少的，甚至几乎是最主要的品质，就是要热爱儿童。”（《和教师的谈话》第40页）是啊，不爱学生，怎么会爱教学？不爱教学，怎能得到学生的爱？我深信，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个好老师，一定会用自己的爱去创造爱的氛围，在爱的氛围中教书育人。教育家陶行知告诉我们：“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老师必须平等的看待每一个学生，不管他们家境如何，不问他们成绩怎样。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教师只爱事业，那他会成为一个好教师。如果教师只像父母那样爱学生，那他会比那种通晓书本，但既不爱事业，又不爱学生的教师好。如果教师既爱事业又爱学生，那他是个完美的教师。”（《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第208页）做一个完美的老师才是我们孜孜追求的理想！我们还要知道，教师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它有别于亲人们的爱，不同于异性间的爱，有异于朋友间的爱----它是一种升华的爱。教师的这种爱应该是真诚的，博大的，理智的，恒久的，它包含着沉甸甸的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对老师说：“教师的心应当充满对每一个与之打交道的具体的孩子的爱，尽管这个孩子的品质已非常败坏，尽管他可能会给教师带来许多不愉快的事。”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也说：“他们（注：指学生）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他们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我们一同哭泣，一同欢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198页）或许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也难以达到他们所提到的那种境界，但只有热爱学生才能让学生热爱老师这一点，我还是深信不疑的！

台湾作家李敖骂过很多人，却很敬佩胡适，他是这样评说胡适的：“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个时代里的一个好人……无怪乎柴尔兹（M.W.Childs）说他是SageofModern（现代中国的圣人）”他这么评价胡适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民国知名学者中，若论人缘之好，交游之广，影响之大，胡适当推第一人。若论学识，他一生获得过国内外20多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些学位绝不是像今天某些人那样利用权力或者花费金钱买来的，是凭真本事拿的。不过，最让人称道的还是他的助人为乐的品行。学术界的一件佳话是，1920年，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时，由于官费没有按时汇来而陷于困境，打电话告急，结果很快就收到了2000美元，使他顺利完成学业。回北平后，他向北大校长蒋梦麟面谢汇钱一事，弄得蒋校长一头雾水。后来多方打探到，原来是胡适先生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而胡适从不在林语堂面前提起此事。像他这种无私帮助他人的事情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流传了很多（比如家庭贫寒的留学生，甚至卖麻饼的小贩都曾得到过他的秘密资助）。如此爱生爱人的老师，怎能不得到他人的尊敬？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蒋介石亲往祭吊，并送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对他的一生作的最好概括，也是对他人格魅力的高度赞誉。集“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三十年代的著名教授、晚年的书法大家”于一身的台静农先生不善言辞，但上课能扬长避短，“台老师是不懂得说话技巧的人，所以他的课，通常是他静静地在黑板上抄写他的讲义，学生静静地在讲台下记笔记。“（吴宏一《侧记台先生》）同时，对学生特别友好。经常把珍贵的私人藏书借给学生；学生来了，常拿好烟好酒招待，与学生同乐。既能扬长避短，又能热爱学生，自然，学生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又如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教授。他发现有的课学生人数少，就让学生到家中上课，目的就是充分利用家中的图书资料。他在北平的五间大屋摆满了图书，最多时有五六万册，全部对学生开放，让学生随时利用。有时学生一时没有研究课题，他便提供研究课题，学生文章无处发表，便为学生寻找阵地，或者干脆自己办刊出书。他用这种方式奖掖扶持学生，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后来，他离开中山大学时，学生都依依不舍，有一个学生干脆就跟着他北上了。这些教授的事迹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一个教师，只有真心爱他人，真诚爱学生，才能博得大家的尊重，博得学生的热爱！

是啊，要吸引蜜蜂，鲜花得吐露自己的芬芳；要吸引学生，教师得展示自己的魅力。要想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夫子”，不敢说得具备“天下闻”的“风流”，至少得有让学生“闻”的“风流”----自由率真的个性之“风”，浩瀚渊博的知识之“风”，严谨有效的教学之“风”，爱生如己的胸襟之“风”。果能如此，我坚信，你的人格魅力一定会在学生中“风行”，你的个性风采一定会在校内外“流传”！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