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庆尚南道的晋州城，号称“朝鲜国第一名城”，又名矗石城，晋州城外，西面是青川，南面是洛东江支流南江，北面开凿有较为宽阔的城壕。晋州城原在南江江湾一处石质高地上筑城，金睟曾以晋州原有城垣狭小，在原有城垣的基础上增筑了一座外城，但增加了晋州城墙的长度，新的城垣修筑在南江冲积平原上，地势低洼。金诚一防守晋州时，在城外开凿了城壕引水，在新城的城墙上仿造中国空心敌台加筑了三座炮楼，在城墙上添设了射击平台，有效提升了新城的防御力，但外城城墙不高和地基不稳固的隐患，在当时朝鲜人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得到改善。（《松岩先生文集》卷之四）

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十月五日，日军为确保釜山大后方的安全，长谷川秀一、细川忠兴等大名联兵13000余人，由咸安越过鱼束岭包围晋州城。此时晋州的守城将金时敏，亲率军官分番日夜巡视城防，激励士卒，静待日军攻城。此时的朝鲜军队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日军战术，一连数日，攻城日军均未能找到晋州守军的空隙。第四天半夜，日军吹角整军，预备乘夜攻城，金时敏三令五申，要求守军得到允许才可还击。由于金诚一对城防做了针对性修改，朝鲜守城部队容易被日军用火绳枪压制的状态，在晋州之战时得到了改善，当攻城的日军第一次对晋州城进行火枪齐射之时，防守城墙的朝鲜军无一伤亡。日军攻城部队抵近城墙10步距离，城墙之上寂若无人，城内传出歌舞声，惊疑不定的日本人决定暂缓攻城。新筑的外城城墙较内城低矮，且是人工开挖的护城河而非天然河道，日军在观察晋州城防之后，决定以东北方作为主攻方向。在第一次攻城试探中，晋州守军的状态与其他朝鲜军队完全不同，为确保攻城部队的安全，日军以巨竹在城墙外缘建造楼橹，搭建攻城平台，打算居高临下，用火绳枪压制城墙守军，掩护攻城部队，但被早有准备的朝鲜人用火箭、玄字铳筒反击烧毁。“作三层山台，临压城堞……城中发玄字铳，射山台贼坠之”,“贼又伐巨竹作飞楼于城东北放炮其上，于是用大岐箭藏火药指楼放之，楼即破碎扑地”,“贼登山台，放丸无数。城中放玄字箭三度，穿过竹编，又贯大板，一矢则洞贯贼胸即死，厥后贼不敢更登山台来”（《李朝实录》宣祖修正二十五年十月丁亥；《忠烈实录》卷一、卷二）。附近的朝鲜义军郭再祐部先锋将沈大承，率百余人趁夜赶至城外飞凤山，多点火把，以疑兵之计与城中呼应。为免陷入内外夹攻的日军，决定最后一次进攻晋州城。“贼一时高声，急赴城底，涂城欲上，城中包火药于枯荻，投诸贼众，或以汤水注其面，或以大石槌其胸，射矢如雨下，无不中者。又选精锐送于北门北，曰：‘地势高危，贼必谓防御疏虞，不无逾越之谋。’急往观之，贼果设云梯与漆林上，骑马铁面者，方驰上欲逾城。勇士数人，射中贼胸，骑马者颠倒而落，诸人继射之，男女争集砖石，贼不得上。”（《忠烈实录》卷一）日军先集中进攻晋州东北方向以吸引守军注意力，然后派偏师偷袭新城北门方向，从战况描述来看，当时的晋州新城城壕已平，攻城方能直抵城墙下，而朝鲜守军兵力不足，在集中防备东北方进攻时，相距不远的北门方向没有像样的防御力量。虽说是地势较为险要，但城墙高度有限，质量也有问题，日军“凿北门五六尺”（《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以云梯成功搭建可供骑兵骑马登城的斜坡。北门战况危急时，金时敏亲自在北门城楼张弓射箭，额中流弹，战后伤卧一月有余。

朝鲜军队在第一次晋州之战中获胜，但暴露出不少防御上的问题。从日军搭建攻城平台和使用云梯、依托树林来看，晋州近郊有大量可用于建造攻城器械的竹子及树木，战前未曾扫除，战后依旧保留。晋州新城城墙的高度有限，东北和北门相距不远而守军异常薄弱。“初，倭将悉兵数万，薄晋城，城中兵三千余人。”“时牧使军三千七百余名，昆阳郡守李光岳军百余名。”（《李朝实录》宣祖修正二十五年十月丁亥；《乱中杂录》卷二）日军兵力是守军三倍有余，晋州被围的消息传出，周边官军并无一人支援。金诚一听闻晋州被围后，派遣的均是“假将”义兵，“令三嘉义兵将尹铎，宜宁假将郭再祐，草溪假将郑彦忠等，由东而入，陕川假将金俊民，由北而入，全罗义兵崔庆会，由西而入，固城假将赵凝道，伏兵将郑惟敬，由南而入”（《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金诚一下令出动的多路援军云集晋阳，各路只有数十至一两百人，“尹铎领二百余名，郑彦忠领百余名……金俊民领敢死士八十余人”,“初晋州告急于诸阵。郑仁弘令假将金俊民、中卫将郑邦俊等，自择精锐射手五百余名，驰送赴援”（《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乱中杂录》卷二）。郭再祐部沈大承所率也不过一两百人。这些援军总数实际不过千人，也不是正规训练的朝鲜士兵，而是地方豪强以私奴组建的民兵，在晋州围城作战中所起的作用有限，“方围屯时，两道援兵皆结阵据险，夜则登近峰，与城中举火，鼓噪相应，而不敢纵击”（《李朝实录》宣祖修正二十五年十月丁亥）。唯有金俊民部作战尚可，但与郑邦俊等合兵也仅有500余人，因他出身低贱，吏曹论功之时，公然称他为“其族系庶孽”。所以金俊民虽有才能，但难以因功升迁。从各路援军种类和数量来看，金诚一所作所为，难称真心想救援晋州，更似借日军之手消耗义军，且义军之间各自为战，力量极为分散。从作战武器使用上来看，晋州城中的朝鲜军缺乏大中型火炮，在对日本简易工事的反击中，只见小型的玄字铳筒，未曾发现大中型的天字、地字铳筒。玄字铳筒一般以发射霰弹为主，单独使用一发弹丸发射状态下的玄字铳丸，重量仅有1斤13两（约2.375磅），弹丸直径只有1寸7分（54.4毫米），大致为鸡蛋大小（长度）的铅球，发射药重量仅有4两（148.75克），这是典型的小型火炮，对工事的毁伤能力较低下。晋州守军使用的玄字铳筒和次大箭，在近距离对付巨竹所造飞楼这类的简易工事时，尚可击伤防护低下的竹制平台上的士兵，火箭也能烧毁没有防火能力的竹楼。但是，守城方重型火力缺乏，很难对抗较为完善的土木工事。由于朝鲜火器的设计偏好，天字、地字两款铳筒和玄字、黄字两款铳筒，在弹丸重量上差距较大，若守军有一两门天字（弹重13斤）或地字（弹重8斤）铳筒，火力会大大提高，可有效损毁日本现有攻城手段中的土木及移动工事。（《戎垣必备》）朝鲜守军的新式火器数量也不多，城中火药也有限，储量不过七八百斤。“焰焇五百十余斤，预先煮取，略仿倭制，新铸铳筒七十余柄。”（《乱中杂录》卷二）

骆尚志（骆尚志朝鲜）

战后，金时敏伤重不起，金诚一趁机派手下亲信接管了晋州防务。其人为名士徐仁元之弟徐礼元，徐礼元因兄长名望得以无功提为边帅，战前在咸镜道因杀良冒功而屡被弹劾，壬辰倭乱时任金海府使，日军登陆后弃城逃走，投奔金诚一后一直跟随。金诚一任人唯亲，晋州防务反而不如战前。“时敏病甚，金诚一以徐礼元代之。礼元有膂力，而愚怯无才，以其兄仁元为名士，故特拔擢为边帅。在北道假作首级，要功升秩，赵宪每疏论其罪。至是以金海府使，弃城而走，从诚一进退，用以代时敏，自是晋州城守之备，不复如前日矣。”（《李朝实录》宣祖修正二十五年十月丁亥）而另一边，日本人在摩拳擦掌，准备报仇。不同于之前李舜臣在绝对优势下的海上游击战和借势明军的幸州山城之战，第一次晋州之战是朝鲜人首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型会战中击败了处于绝对优势的敌军。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对正规划占领朝鲜南部的丰臣秀吉而言，晋州城必须要拔除，这既能打压朝鲜人的反抗意志——“晋州围城时，力战将士等出万死，却敌全城，人始知城池之可守，其功极大”（《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丁丑）——还可以在朝鲜人面前树立绝对强势的形象，以便统治未来可能获取的“赤国”（庆尚道）和“白国”（全罗道）。而且，据说晋州城中存有大量的粮食，“金千镒招徐礼元，计算仓谷，几至数十万斛”（《乱中杂录》卷二）。日军决定再进行一次试探，试探日军在远离明朝边境的地方，单独对朝鲜进行作战的情况下，明军是否会继续支援。朝鲜宣祖二十六年（1593）五月一日，丰臣秀吉将在平壤之战时驻防凤山，不战而逃的大友义统撤藩，强迫他出家为僧，发毛利辉元看管，所属领地充公。在此背景下，第二次晋州之战爆发。五月二十日，丰臣秀吉一边下令派使节与明朝和谈，一边下达围攻晋州的作战命令。侵朝日军主力尽出，锅岛直茂、黑田长政、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部兵力共25624人，小西行长、宗义智、松浦镇信、长谷川秀一等部兵力26182人，宇喜多秀家等部兵力18882人，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等部兵力22344人，一共92972人，进攻晋州城。为防止激怒处于和谈状态下的明朝，小西行长提前向明军通报了进攻晋州的作战计划，并告知是为报复第一次晋州之战战败和朝鲜在和谈期间屡杀日本的后勤辅兵，建议明军通知朝鲜人退出晋州。“沈惟敬时在行长营中，闻知清正欲攻晋州之事，以空城避锋之策，帖告于本国元帅金命元。”“张把总所授沈游击传帖云：‘日本攻打晋州之事，彼因去岁被杀戮，愤恨不平。且宋老爷禁约之令，昭昭在目，奈何贵国兵士，屡杀日本刈草之倭？关白来文云：彼既不遵大明约束，尔等亦可进攻晋州，打破城池，以雪前耻……且行长……云：我日本往晋州兵马三十万，恐不能当……今本府之民，预避其锋锐。彼见城空人尽，即撤兵东回云。此乃先锋行长之言，可信之也，朝鲜将领知之。”（《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壬戌、《乱中杂录》卷二）

沈惟敬向朝鲜转达了小西行长的建议，但朝鲜人不愿执行。之前权栗随明军南下时滞留在后，李如松因朝鲜无人配合而回军汉城之后，反应迟缓的朝鲜人才开始缓慢地集结。六月，金命元、权栗等人集结朝鲜官军、义军数万于宜宁，打算渡过南江，逼近釜山。郭再祐、高彦伯等称日军集结一地，声势浩大，而朝鲜军人数虽多，但堪战者少，且前无粮草，不可轻易前进。巡边使李薲责骂诸将逗留不进，与权栗合谋渡江，抵近咸安。咸安城中空无所得，军中粮食缺乏，士兵摘生柿子果腹。得知朝鲜人来袭，日军自金海云集而来，咸安城墙低矮，外有高山，当朝鲜人正商议死守咸安还是退守鼎津之时，日军前哨在附近放枪，城中听闻枪声，城中的朝鲜军队听闻枪声，惧溃出城，多有争路而坠落吊桥者，未战而被踩踏、淹死者甚多。朝鲜军队自咸安溃散，滞留宜宁县南面鼎岩津一带。李薲见日军遮山蔽野而来，认为晋州孤军难守，要求义军尽入晋州，以壮声势。郭再祐以晋州不可守，愿为外援而宁死不入城。李薲无奈，命郭再祐把守鼎岩津。倡义使金千镒于六月十四日先入晋州。晋州牧使徐礼元正前往尚州，听闻日军进攻晋州后折回，于十四日傍晚赶回，与金千镒商议城防事宜，认为城池坚固，粮食充足，可以防守。六月十五日，全罗兵使宣居怡、助防将李继郑、忠清兵使黄进、助防将郑名世、京畿助防将洪季男、庆尚右兵使崔庆会、复雠义将高从厚等率军入城。十九日，权栗下令全罗道各路援军撤离晋州，导致城中大乱，士兵争相逃离，待金千镒与黄进、崔庆会安抚完毕，城中士兵仅剩3000余人。“全罗道巡察使权栗，传令全罗兵使，各项将领等，并为出来，诸将一时驰出，城中汹惧，事为漏出。臣与崔庆会、黄进等，艰难收合，而并不过三千余名。”（《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壬戌）

权栗的命令和后续动向是听从了沈惟敬的建议，退兵与明军合势，保存有生力量，以拖待变。“全罗兵使宣居怡及洪季男等，领兵来会以为，贼众我寡，不如退守内面，金千镒抗言止之，居怡、季男等，出阵于云峰。”（《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戊辰）“全罗兵使宣居怡，与京畿助防将洪季男，领军到晋城，言曰：众寡相悬，不如退保。金千镒大怒让之，居怡等引军还出，与李薲等退向咸阳。”（《乱中杂录》）明军在得到消息时，一边对日方发出外交警告，一边试图集中兵力以再次南下。朝鲜当局反而是在宋应昌询问晋州、咸阳的地理时才得知日军进军晋州的消息。“经略接伴使尹根寿驰启曰：今日早牌，经略进臣等语曰：‘晋州、咸阳，是何地？’臣等答曰：‘皆属庆尚道。’经略曰：‘今闻倭贼从西北向咸阳、晋州，将往全罗。’又曰：‘水路向全罗云，尔国无报耶？’臣等答曰：‘时未有报。”“二十一日，刘?禀帖入来，倭贼水陆交进，已陷咸安云。提督即令李都督平胡、高游击升，选精兵各五百，明晓发向晋州。提督又于明日，选精兵六七千，亲领发行，取全罗道南原、云峰之路，直向晋州，计料三营副将等惮于赴战，多称疾不起。刘?以众寡不敌，多有惧心，吾当急速下去云。”“骆尚志、宋大斌，既在全罗、庆尚之境，想已赴晋州。李平胡所率军，皆是勇敢，必及驰救。李宁、祖承训，亦与刘?军合势。大概在彼军兵，一万四千有余，贼不敢遽尔冲突。俟有紧报，我当南下，已选一万八千待之。”（《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六月壬子，七月壬戌）

因此，日军此次进攻晋州，附近明军没有足够兵力干预。因朝鲜未按计划提前预备军粮，明军因缺粮而无法在前沿维持足够兵力，再次南下时又因朝鲜人懈怠而再次断粮。李如松因缺粮而被迫退兵之后，朝鲜往明军前线调拨的军粮仅有4000石。“且今之提督退兵，亦因乏粮，与开城府退兵一般，其为不幸极矣。此予前日所以每以粮饷一事言之者也，至于刘员外，以为粮饷，恬不动念云，尤为未安……至于粮饷一事，贼兵才退，大军猝下，远处搬运，势难及期齐到。湖南运谷，数过四千石，已为运去，近日之内，姑无缺乏之患，而天将所言，则以为一日不继，辄以是为托，诚为闷迫。”（《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五月辛巳）这4000石军粮可供明军多少天呢？“昨日，尹根寿所启，万军一月之粮，不过五千石”,“而天兵二日放粮之数，几三千余石”（《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五月辛巳，七月辛酉）。李如松自汉城南下，称有“三万骑”，后续刘?部5000人也已南下，合计35000人，不算马匹所需，4000石粮可供应9天，如以20000名战兵计算，则可供应12天，若以30000人折算马料，仅够4天。以骑步合计，这所谓4000石军粮，至多维持前沿明军7天所需，如供给明朝全部援军，仅能支持两三天。李如松不得不退兵于汉城附近，以便就近由国内搬运补给。“朝鲜旁邑负载搬运，止能足大兵数日之用，将领屡称乏食……其余大兵听令撤回王京、开城等处就食，盖中国之粮，自朝鲜义州由海运至开城、王京间，已经千有余里，大海茫茫，风涛险阻，至此已为极远，其势不能再前，而王京以南如尚州、大邱等处，中国粮饷实难转输。”（《经略复国要编》卷九）尚州按宋应昌所说道路里程，为1600余里，约合921.6公里，如按转运距离，明朝后勤供给距离达2000多里，约合1152公里。鉴于日本沿海兵力的规模，明军在抵达庆尚道时，需要先整备工事，与朝鲜军配合联动，消耗日军的粮草，以拖待变。宋应昌预备进行长期作战，但是朝鲜人不肯配合，其后勤能力也无法保证在庆尚道前沿维持大量军队，朝鲜一开始只愿让明军留下2000人，即便承认前沿兵力不足，只打算保留5000人，但还是觉得负担过重。“今若咨请，所当愿留南兵，而数满五千，则虽除马料，一年三万石粮，亦必难供。兼陈本国荡败之状，量留二千之意，移咨于经略。”“以五千之兵，分把两南沿海要口，诚为不足，但以粮饷为难，只请五千军矣。”（《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五月戊寅）所以在六月初，当朝鲜人行动迟缓地在庆尚南道咸安集结军队时，明军主力已因粮草断绝而大部退军。李昖因朝鲜无力承担明军军粮，要求前沿明军进一步缩减数量。“上曰：‘兵粮垂乏，而民力已竭，转运亦难，何以为之？’斗寿曰：‘如使吴惟忠、骆尚志等兵，留防岭外，余皆还送，可矣。’上曰：‘余兵还送，犹可御贼乎？’斗寿曰：‘余兵虽存，无所用之。”（《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六月丁亥）最终当日军攻向晋州时，明军即便再次紧急动员，也难以短时集结足够的兵力。

直到六月二十四日，晋州之战爆发之后几天后，汉城才了解月初咸安集结朝鲜军的情况，但这份报告说的是朝鲜军组织管理混乱，将领不知兵员具体数量，军械匮乏，正因断粮而濒临解体。“则军数，都元帅亦不能详知，随后成册上送云。臣乃往督捕使朴晋处及右道咸安诸将驻军处，则大概各处粮饷不继，士卒皆有饥色，或以五六合之米作粥，两人分食而度日，甚者饥坐或四五日，或六七日。军卒逃亡者，日以百数，两湖之卒，并屯咸安，输转六七百里之外，又因阻水，不得趁解军前矣。”“伏见宣传官赵安邦来报，庆尚一道，与贼相持，各阵之军，不过六七千，而其中一将所率，或有六七名者，各阵弓子，仅百余张。将此兵力、器械，战退强寇，万无其理。加以缺粮已久，一日所食，不过溢米之粥，极为寒心。”（《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六月丁未）综上所述，当时朝鲜在军事上并无守卫晋州城的能力，而晋州周边均无短期可以赶至该城且有能力救援的军队。日本此时集结90000多人西进，战兵近50000人，是明军在朝战兵总数的两倍有余。即便李如松以军情紧急，调动全军南下，至多也不过32000余人。而晋州朝鲜官军、义军合计不过3000余人，按日军战后统计首级和尸体，城中居民合计约为25000人。综合朝鲜史料和晋州内外城空间计算，晋州军民合计约为30000人。“城中死者六万余人。或云八万余人，或云三万。”（《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戊辰）因此，当金千镒决定死守晋州，接连拒绝沈惟敬、郭再祐、权栗等人暂避日军锋芒，保存有生力量，以待军队、物资齐备之后，再行反攻的建议之时，第二次晋州保卫战便已注定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悲壮之战。六月十八日，侵朝日军主力渡鼎岩津，此时防守渡口的是郭再祐和高彦伯部，两部合兵仅有500余人，见日军势大，率军退往三嘉方向。十九日，日军一面自宜宁逼近晋州，一面向丹城三嘉、昆阳、泗川等方向派遣小股部队，断绝晋州城外援。二十一日，日军先锋数百骑，抵达晋州城东北的马岘峰。次日辰时，日军500余人登晋州城北山列阵。巳时，日军主力赶到，分两部列阵，一部列阵于开庆院山腰，一部列阵于乡校前路。开庆院在晋州城东二里处，乡校在晋州城东三里处。战斗开始时，日军依旧以工事最薄弱的晋州新城东面，作为此次主攻方向，分为前后两阵，以火绳枪齐射为标志，向晋州城发动进攻。明军探哨20余人尚在晋州城中，眼见双方兵力悬殊，决定先行离城。此时日军立足未稳，未曾对晋州合围，朝鲜守军还有突围时间，但金千镒等决意死守晋州。日军攻城部队在火绳枪的掩护下靠近城墙，守军以铳筒及弓箭还击，日军当场倒下30余人。见晋州守军防备严密，日军决定将攻城时段放在夜晚，以降低以弓箭为主的朝鲜军队的命中率。黄昏时分，日军再次攻城，双方在城墙上隔壕对射。攻城的日军士兵无掩体遮蔽，在对射中处于不利地位，多有死伤，在二更时暂退后，于三更时再次攻城，以火绳枪齐射并鼓噪大呼以疲守军，朝鲜守军不为所动，日军鼓噪至五更时分退兵。二十三日，日军分三批攻城，当晚又连攻四次，并乘夜大呼，守军以乱射回应。日军连续攻城不克，伤亡惨重，只能暂缓攻城。（《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戊辰；《乱中杂录》卷二；《惩毖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

在前两天的攻城战中，日军损失颇为惨重，却没给晋州守军带来多少损失。当时驻守晋州城的朝鲜军队，战斗经验丰富、战斗意志顽强，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之下，表现可圈可点，在屡战屡败的朝鲜军中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自从咸安、宜宁的朝鲜守军闻风自溃，日军不战而胜，加上此时兵力空前云集，未曾将晋州守军看在眼里，所以第一次攻城时准备并不完善，因此遭到了晋州守军的迎头痛击。挟胜而来，试图一鼓作气拿下晋州的日军，在接连攻城失败之后，决定重新整备攻城器械，然后在马岘和东门方向再次增兵。因朝鲜军队没有清理城外的树木等物资，日军迅速收集到大量竹木材料乃至砖瓦石块。晋州东城外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日军得以攀爬到槐树之上，观察城中朝鲜人的动向。二十五日，日军用松枝、杂草编成大筐，向筐中填土，用土筐在离新城30步的地方修筑土山，并在山上排列捆扎好的竹束。朝鲜守军试图用弓箭和铳筒驱逐施工人员，但在日军士兵“不计死生，死者曳出，生者进前”之下，土山在高度上逐渐超越了城墙，随后日军在土山上排列火绳枪兵，居高临下射击朝鲜守军。（《惩毖录》;《忠烈实录》）这种攻城战术与第一次晋州之战相似，但日军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单纯使用竹木搭建平台，也没有采纳容易垮塌的堆土模式，而是用草木筐填土之后垒砌，使土山的结构强度大为提高。忠清兵使黄进见守军已被压制，连夜在城内相对日军土山的位置修筑高台。守军兵力不足，黄进亲自脱衣背石，晋平民竭力相助，于六月二十六日凌晨前筑成高台，并在台上架设了玄字铳筒，击破了日军土台上的棚屋。日军一边改造工事，一边继续强行攻城，白天三进三退，夜里四进四退，但还是对晋州守军无可奈何。

六月二十六日，日军以大木做成木柜，外裹生牛皮，使士兵藏身于内，快速靠近城墙。朝鲜人的箭矢和小型铳筒，难以击毁包裹生牛皮的木板，而较大的铳筒难以瞄准快速行动的移动工事，日军借此抵达城墙底部，意图掘毁新城城墙。但是，日军为了追求快速移动，使用人力负载这些新造的木柜，被守军以投掷大石的方式迫退。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在东门外用大木建起高达9仞（约16.56米）的4层巨型高楼两座，“或以高木作假楼，上可立百余人”（《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乙丑）。日军上百名士兵登楼，居高临下，向城内发射火箭，晋州城内的民居多为草屋，“一时延爇，烟焰涨天”（《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戊辰；《乱中杂录》卷二），晋州牧使徐礼元胆气已丧，金千镒命高从厚副将张润为假（代）牧使，接替徐礼元职位。战斗时天降大雨，虽然有助于扑灭城中大火，但朝鲜守军弓体和箭羽黏结所用鱼胶，遇水之后出现溶解，不少军械因此而损毁。六月二十七日，日军在东、西两门外新筑5座土山，加上先前筑的3座土木平台，环晋州城的制高点已达8座，高台上的掩体工事也改用更为坚固的竹束。日军还乘夜将竹束搬运至护城河外缘，用以抵御朝鲜守军的箭矢，然后自竹束内向城壕投掷瓦砾砖石，很快便将晋州的外城壕填平。“贼束竹乘夜齐力于壕边，矢石不能入，自束竹之内，乱投瓦砾于壕中及城底，顷刻填满。”朝鲜守军连放玄字铳筒进行反击，但竹束的强度和重量远超之前的木制棚屋，且互相之间并非刚性连接，未能摧毁日军工事。“故虽多放玄字铳筒，幸而得中，只为贯穿而已，不得摧倒”。日军还借土山高台，居高临下，从东、西方向用火绳枪俯射城内军民，导致朝鲜军民死亡300多人。（《惩毖录》;《忠烈实录》）在城壕被填平，守军也被压制后，日军仍以大柜外裹生牛皮置于冲城车上，以甲士10余人推至城下，用铁锥凿城。金海府使李宗仁见情况紧急，亲自在射台张弓反击，连杀7名日军甲士，守军趁机用膏油灌注火炬中，自墙上投下，将攻城的日军甲士及冲城车一同焚毁。当晚，朝鲜守军自城中连发3枚震天雷，轰击攻城日军集结地。朝鲜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究未能阻挡日军的进攻。当晚，日军转攻新城北门，镇守东门的李宗仁率军前往支援。徐礼元所部防守新城东门，日军进攻新城北门的同时，在东门进行土工作业，徐礼元未认真守夜，对东门外的日军行动一无所知，日军“以板子铺之于城外，掘取其下，渐就城底”。（《惩毖录》;《忠烈实录》）六月二十八日黎明，击退夜袭新城北门日军的李宗仁回到东门时，门外日军的土木作业已至东城的城墙下。李宗仁为此怒斥徐礼元。当时城墙底层的三块基石已被拔出，在朝鲜守城士兵迟疑之时，一名日军士兵持铁掘锥大呼而进，将城下的基石掘毁，导致城头石块颓落。朝鲜守军以木制鹿角填塞缺口，与日军死战。日军未能攻入城中，在付出了上千名士兵伤亡的代价之后，被迫退兵回营。忠清兵使黄进大喜过望，伸头至城外以观望日军遗弃的尸骸，“有一贼，潜伏城下，仰放铁丸，横中木板，挑掷而中进左额”，黄进不幸身亡。（《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戊辰；《乱中杂录》卷二）

黄进在守城战中身先士卒，为朝鲜守军所敬重，他阵亡后，朝鲜兵士气大跌。六月二十九日，金千镒命徐礼元代黄进为巡城将，但徐礼元胆气已丧，巡城之时“脱笠骑马，涕泣而行”，非但未能鼓舞守军，反而动摇了军心。庆尚右兵使崔庆会欲杀徐礼元被阻，只好命张润代领徐礼元职责，但不久张润也中弹身亡。未时，东门附近城墙因雨颓落了30余把，一把长度为周尺6尺?，垮塌30余把意味着城墙垮塌长度超过了54米。眼见朝鲜城墙大段坍塌，一直在东门外大槐树上观察朝鲜军动向的日军，吹响了总攻的螺号。朝鲜守军因兵力不足，军中精锐多集结于东门，当新城北门遇袭时，是由李宗仁领东门驻军前往北门，与徐礼元部换防，而换防后东城的守御明显比李宗仁部守城时松懈。从中可见，朝鲜守军各部士兵素质相差较远，当李宗仁等部精锐士兵，因城墙大面积垮塌被迫滞留东门附近后，其他地段就成为防线上的弱点。“倡义使金千镒之军守北城，闻城毁，先为惊动，弃城奔走，贼望见，从北城因以竹梯登城，三贼攀堞大呼，众贼四面俱入城，不能支。”“贼乃登城，挥剑踊跃，徐礼元先走，诸军一时溃散，（李）宗仁中丸而死。”自此，晋州外城的朝鲜守军全线崩溃。（《惩毖录》;《忠烈实录》）李宗仁战死于东城之后，朝鲜守军余部撤入内城，集结于矗石楼一带。在大将精兵丧失殆尽的情况下，金千镒决定殉国，与其子金象干相抱投江而死。日军屠晋州城以泄私愤。“后，监司金玏，令沙斤察访李瀞验视，则城中积尸千余，自矗石楼，至南江北岸，积尸相枕。自菁川江，至玉峰、迁五里，死者塞江而下。”（《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戊辰）日军攻破晋州后，分兵四路，一路转向丹城、山阴后进驻智异山，一路直出晋州西面，与智异山的日军部队遥相呼应，四散进入求礼、光阳、南原、顺天等地，一路向泗川、固城等地，一路向三嘉、宜宁等地劫掠，剩余军队将劫掠的朝鲜男女和财物运往金海。

第二次晋州之战，以朝鲜守军全军覆没而告终，朝鲜方面损失巨大，名城遭屠戮，为数不多的有坚韧作战意志的成建制军队全军覆没。此战虽然悲壮，但之前暴露出的问题在此战中毫无改善。朝鲜在国家危难之际，依旧以出身高低任用主帅，徐礼元无才，依旧能以出身压制优秀武将而位居高位，晋州守军令出多门而互不统属。外援部队仍与第一次晋州之战一样，多数是素质参差不齐的各路义军，素质低下，率先逃亡。

“金千镒军，皆市井之人也。以如此之军，其能守之乎？”“金千镒之军，皆市井无用之辈，故守北门而先溃。”（《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七年三月戊戌，七月癸巳）“千镒所率，皆京城市井招募之徒，千镒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恶徐礼元，主客相猜，号令乖远，是以甚败。”（《惩毖录》）金千镒以客军身份入驻晋州时，剥夺了晋州牧使徐礼元的职能，但其本身对军事不了解，所属士兵素质低下，难以服众。“金千镒心则贵矣，性果迂疎人也”,“千镒器量褊隘，才略短浅”（《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七年三月戊戌）。金千镒个人性格有缺陷，对指挥这场战争而言，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从晋州沦陷后的尸体分布可知，金千镒所谓以死报国恩的时候，晋州城只是外城沦陷，军民伤亡千余，守军尚有半数进入地势更为险要的内城，此时军民应当有20000余人。在能服众的守将于外城战死之后，唯一幸存且名望足以服众的金千镒，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当时内城尚在朝鲜人手中，但朝鲜人对于防守内城没有预案或者没有执行预案。金千镒未在外城东城颓落时鼓舞所属义军士气，而是率先逃至内城，致使同守北门的黄进余部寡不敌众，终致外城沦陷。其后，他未收拢余兵，而在日军未到之际与其子投江一死。金千镒明知自己不懂军事，还多次拒绝执行明军提出的保全晋州军民性命的建议，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与占绝对优势的敌军进行决战。金千镒成全了自己的忠义之名，却把晋州军民送给了残暴的日军，个人忠义可鉴，但在指挥战斗乃至协调各部关系上，并无可取之处。

日军对晋州的攻击是对明军的一次试探。在攻占晋州之后，日军继续向全罗道发动进攻。七月三日，明军骆尚志、宋大斌领兵自南原出兵南下，进屯求礼城。四日，一路日军自晋州西进，进入咸阳府境内，劫掠沙斤驿一带，进逼云峰县。云峰县并无城墙，朝鲜军只能防守于咸阳至云峰的必经之路，即霜山一带八良峙山坳以及湘川两岸实相寺一带。“巡边使李薲，把截于云峰八良峙；全罗兵使宣居怡，把截于云峰实相洞；防御使李福男，驻扎于长水县。”晋州城西岳阳县的日军20000余人（一说四五千，据《乱中杂录》卷三），前出至河东县，经由花开洞谷进入求礼境内，“凶贼二万余骑，自晋州出来，直到岳阳仓焚荡后，渐进伏处”。花开洞谷为蟾津江北一条长约13里的狭谷，谷底即为石柱关。石柱关守将为伏兵将古阜郡守王景祚、原南原判官卢从龄，当日军逼近城关列阵，预备攻城之时，朝鲜守城士兵一哄而散。“凶贼自伏兵处（石柱关）十里许，焚荡后结阵，把守军人等，并皆逃亡，把守无策，罔知所为。”（《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壬申）骆尚志兵原额不过600人，而宋大斌部也不过500余人，“大斌等所属五百余名”（《乱中杂录》卷三），在朝鲜军逃散后，求礼城的明军仅有1000人左右。因此，骆尚志、宋大斌率军退往南原，与查大受部合守南原。日军在占领求礼后，毁坏城池并烧山抢掠，进而北上逼进南原。全罗道之前未曾受过日军侵扰，求礼城避乱的军民仅散在城池近处的浅谷之中，被日军大量搜捕、残杀，“本道之人，曾未尝倭，自以为残山浅谷犹可避兵，至是搜山屠戮，甚于岭南。是夜南原守城诸军，一时踰城溃散”（《乱中杂录》卷三）。得知求礼城被屠，当晚南原朝鲜军民溃城而出。“欲为守城，则有职堂上官以下，无尊无卑，无大无小，举皆缒城遁去。”（《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七月庚辰）

七月六日，李薲、洪季男自云峰领军向南原，前往源川驿（源川附近山坡上，德阴峰、源川坊一带）与宋大斌合军，宣居怡驻守虎山院（南原城东十里虎山驿）。査大受军前往南原城西南三四十里处，往谷城方向的金岸坊永思亭防守，而骆尚志部留守南原城。当日，洪季男单骑前往求礼探察，与日军斥候在花亭村遭遇。洪季男斩杀三人，日军主力赶到之后，洪季男退往源川，与李薲、宋大斌驻军宿星岭。

七月七日，日军出动数千人自求礼过所义坊，抵达山洞坊，焚村后北进宿星岭。李薲、洪季男所部见山洞坊火起，即将溃散逃走，被将官捕拿带头之人制止。宋大斌以明军骑兵300余名潜伏于头骨峰及防筑林薮，亲率剩余的1000余名明、朝联军驻防宿星岭隘口。日军望见明军驻守宿星岭，不敢交战，自山洞坊向西，穿过屯山岭，劫掠古达、水旨等村，进逼金岸坊。查大受、骆尚志以精锐突骑反击。日军见明军出动，四散过鹑子江，进入谷城境内。“査总兵与精骑五十余名，着甲选马，驰过宿星岘，遇贼前锋，斩首十五级，贼始知天兵来到，举阵惊骇奔散。”“査总兵发自南原，五里许行军时，自求礼，天兵三十余人驰来，斩倭二十余级，持纳于天将。”“骆尚志发遣精锐，分道追逐，査大受亦以突骑追杀贼兵，遂渡鹑子江，焚荡谷城村落。”（《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六年八月癸未、甲申；《乱中杂录》卷三）日军在遭遇明军后，极力避免同明军战斗，果断撤离南原，这意味着此时侵朝日军并不愿与明军交战。七月八日，明军收拢部队，退入南原城中。当天南退谷城的日军，在洗劫当地村社后退往求礼，并于次日西退晋州，与明朝、朝鲜联军完全脱离接触，第二次晋州之战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