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聊东北文学发生的历史源流，欢迎大家讨论。

东北近代史的开端

1860年应是东北历史上需要牢记的年份，在这一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并确认中俄《瑷珲条约》有效，中国丧失1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东北边疆陷入空前危机，紧接着，营口开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东北，应是东北古代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

在地域上，东北古代区域包括现在中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滨海和库页岛”。

我们这里探讨区域性的东北文学的古今之变即是以此为时空的依据。

作为区域性的近现代东北文学，既与中国新文学大体同步前行，又是伴随着东北区域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发展的。

近现代东北文学的发生既有五四文学革命的重大影响，又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在一些关内文化人看来，19世纪末以前的东北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烟稀少，虎狼成群，经济萧条，文化落后，文学当然也就更不足挂齿。当然，这不过是中原文化区的一种视野局限罢了。

小编认为，自古以来，东北大地上繁衍着汉、肃慎、夫余、高句丽以及后来的勿吉、靺鞨、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这些民族在共同创造东北文化的过程中各呈异彩，留下了各具特色的神话传说，共同凝结成东北文学的源头。如满族卧勒顿妈妈创世神话，蒙古族麦德尔女神创世神话，鄂温克族白发老太太创世神话和保鲁根巴格西女神神话，等等，渗透了东北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从中可以分辨出与中原文学发展进程相近甚至先于后者的文化素质。

剥除笼罩在这些东北大地上最初的文学叙述上的宗教云雾，我们可以感受到北方先民在大自然威力下不屈的灵魂，顽强的生存意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这是我们的先人能征服这片寒土的内在原因。

这些神话大多具有浓郁的萨满教色彩，其英雄崇拜的文化底蕴铸造了东北地域的民族性格，是东北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崛起的文化原因，同时，这种文化底蕴深刻地影响着东北地域民族的后世文学。

高句丽对东北文学的影响

东北区域许多远古的神话已渐渐模糊，而继夫余族之后在古代东北第二个建立政权的高句丽民族则书写了东北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

高句丽部落起源的传说，最早见于好太王碑。这一石碑记载的高句丽朱蒙传说，后来又见于《三国史记》、《魏书·高句丽传》等古籍。

传说通过“日照而孕”的记述，鲜明地表达高句丽人对阳光、空气和水的认识，这与汉族的上古神话有相似之处。“高句丽人使用汉字，通汉文，如高句丽第二世琉璃王有歌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从中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高句丽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对高句丽的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高句丽人定法是有名的诗僧，他的《咏孤石》诗云：

“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

在对孤石的景物描绘中，表现了诗人孤傲高洁、不随流俗的情愫，给人以旷远之美。

渤海国对东北文学的影响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于黑龙江、吉林、朝鲜接壤地区出现的被称为“海东盛国”“小中华”的渤海国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门对象。

根据小编查到的一些记载，“渤海国是粟末靺鞨人建立起来的一个隶属于唐朝的地方政权。公元755年渤海国从吉林的敖东城几经辗转，迁都到如今的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东北的东南部地区成为了一个北起黑龙江下游，南至新罗，东达日本海，西到松花江、嫩江汇流处以西，拥有5京、15府、62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强盛的‘海东盛国’”。

“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人灭亡了渤海国。为了防止渤海国人聚集力量，东山再起，辽朝统治者采取了‘迁徙其民，荒废其地’的政策，使上京龙泉府一带的渤海国贵族和平民南迁到如今的辽南和内蒙。不愿迁徙者，有的去往高丽、新罗，有的逃亡到中原或女真部落，如此经济和文化繁荣一时的东北东南部地区又逐渐荒凉下来。”

辽代契丹对东北文学的影响

辽代文学受中原文化影响，深染大唐文风，又直接为北宋文学所熏陶，故文学创作极一时之盛，涌现了一大批诗人、文学家。特别是契丹贵族阶层，从帝后、宗室到贵戚、显宦，几乎个个能诗能文。

这要得益于辽朝诸帝的留意诗赋，热心文学。自圣宗以后，科举取士，词赋被列为正科，鼓励并引导儒生转向诗词赋的创作。吟诗作赋，妙手著文，已成为当时东北社会的一种时尚，文化氛围相当浓郁。值得一提的如辽圣宗耶律隆绪“十岁能诗”，曾亲自将白居易的《讽谏集》译成契丹文，其诗作《传国玺》流传至今：“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宜守，世业当永昌。”记述辽之传国玺得之于晋，意味着“天命”归辽，告诫后世子孙当守护此宝，以保大辽国业永远昌盛。行文质朴真切，于平实中蕴含了宏大的志向。

辽道宗所作《题李俨黄菊赋》颇有意境，诗曰：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辽代还涌现出若干契丹女诗人，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就是佼佼者之一。她的诗作流传至今的有《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以及《谏猎疏》、词《回心院》、《伏虎林应制》等。”“天祚帝之文妃萧瑟瑟也工文墨，善诗词。面对辽末天祚帝耽于畋猎，信任奸佞，女真威胁日益严重的局面，她作歌赋诗讽谏，用心良苦。”

根据一些记载，公元12世纪初叶，“女真完颜部在阿什河畔建立了奴隶制国家金国，以如今阿城为中心的东北区域的经济和文化又呈现出急剧发展的势头。金初，完颜部女真贵族中出现了完颜勖、完颜亮、完颜雍等善用汉文写诗填词之士。他们的作品慷慨雄壮，表现了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在创作风格上深受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保持了质朴、遒劲的风格。”

完颜亮（1122～1161）有诗云：

“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合。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

他当时在朝中无所依靠，周围没有心腹，而政治局势十分险恶，常有人突然被杀、被免，他只好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以便保存自己，度过危难。完颜亮称帝后，国内政局不稳，他决意带兵伐宋。

《念奴娇·咏雪》借咏雪叙写了战争的激烈：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鳞猖獗，掣断珍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古旗角。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缡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此词气韵苍凉，文思奇诡，实为古来咏雪诗词中的上乘之作。

金朝文化对东北文学的影响

金朝时一批文士、诗人由于种种原因从关内、中原流入金朝。他们之中有被扣留的使者，如宇文虚中、吴激；有未随宋朝南迁，从沦陷地区转而仕金者，如高士谈、张斛、马定国、祝简等；还有的是先仕辽，辽灭亡后又转而仕金的，如韩昉、左企弓、虞仲文等；也有参加反对南宋王朝的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起义失败后北走投金，如施宜生。他们在入金之前，在中原大多已是颇有名气的文士，来东北之后，创作技巧更趋成熟，写下了大量的诗词，反映了他们在塞外的生活，抒发了去国怀乡的苦闷心情。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当属宋徽宗赵佶。“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赵佶被南下的金兵所俘，从汴梁经燕山，押解来东北，先在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镇）、韩州（今吉林省梨树县境）囚禁，最后流放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他在边塞冰天雪地之中熬过五个春秋之后，于悲愤无告中死去，时年54岁。

赵佶的《燕山亭·杏花》词云：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词中赞美了北地的杏花清淡高雅，可是在暮春时节，它在风雨之中，却极易凋零。该词抒发了赵佶这位败国之君的离恨、怀乡之情，表达了作者被囚居北地的愁苦。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统一整体，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中华民族的各族之间曾以不同的政权形式存在过。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在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创作中反映得尤其强烈，何况还有所谓的国仇家恨萦绕在胸中，更不免使这些文士触景伤情，这种真挚的情感特别容易感动后人，因而愈加增强了这些诗词的艺术价值。

清朝文化对东北文学的影响

清朝东北的流人文学颇为引人注目。清军入关之后，东北人口陆续内迁，乾隆初年又开始推行封禁政策，造成东北地区尤其柳条边外长期地旷人稀。

不过，清政府的政策还有其另一面。清初流人发配，辽东招垦，边外军镇设置，少数民族编旗设佐，都为东北经济开发与文化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8]。迨至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咸丰时期，流人、移民文化成为东北主流文化的倾向日益明显，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当然，这时已跨入近代门槛。不过，这里需要说明，流民、移民文化并不是中原文化的移植，而是形成了一种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结合体，构成了新型的东北文化。称其为流民、移民文化，只不过是强调了新型东北文化形成的过程。

流人文学代表-吴兆骞

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东北文学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流人诗作内容广泛，五彩缤纷，这些诗篇是流人们对东北山川的赞美、对民俗风情的素描、对人生无常的咏叹、对命运多舛的抗争、对封建虐政的呼喊、对历史幽情的怀思。“就个人创作成就而言，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坛当首推吴兆骞，他的《秋茄集》、《归来草堂尺牍》等集中反映了其创作实绩。”吴兆骞，他的《秋茄集》、《归来草堂尺牍》等集中反映了其创作实绩。”

吴兆骞临金代上京都城遗址时，感叹一代王朝兴亡，赋《上京》诗云：

“完颜昔日开基处，零落荒城对碧流。赭马久迷征战地，黄龙曾作帝王州。断碑台殿边阴暮，残碣河山海气秋。寂寞霸图谁更问，哀笳处处使人愁。”

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诗人对命运变幻不平的感叹。

有论者认为：“吴兆骞是一个兼有历史意义、思想意义和文学意义等多重内涵的人物，可以说他是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符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士人群体的一个特例，其特殊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翻阅明清易代之际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人们绝不能绕过清初东北流人群体所经历的那段血泪斑斑的岁月；研究那段天崩地裂时代的思想史与文学史，同样绝不能忽视清初东北流人群体的人生苦难、生命挣扎及其发为心声的文学创作。而吴兆骞的人生正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断面，他不幸成了无数东北流人中的一员，但他并不是东北流人中平凡无奇的一个普通个体，他与创造冰天诗社的爱国僧人函可一样是清初东北流人的杰出代表和不朽典型。所以，吴兆骞的意义在于，通过他认识一个时代即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了解一种文人即东北流人，理解一种文学即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由此最终达到深化对人本身和文学本身的深刻认识。

流人文学用一种充满血泪的生命体验注解了东北文学的新内涵，使其作品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意义，更加接近了生命本质，而这种文学内涵正是由流人文学的代表作家吴兆骞等人用生命书写的。吴兆骞在东北期间所写的作品多借吟咏塞北风光抒发对江南故里的刻骨思念，无尽的哀婉、感叹之中，绝少激愤、抗争之词，这一方面是慑于清廷专制制度的缘故，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诗人的情操与胸襟，使人愈加哀悯这位负冤衔屈的才子。

《帐夜》表达了诗人身处苦寒边地的忧愁与无奈，

“穹帐连山落月斜，梦回孤客尚天涯。雁飞白草年年雪，人老黄榆夜夜笳。驿路几通南国使，风云不断北庭沙。春衣少妇空相寄，五月边城未著花。”

妻子白白寄来了春装，因边地五月仍然不见春意，“春衣”无法穿在身上，侧面写出了边塞的苦寒。

又如《西山阁晚眺》：

“落日凭阑四望开，江流如带抱山回。云林晴色秋横野，雪岭寒光晚照台。万里塞垣长放逐，百年乡国未归来。天涯此日无衣客，愁听清砧处处哀。”

“自身命运的苦难促使他对山河破碎、故国沦丧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使之哀更深，痛更切！在吴兆骞身上，我们既可以从国家、时代命运悲剧方面看到个人命运苦难的必然性，又能从个人命运悲剧方面深切体会到国家、时代悲剧的大不幸。”吴兆骞作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创作及经历具有深邃的历史内涵和重要的思想价值，值得后人反思。

沙俄对东北文学的影响

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沙俄武装分子趁中国明清两朝政权更替之机，相继在中国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地区和东北部的黑龙江地区进行了武装扩张行动，与这一地区的中国政府和边民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

在东北方面，先后有沙俄武装分子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所率领的探险队深入中国的黑龙江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曾在19世纪为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地区担任“开疆拓土”任务的沙俄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1813～1876）指出，1643年至1689年间，沙俄武装分子之所以在中国东北地区有扩张行动，主要是“关于居住在那里的民族如何富有的诱人传闻和发财的欲望激发了富有进取心的西伯利亚征服者们，……去为占领阿穆尔建立功勋”。沙俄武装分子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奏响了近代以前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交往的并不友好的先声，东北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物产丰富等原因，一直处于临近的俄、日等国的觊觎之下，我们不可不时时警惕。师夷长技以御外侮，也是我们探讨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文化交往的目的之一。

吴兆骞身处宁古塔，对东北军民的抗俄斗争感同身受。李兴盛的《边塞诗人吴兆骞》一书写道：“他目睹与耳闻了沙俄匪徒的暴行与人民的英勇斗争，渴望肃清边患早获安定，歌颂与拥护清廷的东征，因此，他写下了大量的以抗俄斗争为题材的光辉诗篇。”

东北人民用“老羌”（由鸟枪一词而来）称呼沙俄匪徒，或叫罗刹，也有人误认他们是“乌孙种人”。吴兆骞自注《送阿佐领奉使黑斤》云：“老羌屡侵掠黑斤、非呀哈诸种，宁古塔遂出大师救之。康熙三年五月，大将军巴公乘大雪袭破之于乌龙江，自是边犯稍息。”杨宾《柳边纪略》记作“康熙四年乙巳，阿罗斯率八十余人入索伦部，取貂皮而淫其妇女。卧未觉，宁古塔将军巴海轻骑往袭之，尽歼其军，脱者四人耳”。在《秋夜师次松花江，大将军以牙兵先济，窃于道旁寓目，即成口号，示同观诸子》诗中，诗人描写了清军开赴松花江追击沙俄匪徒的情景：“落日千骑大野平，回涛百丈棹歌行。江深不动鼋鼍窟，塞迥先驱骠骑营。火照铁衣分万幕，霜寒金柝遍孤城。断流明发诸军渡，龙水滔滔看洗兵。全诗格调激昂，铿锵有力。

在《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一诗中，诗人表示了对沙俄强盗的极大愤怒，并对反侵略战争满怀必胜的信念：“乌孙种人侵盗边，临潢通夜惊烽烟。安东都护按剑怒，麾兵直渡龙庭前。牙前大校五当户，吏士星陈列严鼓。军声欲扫昆弥兵，战气遥开野人部。卷芦叶脆吹长歌，雕鞬弓矢声相摩。万骑晨腾响朱戟，千帐夜移喧紫驼。驼帐连延亘东极，海气冥蒙际天白。龙江水黑云半昏，马岭雪黄暑犹积。苍茫大碛旌旗行，属国壶浆夹马迎。料知寇兵鸟兽散，何须转斗摧连营。”此诗与前一首都写的是古法坛村歼击战，诗歌热烈颂扬了宁古塔将军巴海指挥的这次战役，这是一次反侵略、保疆土的正义之战。

17世纪80年代，清康熙皇帝亲临东北，直接部署抗击沙俄的斗争。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终于迫使沙俄政府坐下来，与中国清朝政府一起商谈在外交上解决东北的纷争问题。1689年，中俄双方外交代表团正式签订条约，即《尼布楚条约》这一重要条约。条约主要是解决中俄两国东段边境的划界问题，同时也有允许两国人民‘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等方面的内容。

由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中俄在东北区域的边境稳定了170年左右，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为沙俄的进一步侵略扩张所打破。”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罗斯人就来到东北贸易，康熙年间到齐齐哈尔的流人方登峄曾写过新乐府《老枪来》一首，记述了当时被称为“老枪”的俄罗斯人来参加贸易盛会“楚乐罕”的场景，唱出了边民对心怀叵测的异族鄙视和防范的心理。诗前有小序云：“俄罗斯国，即古大食，善用火枪，故又以其技名之。相传元世祖得其地，立弟为可汗镇之，至今国主，犹元裔也。边界尼布楚城，与瑷珲接，水陆道皆通，岁一至卜魁互市。人性好斗，至则弁兵监之。作新乐府纪事。”

歌词云：“老枪来，江边滚滚飞尘埃。七月维秋，鬻彼马牛。马牛泽泽，易我布帛。大车是将，爰集于疆。来莫入城，俟天子命以行。天子曰都，远人适馆饩以糈。高颧眢目卷髭须，狐冠草履游中衢。观者鼓掌相轩渠，岁以为期兮日月徂。归去，归去，豢尔牛马驹。”这首歌词句型活泼，用韵自如，轻松而又幽默地写出了“老枪”每年一度前来贸易时的情景，边民对其既有好奇，又怀警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古代的东北文学具有多民族性、兼容性、开放性和移植性等方面的特征，这为近现代东北文学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封建国门被打破，国外各种文化涌入，中国的近代文化发生了现代转型，科学、民主等方面的因素全方位地向文化、文学渗透。

在东北这一区域，独具特色的则是俄罗斯文化为主要基因的殖民文化的入侵，而这种入侵其实在清初就已经开始了。

相应的刚刚转入现代的东北文学也回应着时代的要求，与俄罗斯文化以及稍后渡海而来的日本文化发生了复杂多元的联系，其中既有学习、借鉴，更有排斥、抗争，甚或有联俄抗日等曲折的流变。在东北区域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近现代的东北文学演绎着一曲相较古代更为动人心魄、慷慨悲凉的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