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江华
袁世凯一生纵横捭阖,像“翰林总统”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与冯国璋“北洋三杰”,都甘愿供其驱使。而说到其一生的死对头,非岑春煊莫属。
段芝贵段瑞儿(段芝贵段祺瑞)
同朝为官,同为慈禧宠臣,同样积极投身维新变法、推行晚清新政等,按理说岑袁二人不应有太多交恶,但历史往往会开玩笑。二人后来却势同水火、状若雠离。1916年护国战争中,岑春煊就职两广都司令时更是宣称:“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
二人间难于调和的矛盾,始于1907年的“丁未政潮”。
作为同时代人,作为同样活跃于晚清民初政坛的举足轻重人物,岑春煊(1861-1933)与袁世凯(1859-1916)有着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官宦世家。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官至云贵总督,叔叔岑毓宝曾任云南巡抚,弟弟岑春蓂在光宣之际出任湖南巡抚。其他兄弟,如岑春荣、岑春荫、岑春煦,或为道员,或为知府。一门四督抚,家世可谓显赫。袁世凯则出身“汝南巨族”,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胞叔袁保庆官至江宁盐法道;另一胞叔袁保恒曾随左宗棠西征新疆,办理粮台,后历任刑部、户部左侍郎。
袁世凯
第二,两人年轻时都可归为纨绔子弟。岑春煊年轻时跟随父亲岑毓英在福建、云南、贵州生活。1879年,岑毓英为扩大岑春煊视野,送18岁的他到京师国子监读书。在这两年间,岑春煊广交权贵子弟,与前两广总督琦善的孙子瑞澂、前云贵总督劳崇光之子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袁世凯生性放荡,无意学问,天性浮动异常。所不同的是,1885年,岑春煊参加乡试,中试第28名举人,而袁世凯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
第三,南岑北袁,一时齐名。甲午战争之后,岑、袁二人均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岑春煊1895年参加了上海强学会,1897年又和康有为筹议成立了广西最早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袁世凯于1895年与康、梁等发起成立了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并捐银500两。岑春煊为官,颇有清誉。晚清有所谓“京外总督三个半,宫保与袁、岑居三数,端得半数”之说,指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两江总督端方。
此外,清末官场还有“三屠”或“三宫保”之称——“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官屠”岑春煊。张因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子的仕途而得名,袁由于杀了大批义和团团民而获此称呼。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则源于其纠参同僚不留情面、大刀阔斧地打击官场贪渎。
1903年12月18日所上的《请惩广东贪劣不职文武各员折》,一次性参劾了83名官员:其中包括57名文官和23名武官。文官方面,包括四品道员在内的38人被即行革职,17人永不叙用,两名知县被开缺;武官方面,包括一名二品总兵在内的18人被即行革职,5人被缉拿讯办。此外,还有包括两名总兵和一名从一品的提督被勒令休致(退休)。
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时任广东惠潮嘉道,是“庚子国变”的有功之臣。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岑春煊1903年至1907年任两广总督的4年间,先后参劾、罢免了包括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和邓景寿等文武大小官员1400余人,因此获罪的官员达数百人。
第四,他们都是在四十出头即跻身总督。1900年六七月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不顾陕甘总督魏光焘劝阻,率部星夜入京护驾,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一路上,岑春煊对慈禧悉心照顾,极得慈禧太后宠信。他此后一路升迁,于1902年署理四川总督,此时年仅41岁。
袁世凯于庚子国变期间出任山东巡抚,为西安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应;西太后回銮时,又得到袁世凯的精心照料;再加上慈禧宠臣荣禄的奥援,因此也颇得慈禧欢心。1901年李鸿章病逝,慈禧即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这一年,袁世凯刚刚42岁。
第五,岑、袁都经历了先赋闲后起用的仕宦轨迹。1907年,岑春煊在丁未政潮中败北,遭慈禧解职,被迫在上海做寓公。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免,退居洹上,在养寿园做钓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4日,慌乱之中的清廷同日下旨起用此二人,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可知二人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同等重要。
光绪末季的政坛,分为清流和浊流两派。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为浊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岑春煊、袁世凯产生矛盾,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905年底广西匪乱终于平定,岑春煊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广西用兵三年,报销军饷三百多万两。袁世凯等人奏称岑春煊谎报并贪污军饷。清廷下旨查办,结果“一无所获,废然而止”。另一方面,岑春煊则抱怨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收受历年洋商购买船械的回扣数百万两,并移交袁世凯。袁肆意挥霍,得以献媚宫廷。岑、袁二人矛盾因此公开化。
1906年9月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北洋集团提出了成立责任内阁,废除军机处,并密定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副总理大臣,以把持中枢。清流派暗中运动,说动慈禧保留军机处,并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等逐出枢垣,改任地方,还迫使袁世凯辞去会办练兵事务、督办京汉铁路等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此后,双方在地方督抚的席位上争夺激烈。奕劻、袁世凯等策划,将岑春煊由富庶的两广调往苦瘠偏远的云贵出任总督,瞿鸿禨等则借御史之力掀起“杨翠喜案”,使得奕劻之子载振辞去农工商部尚书、北洋派段芝贵被免黑龙江护理巡抚。岑春煊则利用自己与慈禧的独特关系,秘密进京,谋得邮传部尚书之职,并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参劾革职。
但仅仅25天,岑春煊又被奕劻等挤出京城,重任两广总督。虽托病不愿赴任,但清廷频频下旨,无奈之下,岑春煊只好离京,于1907年6月16日抵达上海,以养病为名逗留沪上。更令清流派大受打击的是,之后,袁世凯等一面买通御史恽毓鼎两度上折参劾,一面制造“假照片”事件,使得瞿鸿禨遭革职、岑春煊被开缺。
晚年岑春煊在回忆录《乐斋漫笔》中,认为自己被假照片所害,并把账算到了袁世凯头上,说袁世凯知道慈禧平生最痛恨康、梁,“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梁所摄,合印一帧”。慈禧本来还不相信岑春煊会暗通康、梁,“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令岑春煊开缺养病。
至此,“丁未政潮”中,奕劻、袁世凯为首的浊流派完全占据了上风,袁世凯与岑春煊的矛盾从此再无回旋余地。
赋闲4年后,由于川督赵尔丰处置四川保路运动不力,1911年9月15日,清廷起用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前往四川、挺住武汉时,正好碰上武昌起义爆发,但岑春煊“却未尝一顾”,毅然东返上海。
10月14日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后,和袁世凯积极谋划出山,南下镇压革命军,后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同,岑以“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借口拖延,直至清帝逊位,始终未曾赴任。
1912年1月10日,岑春煊发表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公开电,明确站在革命阵营的一边。他抨击袁世凯撤回议和代表唐绍仪、重启战端的行为,指出袁世凯要当中华民国总统的野心,“道路传言,方谓民军选定总统,公因失望,遽反所为”。他希望袁氏“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1月14日,他致电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等,要他们劝清帝退位,吁请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令人民组织共和政治”。
有说法称,岑春煊是公开要求清廷实施共和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而两封电文的发出,标志着岑春煊与清廷划清界限,完成从支持立宪到拥护共和的转变。
2月11日,袁世凯发表公开声明,承认“共和乃最良政体”,并于2月15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他请岑春煊担任贵州宣慰使。岑不客气地加以拒绝,说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茫无依据,正上无道睽下无法守之时”,如此情形,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
9月间,因同盟会会员、福建警务总监彭寿松行为不检遭到福建地方势力反对,袁世凯任命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10月6日岑春煊乘军舰率师抵闽,彭寿松离闽赴香港。这是丁未政潮后,岑春煊与袁世凯的首次合作,只是各怀心思。袁之所以选中岑春煊,是因为岑的父亲长期在福建为官,且政声颇佳;而岑之所以答应,是想控制福建,建立自己的地盘。
10月1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反对岑春煊入闽,要袁氏“令岑使早日离闽,以安人心而维大局”。11月底,岑春煊离开福建,“回沪就医”。岑、袁两人短暂的“蜜月期”到此结束。
1913年2月,袁世凯任命岑春煊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并同意岑招募护路卫兵,与此同时又规定不得超过两连之数,以防止岑势力坐大。这让本想借此训练一支自己部队的岑春煊十分失望,对袁世凯再无幻想——“岑愤极!逢人痛詈”。二人关系再无回旋余地。
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关系日趋紧张。为了壮大反袁力量,孙中山、黄兴特派章士钊去做岑春煊的工作,并与岑多次秘密会晤。与袁世凯素有积怨的岑春煊,同国民党人一拍即合,开始积极反袁。
1913年5月,岑春煊联合伍廷芳、李经羲等致电袁世凯,对袁世凯政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提出批评,指出:宋案辞连政府,总理赵秉钧既涉嫌疑,届时亦应出庭受审,方能表白;善后大借款参议院并未正式通过,应交国会研究等。
此外,他还与章士钊、谭人凤等专程前往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他又与袁世凯公开决绝,6月间辞去汉粤川铁路督办之职,并经胡汉民介绍,加入国民党。
1913年7月12日,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并出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随后,黄兴、胡汉民分别出任江苏、广东讨袁军总司令。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凡独立省份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岑春煊虽未赴任,但在名义上已成为“二次革命”中各种反袁力量的总指挥。
由于北洋派军事实力等占优,“二次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26日,岑春煊刚离沪赴粤筹划北伐,28日,南京战事便已失败,黄兴逃往日本。8月6日,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正在广州筹划北伐的岑春煊,仓促出逃香港,后接受南洋华侨胡子春的邀请,转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8月21日,袁世凯发布通缉拿办岑春煊令:“前汉粤川铁路督办岑春煊辞……反抗中央,图谋不轨,居心叵测……助逆破坏民国,荒谬糊涂,变诈百出。其倾覆大局,视黄兴等有何区别……岑春煊着交沿边各都督、民政长一体拿办。”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主张急进的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主张缓进的黄兴成立欧事研究会等,并与岑春煊往来密切,隐奉其为领袖。台湾学者沈云龙在《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一书中,更是将此时的岑春煊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春煊此时虽困居南洋,并未忘情政治……其地位几与中山先生相抗衡,遣派代表,商洽合作,成为中华革命党以外另一反袁中心领导力量。”
岑春煊像,引自《万国公报》1903年第175期
1915年12月,袁世凯帝制自为,悍然称帝。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发起护国运动,起兵讨袁。1916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人去南洋,迎接岑春煊。岑氏于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与梁启超、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建立起了联络。
按照原计划,岑欲往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难于持久”。于是,经唐继尧电请,岑春煊于1月24日化名任时兴,由曾任孙中山秘书、早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张耀曾等陪同东渡日本筹款。3月20日,岑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与日商竹内维彦签订合同,借得100万日元和两个师的炮械,助力反袁,“两师始得东下,围攻广州”。在日本期间,他还与孙中山多次商谈。
蔡锷、唐继尧在西南起兵反袁,急需两广势力的支援。但袁世凯对广西都督陆荣廷戒备颇深,1915年7月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另调陆荣廷之子陆裕勋为总统府侍卫武官。此举既在广西安插了自己的人马、就近监督,又在北京留下了人质。这让陆荣廷对袁世凯颇为不满。1916年初,陆荣廷打电报召回在北京的儿子陆裕勋,结果儿子在路上被毒死,这更大大加重了陆荣廷对袁世凯的仇恨。
而岑春煊当年出任两广总督时,对陆荣廷有栽培之恩。据说,陆氏祠堂中供奉着岑春煊的牌位。为争取陆荣廷起兵反袁,岑春煊致长信给陆荣廷,分析袁氏必败的五大原因,告知陆荣廷此时即使保持中立实际上也等于反抗,必然不能容于袁世凯,如“不勠力共图奸袁”,将来袁氏打败护国军后,定将进兵两广,“尔时再图,噬脐莫及”。
经过岑春煊做工作,1916年3月,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4月,在各方压力下,广东都督龙济光也加入了反袁阵营。如此,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
1916年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在就职宣言中,他公告天下:“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5月8日,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军务院成立,唐继尧出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由于唐继尧远在云南,由岑春煊兼摄行抚军长职务。岑春煊迎来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岑春煊父辈以及本人长期在云、贵担任督抚要职,与西南上层联系紧密;岑曾任两广总督近4年,与当地官绅关系密切。就任粤督期间推行新政,兴学育才,陈炯明、邹鲁等都毕业于其所创办的政法学堂,陆荣廷、龙济光均为其旧部;他早年参加过维新运动,与进步党梁启超等颇为稔熟;“二次革命”时期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有合作。机缘种种,是他得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协调军务院中各派系的关系,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成了反袁力量的盟主。
1916年3月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但仍企图以总统身份把持北洋政府。这一举措,遭到岑春煊等的明确反对。5月3日和28日,岑春煊致电黎元洪、冯国璋及各都督,要求袁世凯自动退位,坚持以袁世凯下台作为南北调停的前提条件,并要求独立各省不得擅自议和,避免反袁斗争半途而废。
6月6日,袁世凯在内忧外惧中死去。此时,距“丁未政潮”已经过去了9年,岑袁之间的恩怨告一段落。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成共识。袁世凯之败亡,是历史的必然。但岑春煊等人的反袁活动,无疑加速了其败亡进程。
随着反袁运动的结束、军务院的撤销,岑春煊也回到上海居住。1916年双十节,北京政府和大总统黎元洪为了粉饰全国统一,大授勋位,岑春煊被授勋,俨然成为“再造共和”的民国伟人。但岑春煊没有接受。或许,这表明了他对民国并不拥护的底色。
晚清督抚中,应该说岑春煊与慈禧关系最为密切。慈禧曾对其说:“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慈禧并视岑为家人、亲人,“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
1903年,岑春煊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岑为广西西林人,按官场回避的惯例,不应在家乡任职。岑春煊自己在《乐斋漫笔》中就说:“有清一代,以桂人官本省督臣者,仅陈文恭宏谋一人而已。”陈宏谋为广西桂林人,乾隆朝时历任署陕甘总督、两广总督以及兵部、吏部、工部尚书等,官至东阁大学士,被《清史稿》评为“疆吏之最贤者”。1757年出任两广总督时,乾隆专门下旨令陈宏谋不必回避。能与陈氏并列,足见岑春煊之得意,也足见慈禧对其之恩眷。
晚清学者宋恕曾如此点评两广总督陶模、直隶总督杨士骧以及岑春煊、徐世昌、张之洞、袁世凯等清末诸重臣:“陶子方、岑云阶,果敢有风骨,第一等也。徐菊人、杨莲甫,虽无大作为,而和平宽大,亦尚不失为第二等。张香涛、袁慰庭,均负盛名,然张皇欺饰,宜考最下。”宋恕的点评难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也看出其对岑春煊的推重。
1916年3月,向日借款时,岑春煊坚持不以任何中国权益作抵押,坚持不要“赠款”、不要官方借款,以防范日本凭借款来挟制中国南方。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年逾七十的他还捐助浴血抗日的十九路军三万元。可以说,爱国倾向基本贯穿了岑春煊的一生。
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岑春煊多次提及自己“志在讨袁,袁死,决意归隐”、“袁贼即去,煊即夕隐”,与此同时又强调“春煊之必诛讨袁世凯也,非修私怨而来,亦非攘权力而来,实为保全中国数千年固有之正义人道而来”。我们不否认岑春煊反袁有泄私愤的成分,但也不能否认他在护国运动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
清末官场曾流传的“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之说法,有着明显的扬袁抑岑倾向。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错在称帝,错在晚节。岑春煊尽管后来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晚节也有争议,但至少在反对帝制、维护共和上,“不学无术”的岑春煊无疑比“不学有术”袁世凯走得更远、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