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颍淮】第50期

禹王碑（禹王碑文内容）

作者：张华东

（本栏目每周五下午4点推出）

在《曹炯拓颍州碑刻选》中，《嘉靖十二年佥宪鹿野史公去思碑记》是唯一的一块隶书，碑额篆书为进士、文林郎、奉勒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余姚人闻人诠所书。碑正文为嘉靖奉仪大夫、奉勒提都、南直隶屯仓场兼整饬兵备理刑，河南按察司佥事，时任颍州兵备道李宗枢所书。其隶书风方正，用笔多于方笔，并建有篆法，行列规整，大小匀称，与汉隶左右舒展之结体有所变化，给人以严谨劲健之美，极富艺术感染力。

道光重修文昌阁碑记（局部）

《碑刻选》中有两件行书拓片，《北宋元祐八年晓鼓颂》和《乾隆壬申初夏御题欧阳修像赞》，前者为宋代碑刻，从书法的角度，这不失为一帧行书精品。这件行书作品有明显“尚意”之趋向。此碑刻于宋元祐八年，这个时代也正式宋四家推崇“尚意”书风统领书坛的时候，其风格取二王之法，并受米芾书法风格影响，崇尚古雅和魏晋风度，，追求天然的自然之趣。《乾隆御题欧阳修像赞》，为乾隆所书，研习二王之法，主要受赵孟頫之影响，用笔圆润顺畅，有赵氏之隽秀、流畅的特点。

这些碑刻的碑额都是以小篆入刻的，碑额在一块石碑中是具有装饰性的，一般都采取小篆入刻。在颍州碑刻遗存中碑额，以婉转瘦劲、秀雅流美的风格，这种篆书是秦统一六国后文字得到统一的小篆，工整、平稳，线条流畅，用笔纯净，结构匀称。

乾隆十一年重浚中清河记（局部）

《碑刻选》中有一块篆书碑，虽然它的书法艺术位置不高，但它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即《道光十五年颍州岣嵝碑》。《岣嵝碑》相传为夏禹所写，这只是一种传说，是后世为了神化，将此碑伪托。此碑消失千年，原碑在湖南省衡山岣嵝峰，故而得名。传为此碑是颂扬夏禹之遗迹，所以又称之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等，在2007年7月上旬又重新被发现。《岣嵝碑》的记载，最早出现了东汉罗含的《湘中记》、赵晔的《吴越春秋》，后郦道元《水经注》、徐灵期《南岳记》、王象之《舆地记胜》均有记述。

由于此碑的特殊性，传拓各地而闻名于世，后多有翻刻。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冬，张碧泉将该碑文拓片带回云南，后刻于安宁县城东洛阳山的法华寺壁之上，明嘉靖二十年（1541），绍兴知府张明道将岳麓书院所藏的拓本摹刻，立于绍兴禹庙，立碑建亭。明嘉靖四十年（1561）在四川明泉县九龙山禹庙建亭立此碑，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二月（1609），吏部左转郎杨时乔将此碑摹刻于江苏南京栖霞山天开岩侧，为摩崖石刻。明万历年间，翻刻于河南汲县，清康熙年间于西安翻刻，道光十五年（1836），在颍州西湖摹刻此碑，1938年颍州大水，西湖临颍亭被大水冲倒，碑刻移置埋玉观旁，历经沧桑，得以保存，故此碑称之为《道光十五年颍岣嵝碑》

。此碑字形如蝌蚪，与甲骨文和钟鼎文不同，与籀文蝌蚪文也有区别，似缪篆，很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箓，因为《岣嵝碑》流传久远，也没有具体的年代，如民间之书，有“道家秘文”、“少数民族古文字”之说。篆法与甲骨文、金文等不同，也不像六国古文，字形有强烈的动感，粗旷震动，结构诡秘神奇，但其金石趣味儿十分浓厚，经与缪篆和符箓的演变。此碑流传之久，具有传奇色彩，因为它的特殊性，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魅力。

皇清待赠省吾连公墓志铭（局部）

碑刻的存在，给历史的考证、补正史籍之阙载，纠正史籍之舛误，佐证史籍之记载等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外在书法史、书法美学，以及书法艺术风格的变化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习价值。它不仅仅具有观赏性，我们可以从历代碑刻中看出一个时代、一个区域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从《曹炯拓颍州碑刻选》中看到朝代的更迭，阜阳发展的历程和变化。《碑刻选》的这些颍州遗存，虽然大部分残缺，有的因历史原因被人为毁坏，有点年久风蚀，但其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并未受到损失。特别其书法的价值，它是集中反映颍州区的书法文化现象，在颍州这块土地上，书法风格受南北文化影响下所表露出来的艺术特色。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碑刻是综合性艺术，它集文学、历史、书法、镌刻为一体，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承载着书法艺术。而碑刻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因为它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它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传递着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