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祯国真艺文2021-12-24

访端木蕻良谈萧红后期创作

端木蕻良的简介50字（端木蕻良的简介和作品）

张国祯

(南京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前言

1982年3月底，我参加了在哈尔滨呼兰县城举行的大型“萧红创作学术研讨会”——萧红重返文学界视野后东北一次文化盛会。对萧红创作的研究正处在新的起点。此前香港学者公布了70年代末发现的萧红在港发表的短篇小说<后花园>、<北中国>和长篇《马伯乐》第二部连载等难得文本；这些劫后遗珠补充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力作，勾画出萧红后期文学创作的轮廓线，我感觉到，需要重新认识萧红这位盛年而殁的作家创作所达到的深度。

会后我返京，即决意拜访作家端木蕻良这位萧红文学人生后期最重要的伴侣，作当面请教。——此前对萧红作品的评论，多数将其1936年前之作认定为表现阶级压迫、反抗日寇侵略的积极的创作，对之后尤其是在香港期间的重头作品，颇多判定为在“寂寞心情”下避世的“凄美之作”。（注①）人们深读萧红后，对这种划分不禁颇多质疑。如沿用至今的茅公序言，也明显存在对史实边界的模糊（他质疑《呼兰河传》写“呼兰河为何不见日寇入侵”、实未看清所写的乃是一二十年代）；（注②）诸多评论对萧红在港创作状态未作深细考证、即以推理为据下论断，似乎萧红写此长篇就是为了抒寂寞之情，相关说法给人以浅尝辄止、陈陈相因印象，且多肇源于萧红与萧军分手、和端木蕻良结合的一些传闻。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深信人事关系的歧义、应置于考证作家创作状态之下，作家创作状态才是问题的核心，舍主体创作状态而专重旁人人事之议，则未免本末倒置，陷入细微末节罗织的人为迷局。

我找端木先生访谈的想法，幸运地得到了北京广播学院赵凤翔老师的热情相助（赵老师即肖凤，是当时出版不久的《萧红传》作者）。赵老师电信并用、认真通气，告诉端木先生我拟向他请教有关萧红从渝到港后的创作情况、以及萧红创作艺术渊源等问题。稍后赵老师告诉我，端木先生已经欣然答应，你准备好周日晚上去吧。

四月初一个春寒未消的京城夜晚，我如约到虎坊路一座老住宅楼扣门拜访、见到了久已闻名的作家端木蕻良。他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的六旬多老人要显得年轻，看起来神清目明、和蔼机敏，像我看他的历史小说时想象中的学者型作家。他先向我介绍了夫人钟耀华女士，钟老师风度优雅地接待我，在旁静听我们谈话、不时给我们添茶。

端木蕻良访谈录

时间：1982年4月4日晚地点：北京虎坊路端木蕻良住宅

访主：作家端木蕻良先生（简称“端木”），

访者：张国祯，时为福建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生，（简称“张”）。

（张向端木先生说明，本人60年代末北大毕业后即到东北、曾在呼兰县工作数年，现在专攻现代文学、在现代小说发展中纵览萧红创作，就此想向他请益了解萧红从渝到香港那一阶段写作较详细的情况，着重探讨她中后期小说创作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与渊源。）

张：想请您谈谈，萧红当年从重庆到香港,她在这时期的思想状态,写作情况究竟怎样？她的文学渊源，艺术追求是什么样的？

端木点头说好，显得对张的问题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就讲起萧红的艺术爱好，再转入讲述萧红从渝到港后的写作状态。（他语速稍快、语言流畅，令人不由想象他当年给复旦大学历史系讲课的样子。）

端木：萧红她确实有些独特的爱好，比如她挺喜欢看水母，买回来搁在玻璃缸子里养着观看，欣赏它游动，好像在感受什么；她还喜欢看萤火虫，很注意环境里的一些小生命。

萧红对一些喜欢的作家——屠格涅夫、罗曼·罗兰，几位欧洲女作家如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呼啸山庄》等都是经常翻看阅读的。

张：您说的这些，一般人还真不大知道哦。（张注：关于萧红阅读，历来多说她曾爱读鲁迅、郁达夫、茅盾、冰心和屠格涅夫、辛克莱，而爱读罗曼·罗兰，勃朗特姐妹和后面还说到的乔治·桑等的作品则是端木首次披露。）

战火下辗转中惜时如金的创作状态

端木：我们在重庆时不断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侵扰，决定来香港，就是争取有个稍长一点的相对安定的时间、来更专注地进行文学创作，写一些长一点的作品，这是萧红和我1939年末一起商量定的。到了香港安顿下来，联系了一些文友，很快就投入了写作。

张：以前有评论说萧红这一阶段写乡村社会不像<生死场>那样冲突尖锐、斗争积极，您觉得萧红这时写乡土人物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端木：她对东北乡土人们的生活是不断地在深入发掘，要着重表现人性、国民性，你在东北在呼兰生活过，会有一些感受吧！萧红写的呼兰河有二伯等等那些人物是非常真实的。她觉得自己和他们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平等的，她对他们命运的感受很真切，通过自己作品里写的那些人物来表现他们的灵魂。

萧红虽然是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来到香港写作的，可她时间抓得很紧，可以说惜时如金，总是抓紧写作；同时还参加有关抗战文化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东北流亡乡亲的聚会，参加过三八节女生抗战座谈会，还有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的活动。还曾参加岭南大学艺文社的抗战文艺座谈会、讲了对抗战期间文学创作的意见。萧红说，她理解文学服务抗战不是狭隘和短期功利的，主张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加紧努力进行批判性的写作。她是强调在抗战时期要批判性的创作的。

她每次回到家，觉得不适就稍躺一会，然后起来就接着写，累了只是歇一会，一旦写进去了她就精神倍增，根本不像病人了，让我觉得写作能治她的病似的。她是非常努力地在实行自己的创作计划。

《呼兰河传》是在香港写成的还是早已着笔

张：萧红在战乱几年里创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不是在重庆那一年多里、或更早些时，已经开始写了一些部分，而后到香港再集中精力把它完成的呢？——因为在此之前她去日本那时候（1936年10月）就发表了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写的人物“有二伯”看起来有点像《呼兰河传》第六章里写的那个“有二伯”的原型，虽然故事和描写有所不同。研究者有的认为这篇《家族以外的人》就是《呼兰河传》的部分初稿，这种理解对不对呢？萧红是不是先分段来写初稿、或者先拟好了布局的大纲，然后再串联起来，还是整个都从头写的呢？

端木（肯定地）：萧红写作《呼兰河传》并没有提纲或草稿，以前写的中短篇那是另外的作品，那不能看成是《呼兰河传》的组成部分。来港之前在重庆只是试笔，主要都是来港后一年里写出来的，她是坚持努力写着，可以说一气呵成来完成的。

张：明白了，谢谢您说得这么清楚。那您觉得当时萧红写这部分量很重的长篇，当时她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写作态度呢？

端木：萧红讲过，要“努力批判地写作”。她是主张文学还要纠正抗战中的缺点、改进抗战的现实；都是服务抗战，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阶层，写后方，一样是为了抗战。写作要看清楚当前，但不可不注意过去的由来。

她自己就是身体力行这个主张，写自己熟悉的东北乡土的人生，批判麻木沉睡的国民精神，还是为了要唤起同胞的觉醒。

张：那么萧红她当时看到了《呼兰河传》这部书的出版了吗？

端木：萧红在香港写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篇章，1940年秋冬季就在香港《星岛日报》文学副刊上连载全部发出，当时就有相当强的反响，年后没过几个月就在桂林出书了，是一家由沪迁桂的“上海杂志公司”作为丛书的一种出版的。

因为有朋友同仁的支持，虽在战争环境下，那两年里她写的作品发表出版还是很快的，萧红当年看到了自己这部作品的问世。

张：现在我们从新的资料看到，萧红写完了《呼兰河传》，又接着写《马伯乐》的第二部来接着连载发表，是这样的吗？

端木：是这样的。《马伯乐》是讽刺批判抗战中虚浮自私“绅士”的长篇，第一部来香港时先得以出版，这部小说连载发表的时候反响就不小，反响挺热烈，当时战乱里像马伯乐那样的自私逃跑主义的人是很多的。《呼兰河传》出版后，接下来1941年初萧红马上带病坚持写《马伯乐》第二部，共写了九章，在《时代批评》刊物上连载出来（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吧），最后因病情加重、战火逼近无法完成。

萧红小说创作的追求和借鉴

（端木谈了萧红这一阶段两部长篇的创作，访者再提起萧红后期小说创作比之前期在艺术上的成熟与突破，及对中外传统的借鉴？）

张：我个人认为《呼兰河传》和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在现代小说发展上可以说是具有坐标性意义的建树，可否请端木先生再具体谈谈，萧红在对中外文学艺术传统方面都有何借鉴呢？

端木：（接续开头说的展开）萧红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特别爱读他的《木木》这个短篇作品，曾经拿着反复阅读、琢磨。这篇是一个人生觉醒的故事。她爱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你知道萧红曾经说过他们“是直接走到灵魂的”。

——她还特别喜欢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小说，喜欢英国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她们的作品她都会时不时地拿起来一再翻看。

端木：萧红认为作家创作小说没有一定之规，她会欣赏和借鉴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家的作品，但她并不主张模仿谁的写法。她从不相信小说应该怎么写的“小说理论”，认为每个作家自有每个作家的写法。她也不愿意到大学去讲小说写作或别的文学课，我们在重庆时我在复旦大学兼职教历史课，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曾经很认真地邀她开课，她连连谢绝了。她认为作家去当教授的话，就会影响到创作思路，她说他们写的东西会变成“学究小说”或者“教授小说”了。

张：哦，萧红当时所讲的是不是指的沈从文先生呢？

端木：（笑了笑）她说的具体指谁、也记不得了。萧红的创作是有民间传统文化的根源的。萧红喜欢传统的民间戏曲，从小爱看，很喜欢北方民间曲艺大鼓书，会唱念出一些唱词句子，她说戏曲有很多是好看的，从来不贬低传统戏和曲艺。她是很欣赏传统戏曲说事儿的表现形式的。

张：端木老师，萧红的《小城三月》写得那么纯熟、完美，显示一种美学追求的极致，是不是她反复修改、精心打磨的作品呢？

端木：这一篇她是构思成熟一气呵成的，可以说是她的最后中篇佳作。

——《小城三月》是最后一年写的小中篇，发表在周鲸文委托我编的《时代文学》上。《小城三月》的确是一篇十分成熟的作品，是在她心中早已形成了的，构思得烂熟于心了才下笔的。翠姨，是她十分钟爱和看重的艺术形象。小说就用四五天写完的，完了交给我拿去发表的时候，萧红特意让我给画两幅插图，她先给好了构思：一幅画的是呼兰河大地上马车在雪中飞驰；一幅是翠姨姑娘充满憧憬地望着江对岸的哈尔滨。我画好了，她看了挺满意，都采用了，马车在奔跑的那一幅还曾作为书的封面。（张注：指的是《时代文学》的封面）

张：那一定要到大图书馆找出来看看呀。——应该说，萧红这两年创作真的是很高产的啊！

端木：是的，这个阶段萧红写长篇和短篇，可以说都是一气呵成，长篇她是一直坚持写下来，完了再回过头来修改、顺下来一遍，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时期新写的短篇（《后花园》和《北中国》等）也并不是《呼兰河传》的草稿，是把那些丰富素材作了不同的处理，各有立意，题材处理和写作笔法更加纯熟了。这些作品她在下笔之前都是已经酝酿得相当长的时间，她下笔写起来是很快的。

——在香港两年里萧红主要是写作长篇，成果很丰硕；同时还有这些短篇以及散文，不断在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上发表。后来我想到，这成了萧红创作的最后冲刺啊！

有的人并不了解我们一直在炮火下工作的情形，骆宾基写的东西根本不符合实际，我在别处谈话里已经举出骆文是如何背离事实的。

张：我注意到这个情况了。谢谢您的宝贵回忆！

端木：相信你对萧红创作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有深度的成果！

张：非常感谢端木老师抽出宝贵时间，给我讲了这么多难得的珍贵内容，让我有这么丰富的收获！

[后记]三十多年前的访谈，当年据笔录整理后，曾分别抄呈引见的赵凤翔老师（再谢！）和我的硕研导师俞元桂先生阅过，他们看了均认为是很有意义的访谈对话。其内容对启迪本人的现代文学研究有着积极影响，在个人研究论文中有所引用。其后因自己工作频繁变动，箧中此文一直未完整发表。近年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现更名为南京传媒学院）讲授现代文学课中多有宣述，颇为同学们所欢迎。现整理校订全篇访谈录、供专业学刊刊发，以飨研究者和广大读者。

值此萧红诞辰110周年之际，愿以此文纪念英年早逝的优秀女作家萧红，并向我尊敬的端木蕻良先生致敬。谨识。

2020/12/09于南京，2021/05/20订正

注释

1茅盾“呼兰河传·序”之5：“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

的。……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

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一

九四六年八月于上海）”——引文见上海寰星书店1947年版《呼兰河传》。1941

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桂林）初版的《呼兰河传》无序文。寰星书店该版《呼兰

河传》系该作第三次出版，此文乃茅盾所写“论萧红的《呼兰河传》”、刊于1946

年12月号<文艺生活>，此次出版由策划人骆宾基和范泉将此文收入列为“呼兰

河传·序”。（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萧红全集·呼兰河

传·序》注①）

2茅盾“呼兰河传·序”之4结尾：“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笔者在拙论《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黑龙江省<文学论丛>1981.3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4期）中，以文本、史料专门指证、论析了茅盾文中此一“质疑”所涉时空错位、史实边界模糊的问题，指出：“需要指出,历来一些论者往往疏忽或误定了《呼兰河传》所写的确切年代。如称书中“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显然是将小说里的时间错当成三十年代了。小说写的时间,是（其中）“我”幼年四、五岁到八、九岁这一段,作者生于1911年,（幼年时）日军远未入侵。其时（民初）的呼兰县,离清末开禁后的大规模开发不过三四十年,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变动,对这里影响很小,近代文明的发展比关内迟缓得多。这里的人们进行过一些自发的反抗斗争,具有中原农民的坚忍、善良而又麻木的性格。这里也有种种传统迷信恶习。《呼兰河传》的艺术形象就是产生在这种带原始封建性的北中国乡土社会之中的。”（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4期272-273页。此处拙文原注：“……（呼兰）由于满清统治者长期实行旗营封禁,至1847年还只有1万4千人口。到光绪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禁召垦后人口和耕地激增,三十年间人口由3万8千增至1908年的20万9千多,垦熟地由2万垧增至1910年的24万多垧。”见《呼兰县志》。）

图1呼兰河（1990年春）陈行哲摄（图见上文前）

图2呼兰萧红故居图（80年代未修缮前）陈行哲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