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明代奉行的是“薄俸”制度，清朝人修《明史》时甚至认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大家都知道很多明朝诸如海瑞、于谦等清官清贫的故事，那么，明朝官员都很“清贫”吗？其收入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收入构成：官员家庭的生计来源

明代官俸之薄，堪称历代之最。从俸薪来看，明代与唐及五代相比，显然低了许多。据于慎行《谷山笔麈》一书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内阁大学士）的月俸，还不到五代北汉时的一半，与唐代相较，更是相差甚远。内阁大学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那些下层官员的俸薪就更显低薄。据吕坤《呻吟语》记载，仓官每月的俸粮，只有1石；驿丞的俸金，一年也只有7两银子。如此低薄的官俸，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门服役人员的工食银，难免导致这些下层官员出现“不足供饔飧”的生活窘况。

明朝官制结构图（明朝官制结构）

明朝廷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尽管在明代尚无“养廉银”之说，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养廉”。明代官员津贴，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任时的“道里费”，地方官员朝觐时的“盘费”。“道里费”的额度及其等次，大致为知府50两银子，知州35两银子，知县30两银子。地方朝觐官员的“盘费”，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近的则为50两-60两银子。

二是柴薪银。这项“柴薪银”津贴，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冯梦祯正好任职南京国子监，就在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仅为1.78两。至于“柴薪银”，则收到了两项，其中额定的柴薪银为3.6两，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银加上闰月柴薪银共计13两余。

三是“廪给银”。如李乐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照例每天有廪给银3钱，每月合计9两。

收入分析：官员家庭收入的特点

仔细分析明代官员的家庭收入状况，大抵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官俸低薄，且呈整体下降之势。明代官俸先是以钞折米，继而以布折钞，最后又有折银之例。正是因为官俸由本色改为折色，才使明代官俸与历代相比，最显低薄。尤其是在实际发放及支取的过程中，因为“国用浩繁”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更使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

当然，所谓官俸低薄，不过是相对而言。若是与普通人相比，官员的俸给收入，实则较为丰厚。譬如说一个兵部尚书，他的月俸高达60石，而一个士兵的月粮仅仅1石，亦即尚书的收入是士兵的60倍。

图为北京十三陵昭陵东配殿的“海瑞生平事迹展”。

二是官员俸给因官品、地域而存在着一些高低差别。官员品级高，俸米高；品级低，俸米低。这是制度规定。尤其是一些得到皇帝宠幸的官员，更是因为兼职而支取数份俸禄。例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杨士奇在少傅、内阁大学士二职之外，再兼兵部尚书一职。明仁宗所下旨意规定，杨士奇可以兼支三份俸禄。后因杨士奇极力推辞，才改为支取两份俸禄。

此外，明代南北两京官员的俸禄，同样存在着一些差异，体现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特点。例如，南京各部的主事，每月支米3石，而北京各部主事则可月支4.5石，且折俸亦不同。

三是官员的额外收入明显高于基本收入。就官员收入来说，明代的官俸微薄，但额外收入很高。明代官员以“禄俸”为主的基本收入，与借助于“贪饕”而得的额外收入。两者之间的比较，正如曹于忭所言，出仕做官之人，他们的禄俸“原自有限”，纵然“官至黄堂”，一年的俸薪也不过200两银子，但是，他们通过将“火耗”“赃罚”这些原本法律禁止私用的钱财归入私囊，或者借助于更多的“暮夜金”，亦即诸多受贿的钱财，所得额外收入显然远超官俸。据韩霖的记载，有一位知县致仕之后，对自己的“囊赀”加以检点，大致有白银5000两，再加上“黄金彩缯”折合白银1000两，共计有6000两银的收入积余。知县的俸薪，即使为官10年，也就不过总收入450两银子而已。

家庭生计：官员家庭生活水平蠡测

有一个误会性的偏见必须得到澄清，即一入仕途，即可致富发家。其实并未尽然。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同样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明代官员的贫富分化，显然取决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与小官之间，生活境遇迥然有别。

由此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家庭生计的两极分化：

一是家计富厚。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在松江府的官员群体中，如布政司参政宋恺、御史苏恩、主事蒋凯、员外郎陶骥、主事吴哲，家中均“积至十余万”。家资高达10余万两银子，显然已是相当富厚。即使新中的进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场趋奢之风，纷纷过起了奢华的生活。这些官员大多已经相信，奢华的生活可以通过日后的官场生涯得以维系。换言之，官员的身份可以换取富厚的生计。

二是家计清贫。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确乎也有不少人的生计，仍然处于一种清贫的状态。明代官员家庭生计，并非一概是“朱门酒肉臭”的景象。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崇祯朝的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称得上位极人臣，但他被抄家时，所抄没之财，不过“六百金”，亦即区区600两银子。此外，薛国观居住的房舍，客厅只有三间，居室也不过四进而已，而且均是“世产”，即祖上传下来的房产。又如，东林党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户普遍接受富户诡寄的风气下，却从不接受他人投献、诡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仅有田25亩。至于那些身为官员典范的清官，更是无不家计清贫，其例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初任官员陷于困顿的窘境，甚至导致“京债”的盛行。以观政进士为例，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李廷机的上疏可知，他们在观政候选之时，生计已是相当“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称贷”。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选末职的官员，更是穷困潦倒，有的甚至依靠做裁缝度日。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官员上任之后，除了“剥下”之外，只能“借库银以偿之”。明代官员贪贿索赂，甚至盘剥百姓，盖有其因。

毫无疑问，无论是穷官、冷官，还是清官，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仅可称之为“清贫”，实则与普通民众之“贫困”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换言之，官员生计的清贫，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化，有时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欢“哭穷”的习惯所致。

随之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快乐精神的内在分化：一部分官员仍然坚守“孔颜之乐”，不以贫贱而慕乎外，不以富贵而动于中，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另一部分官员则转向基于“不知足”之上的“富乐”，甚至为了及时行乐而放弃官德操守。

（作者：陈宝良，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人民论坛》2022年7月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