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18日至11月2日，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民主联军总部和辽东军区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部队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宽甸西北新开岭地区，全部歼灭了蒋军二十五师，创东北我军全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

新开岭战役（新开岭战役详细介绍）

延安《解放日报》于当年11月5日曾就此专门发表社论，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表示热烈祝贺。9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为中央起草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电报中，充分肯定了这次战役，称“此次作战经验很好”。在当时敌强我弱、敌进我退的困难形势下，首歼敌人一个师，对东北尔后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局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通远堡深夜决策

1946年10月中旬，蒋介石军队在美国顾问团的操纵和策划下，企图一口吞掉东北。在作战的方法上，由于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先消灭我南满主力，而后集中兵力于北满作战，以达到各个击破我军的目的。敌人遂纠集其8个主力师，加上地主反动武装约10万之众，向我南满地区大举进犯。

敌人从沈阳地区出发，兵分三路：一路由敌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和一八四师残部组成，向南直取庄河、大孤山，企图切断我安东与大连的联系；一路由敌三十师、九十一师、一九五师组成，向东矛头指向我通化、临江、辑安地区，企图切断我南北满的联系；中间一路敌五十二军，则沿安(东)、沈(阳)线向东南斜插，直犯我安东。中路的敌人又分两股：敌二师以及二十五师一个团，沿安沈路正面推进；敌二十五师(缺一个团)，向东向南迂回我侧翼，矛头指向辽东宽甸县西北新开岭地区，企图切断我辽东军区领导机关转移路线，捣毁我后方机关、工厂、仓库、医院，梦想把我纵队主力消灭在凤城至安东地区。这就是敌人的“如意算盘”。

当时，纵队政委彭嘉庆正在安东向军区领导汇报情况；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正率领十师和十一师三十二团进到永陵、新宾，配合三纵队在沈(阳)吉(林)线上作战；十一师主力和纵队直属炮兵、军区警卫团等，由我率领，为配合吉沈线主力作战，保护我十师在永陵、新宾地区的侧后，刚刚占领小市；十二师在安沈线上的连山关、摩天岭以北地区设防。显然，当时我纵队从领导到部队都是分散的，敌人给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情况十分紧急。20日清晨，我奉辽东军区肖华政委的命令，率领攻占小市的部队，连夜抄小路，刚刚赶回赛马集时，敌人已突破了我牛蹄崖、河栏沟的防御，逼近我连山关、摩天岭阵地；敌二十五师侵占小市后，又侵占田师付、碱厂，向赛马集逼进，从我侧后打来。这时，我正在赛马集十一师部，机要员送来了辽东军区给安东的后方机关的急电，令三十一团去草河口布置第二道防线，阻击连山关方面的敌人。怎么办?按当时实际情况，如果让三十一团去草河口，赛马集就有可能被敌二十五师占领；如果敌人占领了赛马集，就可能直插宽甸，把我们压迫到安沈路一线，这样我们就非常被动，而且安东也将难保。

因此我们一面向辽东军区报告这些情况，命令十二师坚决守住摩天岭阵地，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掩护辽东军区后方机关安全转移，等待纵队新的部署；另一方面迅速命令三十一团不去草河口，而到赛马集东北30里的分水岭设防，坚决阻击敌二十五师，不让敌人占领赛马集。在这样复杂而紧急的情况面前，我们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不轻敌，不被敌人吓倒，不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勇于负责，敢于胜利，果断地集中兵力，主动地歼灭敌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

20日黄昏，我遵照辽东军区肖华政委的电示，回到通远堡纵队司令部，与欧阳文副政委、李福泽参谋长等几位纵队领导同志研究对策，部署行动，并打电话告诉在安东的彭嘉庆政委，请他在第二天赶到赛马集。当时，为了歼灭敌人，争取时间，掩护辽东军区向临江安全转移，我们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对我危害最大的敌二十五师。

正在这个时候，译电员送来了民主联军总部领导的电示：敌人分数路大举进攻南满。你们应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的方法，歼敌有生力量，不要以保卫城市为主。根据总部的电示，我们当即决定十一师坚决守住分水岭阵地，堵住敌二十五师，以便争取时间，保障十二师主力和纵队直属队向赛马集和新开岭地区转移集结；十二师除由芦燕秋副师长率领的三十五团在安沈线正面边打边走，迟滞敌人前进，掩护安东后方安全转移和配合纵队主力在新开岭地区作战外，主力则自连山关、摩天岭防区撤出，迅速转移到新开岭地区，等待战机。

辽东军区同意我们这个作战方案，并鼓励我们坚决完成歼敌任务。在这以前，由于我们学习了东北局“七七”决议、《三个月总结》和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战术原则，进行了4个月的军政大练兵。通过练兵，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大为提高，增强了歼敌的信心和勇气。因此，纵队党委的决定立即得到全体指战员的拥护，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八坚决执行命令，克服困难，狠狠打击进攻的敌人。

赛马集初战取胜

敌二十五师趾高气扬地向赛马集急进。这个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是蒋军进行内战的老本之一，号称蒋家“千里驹”。敌人乘坐着装甲汽车，分团分营甚至分连地快速急进，妄想占领安东，向蒋介石报个头功。

我十一师三十一团不顾几天来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于20日赶到分水岭地区，抢修工事，迎击敌人。他们在风雪呼啸的山头上，穿着单衣，冒着严寒，坚持战斗两昼夜，打退了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敌人十几次进攻。敌人所谓“快速行动”第一次遭到了阻击。

此时，十二师主力自摩天岭地区边打边撤，急速向新开岭地区转移。一天晚上，师参谋长李洪茂同志来电话向我请示：“部队几天没有吃好饭、睡好觉，简直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两个钟头再走?”当时，战士们最迫切的要求，就是睡上一两个钟头。

我何尝不了解战士们的辛苦呢?但是为了争取时间，迅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我们不能不忍受这暂时的困难。我在电话上说：“战争，就是要分秒必争。你们现在走一个钟头胜于将来走十个钟头；现在走一里，胜于将来走一百里。”走，就能摆脱被动，争取主动；走，就能创造有利的战机，赢得胜利。战士们咬紧牙关，拖着疲惫的双腿，终于在23日到达了新开岭地区。

谁知当我十二师主力和纵队直属队刚刚到达新开岭地区，敌人就突破了分水岭阵地，于23日黄昏进占了赛马集，留下两个营驻守；其余继续向凤城急进。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决心歼灭留在赛马集立足未稳的守敌，以威胁敌二十五师主力的后方，把它调回来，再寻找有利战机消灭它!

为了鼓舞部队士气，我们考虑初战必须取胜，而且要速决全歼。赛马集守敌虽只两个营，我们却集中了5个步兵团和一部分炮兵去消灭它。24日深夜，我军分路向赛马集展开猛烈的攻击，经过通宵的战斗，我军占领了赛马集外围的所有据点，敌人龟缩到赛马集街上顽抗。拂晓，我军继续向顽守在碉堡里、房舍里的敌人冲击，经过几小时激战，攻占了赛马集，歼灭守敌大部，生俘敌军300多名。初战的胜利，使战士们把几天来的疲劳忘记得一干二净，战斗情绪更加高涨。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赛马集之敌被歼后，正向凤城推进的敌二十五师主力，立即掉回头来，于26日午后到了赛马集西南三十里的双岭子。我们考虑到当时敌人可能不到两个团，而且突然向后转，部署必然紊乱。机不可失!我们决定：乘胜把这股敌人消灭在双岭子地区。

27日，我军向双岭子敌人发起了攻击。激战一昼夜，只杀伤敌军500多名。原因在哪里呢?我和彭嘉庆政委不断地研究着、判断着。后来，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原来配属给敌二师的敌二十五师一个团，已经归还建制。这样敌人就不是5000人，而是8000多人了。而我们当时只不过是万把人。显然，用这点力量去歼灭这股敌人是不行的。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十二师主力仍旧隐蔽集结在新开岭地区；十一师在赛马集以南节节阻击敌人，诱敌深入到新开岭我们预定的战场上来。并请求辽东军区调回十师以便集中兵力，全歼敌人。

新开岭围歼敌人

新开岭位于宽甸西北，四周高山重叠，宽(甸)赛(马)公路和爱河穿越其间。沿公路和河两岸，地形低洼，是一个狭长的谷地，有稀落的几个村庄。谷地北侧有746高地(即老爷山)，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东有阳边门东山，可以控制公路向东(宽甸)的出口；南有404高地，是谷地南面的屏障；西有571.586高地，可以封锁公路向西(赛马集)的出口。我们只要占领这几个高地，钻进谷地内的敌人就休想跑掉。

敌人在重占赛马集后的第二天就象疯狗一样，气势汹汹地向新开岭开进，矛头指向宽甸。敌人并没发觉我集结在新开岭东北邵家堡子一带的十二师；被我十一师牵着鼻子，乖乖地往“口袋”里钻。

奉命向碱厂一带转移的十师，以一昼夜走130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先头部队于30日深夜赶到指定地点。这时候，敌人已开始向老爷山和404高地前进。31日5时，我军分三路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对敌人形成了袋形包围。我十二师抢占571.586高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十一师夺了404高地，把敌人逼到了河北岸；十师随到随投入战斗，进展迅速。只有老爷山上的敌人，依靠山上日伪军构筑的大碉堡，集中火力，拼命反扑。我二十八团冲锋八九次，未能奏效。这时，敌人已将主力收缩到老爷山背后顽抗待援。

老爷山战斗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战役的前途。因为这时候，辽东战场上其它各路敌人，已经出现在我纵队后方：北路敌人已进占通化；西路敌人已进到庄河、大孤山；中路敌人已占领安东，并逼近宽甸。同时，敌增援部队新二十二师，已经赶到双岭子附近。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11月1日深夜，纵队指挥所里充满了严肃紧张的气氛。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可是丝毫没有倦意，仍在认真研究情况。当时我们感到：敌人的退路已被我十一师、十二师切断，就整个战局来说，是两面已成，一点未下；在几天战斗中，我军伤亡很大，但敌比我伤亡更大。我有困难，敌比我更困难。只要我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老爷山一定能攻下。

彭嘉庆政委激昂地说：“这一仗必须打胜!只有胜利，才能挫败敌人的锐气，打乱它的进攻计划，才能保住自己，消灭敌人。不然，我们南满以后的处境就会更困难”。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是我们歼敌决心毫不动摇，特别是我们想到正在沿鸭绿江沿线转移的辽东军区后方机关的困难处境，觉得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这一仗打好。我们决定：把纵队预备队用上去，集中纵队和师的炮兵火力袭击老爷山的碉堡，掩护部队再次强攻老爷山，十二师和十一师从侧后配合强攻，力争在敌人援兵赶到之前解决战斗。

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分头下去指挥。我赶到十师指挥所，从望远镜里看到：老爷山的碉堡附近，密密麻麻地趴着我军战士，有的离碉堡只有十几步，他们不时地向碉堡放枪，掷手榴弹，但是被敌人火力压着上不去。二十八团正坚守着已经占领的阵地，纵队预备队三十团已经上去。他们象紧绷在弦上的箭，随时准备向敌人冲击。

当时我和十师的杜光华师长，葛燕璋政委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马上发起冲锋，并命作战科副科长段然同志跑去传达命令。段然同志立即跑出指挥所，掏出手枪，迅速向前沿跑去。他向候世奎副师长和二十八团领导传达完进攻命令后，举起手枪高呼着“同志们，冲啊”勇猛地向敌人碉堡冲去。段然同志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着进攻命令。

霎时间，地动山摇，密集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战士们一跃而起，冲向敌人的碉堡。副连长王喜芹率领4名战士，第一个抢上了碉堡。二十八团的战士们在胡润生团长、张继联政委和李书轩参谋长的亲自率领下，很快地攻占了老爷山阵地。

敌人失去了最后的依托，象惊散的羊群一样，乱作一团。他们企图向404高地突围，被我十一师截住；向后逃跑，又被我十二师打回。我十师乘胜紧追敌人，炮兵也从四面八方向敌群射击。失魂落魄的敌人，在我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口号下，纷纷举手投降。曾不可一世的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剃光头，企图化装逃跑，也被我们捉住了。蒋介石的这只“千里驹”就这样覆没了！

这次战役，毙、伤敌团长以下近2000余名，俘敌正副师长以下6000多名。缴获山炮10门、机关炮7门、轻重机枪270多挺，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在凤城地区消灭我军的阴谋，提高了我广大军民的歼敌信心，赢得了时间，保证了辽东军区机关、工厂、仓库和医院的安全转移；而且打击了当时敌人疯狂的气焰，打乱了它的进攻计划。

援敌新二十二师在得悉二十五师被歼后，两天未敢前进。这样使我得以用两天时间打扫战场，处理了俘虏。向临江、辑安急进的敌一九五师也不得不在通化外围停下来。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保住了南满最后一块根据地——临江地区，为尔后我军“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作战的胜利，是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运动战方针的结果，是坚决执行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辽东军区指示的结果，是全军官兵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英勇奋斗和安东地区广大人民积极支援的结果。

我们在歼敌二十五师后，主动地组织了退却。为保证地方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我们边打边走，于12月上旬，在通化以东与三纵队胜利会师。之后，便与兄弟部队一起，投入了伟大的“四保临江”战斗。

原名胡其财，湖北省红安人。一九一四年出生，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零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军委警卫营班长、排长，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三十三团、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十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副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六队队长，延安赴山东干部大队大队长，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副司令员，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第一支队司令员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一旅副旅长，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山东军区第三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赴朝参观团团长并代二十兵团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顾问组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