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隋唐五代，因为司马光编写这段历史参考了300多种史料，而这些史料目前已经失散。但是，司马光编写617年（晋阳起兵）至626年（玄武门兵变）的历史时，有区别地选择了尊崇李世民的史料，为了突出唐太宗李世民，对唐高祖李渊甚至多有贬低，这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记载。

唐朝历史简介（唐朝历史书籍）

说几个明显的。

晋阳起兵

616年隋炀帝避难江都，李密领导瓦岗军建成了以洛口为中心的根据地，中原大乱，北方的突厥又在不停地骚扰，大隋朝已然风雨飘摇。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造反。

资治通鉴是这么记载的：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主要意思就是李世民主张造反，李渊不得已听从了二儿的建议，甚至还描写了装样子要把儿子扭送官府的桥段。这一段把李渊写的爹不像爹，倒像个老娘们，怎么祸害由你，反正随你折腾去吧！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也许司马光是大智慧，故意写的这么离谱，留一手，让后人评判。但实在是太离谱了，以至于613年至616年的李渊与此时的李渊好像变了个人，看他假意称臣对付突厥的手段，卑辞推奖忽悠李密的谋略，同样是一本书，人物性格前后矛盾。

第一遍看资治通鉴，就觉得这段有假，最近第三遍看到这里，觉得有必要参考一下其它记载，还原一下历史真面貌。为此我查了一下《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著），果然，对于晋阳起兵的记载大不同：

“既而隋主远闻，以帝(李渊)与仁恭不时捕虏，纵为边患，遂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李世民）侍侧耳，（李渊）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yǒu）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616年四月)

按照温大雅的记载，因为隋炀帝要抓李渊，李渊决意起兵，此前之所以没下决心，是因为大儿李建成还没回来。反倒是李世民有些顾虑，想再等待时机。李渊决心已定，已经不管什么天时了，“虽睹机变，何能为也！”六月李建成回到晋阳，李渊当即派李建成、李世民打西河郡。按此记载，李渊明了形势、敢于决策、很有魄力,与正史记载唯唯诺诺的样子相差太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采用的主要是正史内容，但正史是被李世民授意房玄龄、许敬宗等对相关记载修改了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晋阳起兵时任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之后是李世民秦王党核心成员，玄武门兵变时被李世民安排在洛阳镇守，以防万一。温大雅对晋阳起兵一事是全程参与者，又是李世民私党，如果晋阳起兵是李世民主导的，他没有必要说假话。因此温大雅所记应该比正史更可信，司马光因种种考虑选择了维护李世民。

综上，晋阳起兵一事，李渊果断决策，各种统战手段，绝非平庸之辈，李世民在其中只是参与者。

李渊在打关中路上打退堂鼓？

617年六月，李渊先派李建成、李世民打西河郡，试验成功之后，七月留李元吉守晋阳，亲自帅军南下，趁中原王世充与李密乱战，西取长安。

从晋阳（今太原市晋源区）去长安，要经过雀鼠谷，当时下起了连绵大雨，李渊在贾胡堡（今晋中市灵石县西南）安营扎寨。此地往南五十里就是霍邑（今霍州），那里有隋将宋老生驻扎，再往南还有屈突通在河东（泛指今壶口、龙门、永济以东地区）据守，李渊要经过两道关卡，形势严峻。前方两道封锁线，李渊想进攻，碍于天气也只好原地休整。就这么个事儿，历史记载差别很大。

先看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怎么记载的：

“西京留守代王（杨侑（[yòu]，605-619年），即隋恭帝，隋炀帝孙），遣骁将兽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将辽东兵及骁果等数万余人据河东，与老生相影响。仍命临汾以东诸郡，所在军民城守，并随便受老生、屈突等征发。帝闻而笑曰：“亿兆离心，此何为也。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胆薄，尝无曲突之虑。自防轻敌，二子有之。阃[kǔn，统兵在外]外相时，俱非其事。且屈突尝破玄感，时人谓其能兵。老生数胜群盗，自许堪当敌。无识之徒，因相谄附，谓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缓以持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并当擒之。吾无忧也。”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为等，间遣羸兵往太原，更运一月粮，以待开霁。”

按此记载，李渊得知宋老生、屈突通协同来堵截他，还拿这二位的姓名调侃了一下，根本没把这当成个难题，粮不够了再回去运嘛，心情很轻松。

再看看司马光怎么记载的：

“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必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柰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丙子，太原运粮亦至。”

按这个记述，关键时刻都是李世民“挺身而出”，把李渊说得就跟个傻子似得。正史美化了李世民，把他爹李渊正常的光辉形象压得很低很低。

613年杨玄感造反时，李密就建议西取关中，杨玄感没听他的，失败了。616年，李密的部下柴孝和建议让翟让留下来守住洛口根据地，李密亲自带轻兵向西取关中，李密也没听。

真正下定决心、付诸行动的是李渊。617年十一月，李渊攻入长安，就没怎么废劲儿。618年三月隋炀帝被弑杀，五月李渊即皇帝位。这就是大局观，任李世民的史官怎么修改，抹不掉李渊的英明决策。

李建成、李世民的军功对比

李渊攻入长安后，东方有李密、王世充，河北有窦建德，南方有西梁萧铣，西方有西秦霸王薛举父子、吐谷浑等，北方有刘武周、梁师都和强大的突厥，新唐朝四面环敌，关中只是个小气候。为站稳脚跟，李渊即位后不久即派儿子们外出征战。

先说李世民（598-649年）的军功。

618年十一月，李世民在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东北浅水村）平定薛仁果。619年九月刘武周攻陷晋阳，李渊派李世民带精兵3万收复河东。620年四月李世民大败刘武周部下宋金刚，一举收复失陷的河东大本营，五月回长安，七月又出发打王世充（619年废杨侗，在洛阳称帝，国号郑）。621年三月李世民围攻洛阳城，一场恶战。王世充聚城固守，同时向河北窦建德（618年在乐寿称帝，今沧州市献县，国号夏）求援，窦建德渡河救洛阳。李世民腹背受敌，关键时刻他果断带兵向东阻击窦建德，经虎牢关之战，生擒窦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一举平定两大强敌，洛阳收复。李世民身披黄金甲，铁骑万匹后面跟着，吹吹打打回到长安，好不威风。622年李世民再出发，把在洺州（今河北邯郸永年县广府镇）称王的刘黑闼打散。

再说李建成（589-626年）的军功。

“在史官掩没建成军功的前提下，正面考察建成军功是极不容易的。（<唐隐太子建成军功考>，李树桐著）”史书虽有聊聊数笔，但李建成的军功却是抹不掉的。617年打西河郡；619年平定司竹盗贼祝山海（司竹，今西安周至县司竹镇），祝山海杀唐朝3员大将，离长安又很近，形势非常危急，李建成带领大将桑显和前去平定，这么大个事，资治通鉴都没有提到，旧唐书也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620年李渊派李建成镇守蒲坂，防止突厥与王世充联合夹击在洛阳作战的李世民；621年稽胡酋帅刘仚[xiān]成作乱，李建成在鄜[fū]州(今陕西富县)大破稽胡兵；622年李建成在魏州（今河北魏县）擒斩再次作乱的刘黑闼。623年（武德六年）至626年（武德九年），突厥大肆进攻唐朝（前后受攻击的有：原州、朔州、代州、忻州、幽州、绥州、陇州、甘州、灵州、泾州、兰州、鄯州、彭州、凉州、相州、潞州、沁州、韩州等），李建成及其部下一直在长安西北、北、东北一带抵御突厥，史书均一笔带过，甚至在武德七年（624年）虚构了烧毁长安，另行迁都的桥段。

至于李元吉（603-626年），史书记载更是荒诞。先说一下年龄排序，李建成比李世民大9岁，李世民比李元吉大5岁。617年晋阳起兵时，李元吉还是个14岁的孩子，留守晋阳，619年晋阳被刘武周攻陷，史书据此说他无能，实在是对一个16岁小孩儿的苛求。还有那“夺槊至三唐敬德”的一出戏更精彩，尉迟（yùchí）敬德和李元吉都善长骑马用槊（shuò，长杆矛，同“矟”），李世民问尉迟敬德，夺槊难还是避槊难？尉迟敬德说夺槊难，李世民让尉迟敬德与李元吉比武，李元吉操槊跃马，一会儿功夫被尉迟敬德夺槊三次。

离谱不离谱，荒诞不荒诞，李世民也是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夺武器比躲武器要难吗？纵是李元吉实战能力不如尉迟敬德，也不能这么侮辱李世民的智商吧。

功盖天下者不赏？用到这段历史都是瞎扯淡。李建成、李世民谁的军功都不小。

急不可待

玄武门兵变前，史书还进行了一系列铺垫。

最离谱的是624年“杨文干事件”，杨文干是李建成部下，当时驻扎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位于西安西北）防御突厥，李建成派了两个人去送装备，这两个人被李世民收买，向李渊告发李建成联合杨文干谋反。李建成本来就没想谋反，这么一告状，却把杨文干给逼反了，后来杨文干被李世民带兵剿灭。在当时环境下，李建成军功不比李世民差，太子位置坐的好好的，按正常程序就稳步接班，为什么要联合那么远的一个杨文干，冒险造反？逻辑上不通。李建成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动机。

李世民有陷害李建成的动机。当时李世民已处于危机之中。619年“刘文静事件”，算是李渊对李世民的一个警告。刘文静与裴寂在晋阳时本是同僚，一个县令一个宫监，甚至经常一处睡觉，交情很好。但618年李渊即位后，裴寂是李渊的旧相识，官职位列三公。刘文静在李世民手下，级别比裴寂差得多，因此心里不平衡，不时有怨言，二人矛盾加深。刘文静有次喝酒后说要杀了裴寂，被小妾告发。裴寂要处死刘文静，李世民求情，李渊听从了裴寂的建议，将刘文静处斩。李渊杀刘文静，主要意图还是警告李世民一派。回到“杨文干事件”，李渊处理措施更耐人寻味，他是聪明人，知道李建成不会谋反，可能是李世民搅和的，双方各拍五十大板，把参与平叛的李世民的人也流放了。

626年六月，玄武门兵变。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探究，个中原委已不用多解释：更狠的人笑到了最后。

慈父狠儿

李渊年幼时父母早亡，后来对自己的子女一贯非常疼爱。晋阳起兵前夕，自己坚持等到大儿建成回晋阳后才发兵就是一个例子。长安即位后，对三个儿子更是相当宽容，622年记载：

“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干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以至于有关部门没有了秩序，李渊的诏敕与太子、二王的条子同等对待，以时间先后为准，历朝历代没有的事。这都是李渊疼爱、溺爱的结果吧。

李世民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但这都掩盖不了他是一个多么狠的儿子。亲手杀害李建成、李元吉后，李世民跑到李渊那里“痛哭”：

“…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此后，李渊被幽禁在太安宫，被太上皇了。因为对儿子的慈爱，李渊成为历史上最被低估的皇帝。

其它

有人说中国历史（二十四史、部分编年史）不值得看，理由是千万次地重复无新意，另外记载还有歪曲。有这种想法的人一般是不了解历史的。说实话，中国历史已经是非常详实客观的了，你看看希腊等西方神话历史，你会了解到西方历史的修辞学是多么发达，时间是多么不准确，才会知道我们的历史是多么值得一读，直书其事，语言简练，全是干货。虽然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代表的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但那只是历史研究范畴，这与中国历史本身的价值并无冲突。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反而追捧西方的“历史”，多少是有些可悲的。

不能否认，历史是人写的，人是主观的，从口语到书面语，本来就有一个总结、修饰的过程，更何况历史又是胜利者书写的，不免带有偏见。但据此认为历史不值得看，其实是不愿意看、不敢看、没耐心看的一个借口。你总不能给历史来个全程录像吧！

人类历史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展非常迅速，但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其实并无太多新意，所以修昔底德有人性永恒的“历史循环论”。与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历史相比，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短暂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供你活，没有那么多的情景供你体验，只能靠看历史去了解。史书由此而生。当然通过史书了解历史，就像用牛顿力学原理解释自然界一样，总有不能解释的，总有遗漏的，历史本来面目还需要综合各种史书记载，包括考古学发现来揭秘，而不是简单地否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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