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著名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Galilei）一直因他在对抗天主教会时所拥有的勇敢且坚定的原则性立场而备受称赞。他主张地球绕着太阳转，而非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与当时的教会教义正好相违背。但是，伦敦皇家学会最近发现了一封失传已久的信件，信中指出伽利略为了避免激起教会的暴怒，曾试图缓和他最初的声明。

伽利略发明了什么（伽利略发明了什么）

今年8月，意大利贝加莫大学的科学史博后研究员SalvatoreRicciardo前往英国伦敦，在多个图书馆中搜寻任何与伽利略作品相关的手写评论。当他在皇家学会随意翻阅一本目录时，偶然发现了一封伽利略在1613年写给朋友的信，信中概述了他的观点。《自然》杂志最先报道了这一意外发现，据《自然》称，这封信“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与宗教对抗的战役开始之初，伽利略曾积极的想要控制损害，并试图弱化了他主张中的措辞。”

Ricciardo对《自然》杂志说：“当时我想，‘真的不敢相信我发现了这封信，因为几乎所有研究伽利略的学者都认为这封信已经彻底丢失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封信不是被隐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图书馆里，而是在皇家学会的图书馆里。”

要完全理解这一发现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回到约公元150年的托勒密（ClaudiusPtolemy）时代，他是第一个将希腊天文学家的研究合成为一个描述了太阳、月亮和行星运动的理论模型，这是当时全部的可观测宇宙范围。托勒密曾在他的著作《天文学大成》中写道，地球是固定于一个封闭的球形空间中心，超越这个空间之外是空无一物。围绕着地球的是一套相互嵌套着的球体（称为“本轮”），每个球体都是一颗行星、太阳、月亮或恒星的轨道。

过去，人人都喜爱托勒密的模型（即使它的不完美性早已被证明），因为它是如此的对称和优美，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神圣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在14个世纪里一直作为主流模型存在。这种美学与那时盛行的基督教神学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任何月亮之下的一切都被原罪污染，而在月亮之上的天体本轮则是圣洁的，充满了神圣的“天体音乐”。许多诗人朝臣们开始流行称赞自己的情妇为“比月亮还多”，而摒弃“乏味的尘世恋人之爱”，称其低级而卑贱。它为维护社会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打乱这个“伟大的存在之链”的秩序，将会造成不受控制的混乱。

到了16世纪中期，过去和谐的局面被打破了，因为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发表了《天体运行论》，呼吁建立一个全新的宇宙模型，将太阳置于宇宙中心，而其他行星则围绕着太阳运行。他的计算确定了当时已知的六颗行星的顺序，并且他正确地得总结道，是地球的自转导致了夜晚恒星位置的变化。至于行星明显的逆行运动，他的结论是，这是因为我们是从移动的地球上对它们进行观测而导致的。

坦率地说，这本书并没有立即在稀薄的天文学圈之外引起多大轰动，也许是因为它是一本充斥着大量数学的著作。直到1616年，它才被列入罗马教会的禁书名单。就在那时，它被剔除出发行行列，等待被“修正”，以反映其大胆的主张“只是一种理论”——这种论调对比与今天的进化论和神创论来说实在再熟悉不过了。

后来，伽利略发明了一台便利的望远镜，他的观测结果明显支持了哥白尼的世界观。教会开始对这点感到警觉，因为伽利略在他的论文和私人信件中都公开表达对哥白尼体系的支持。当他在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时，事件的严重性才到达顶点。让人惊讶的不仅仅是科学。他甚至还大胆地质疑圣经中支持托勒密宇宙论的关键段落，坚持认为圣经教导的是人们如何上天堂，而不是能教导人们了解天堂如何运动的科学论文。

对此，天主教教会认为已经受够，而伽利略发现自己即将临着宗教法庭的审判，他被迫跪倒在地，正式宣布放弃放弃对哥白尼世界观的“信仰”。无论如何，他被宣判为具有“强烈的异端嫌疑”，并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九年。直到1992年，罗马教廷才正式赦免他。

这就是那则我们常听到的传统故事。那么变了的是什么呢？争论的焦点是一封由伽利略在1613年写给比萨大学数学家BenedettoCastelli的信。这是伽利略第一次表达对哥白尼模型的支持，并且认为科学观测应该取代教会在天文学方面的教学。这封信被抄写并广为流传（这在17世纪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而其中一份抄写的信被一个叫NiccolòLorini的多米尼加修道士告发。他被这些“异端邪说”吓呆了，1615年2月7日，Lorini把这封信交给了罗马的宗教法庭。目前它被存放在梵蒂冈机密档案室。

这就是事情变得复杂的地方。伽利略要求Castelli把他那封信件的原件归还给他。随后，在1615年2月16日，他写信给一名罗马神职人员朋友PieroDini，称Lorini在转交给宗教法庭的信件副本中篡改了伽利略的原件，让伽利略看起来像是异端邪说。他随信附上了修改过的给Castelli的信件，信上的语言没有了明显的煽动性，他称这才是正确的版本。

这封信为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伽利略撒了个小谎，他故意修改了要Dini递交到宗教法庭的信件版本，希望以此能平息教会的愤怒。按《自然》杂志的说法：

Ricciardo与他的同事FrancoGiudice以及科学历史学家MicheleCamerota进行了笔迹分析。他们将新发现的信中的单个单词与大约同一时期伽利略在其他作品中的类似单词进行了比较，断定这确实是伽利略的笔迹。

我们是否应该由此得出结论，伽利略并不是我们长久以来所认为的科学英雄？当然不是。他作出的改动是微小的，而且主要集中在他对于圣经的陈述，而不是科学分析上。我们很难想象在16世纪，那些敢于触怒天主教的科学家和学者的处境有多么危险。伽利略是幸运的，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主张而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在被宗教审判所笼罩的几个世纪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因“异端邪说”而被处决的不幸之人。谁又能因此诟病他争取而来的最后九年安静时光呢？这只表示了他是一个刻板的英雄形象背后的复杂人物——他有足够的外交技巧来软化他的言辞，但这些言辞并没有弱化他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