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及意义

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的时间划分）

（1）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民主”与“科学”欲求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推向高潮。1919年爆发的五四青年运动与随之而来的全民爱国运动，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器。将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时代要求与社会政治革命结合起来。

（2）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民主与科学。新青年致力于引进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引进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摒弃封建奴性人格，建立起现代独立人格；批判，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对世界实行“拿来主义”。

（3）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体现在：实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建构起现代启蒙精神和人文主义文学传统；建立起中国文学的精英文学。

二、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文学争论

新旧文学争论：文学革命的主张，引发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文学争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为“革命派”。曾毅、方宗岳等为“怀疑派”，刘师培、林纾等为“卫道派”。林纾发表《论古文白话之消长》，并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攻击文学革命。严复也预言白话文必然失败。

与学衡派的争论：学衡派，以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啸、吴宓、汤用彤等创办的《学衡》杂志为核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梅光迪批评文学革命“价值和效用为负性的”。

与甲寅派的争论：章士钊相继在《甲寅》周刊上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重弹文言文优越之老调。甲寅派是复古派最后的回声，随着甲寅派的失败，新文学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新文学的倡导者一开始就对鸳鸯蝴蝶派、名士派文学不满，甚至将其排斥在“文学”之外。

人生与艺术的争论：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争论发生在新文学的内部，是文学研究社和创造社关于文学观念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