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殿英（1854—1945），本名刘成南，“殿英”是其表字，毕节人称“刘大老爷”或“殿英族长”。光绪元年乙亥（1875）科，21岁的刘殿英考取了武举人——光绪五年（1879）“学宫版”《毕节县志》“卷之五”（下）“选举门”（二）“武举”“光绪元年科”相关记载为：潘镕，刘成南，秦克壮，钟鸿材，秦实颖，徐允文，丁光斗，范春华。乾隆、同治、光绪三朝《毕节县志》中，这是最晚的一次武举人情况记载。与刘殿英同科考中武举的其他7人，大多湮没无闻。

1.早岁成名，望族裔孙

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一共举行了约500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三级考试，通常是每3年举行一次。考试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才貌、言语等科目，分三场进行：第一、二场统称为“外场”，主要考“射”“御”两种技能；第三场被称为“内场”，考武经，即考文，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考试。考武举人比考文举人还难。刘殿英年纪轻轻就能脱颖而出，在省级考试中得中武举人，表明他除了一身好武艺，文才也不错。后来刘殿英活到91岁才寿终正寝，表明他经过武秀才、武举人强身健体的严格训练后，超乎常人的过硬身体素质。

在毕节城的刘氏大家族中，刘殿英属于以来自汉高祖刘邦发迹之地河南南郑的刘起蛟为始祖的这一大支系，是“起儒玉仕水延昌，南郑传来世系长”这14派行中的第八代。这一支刘姓人，“儒”字辈刘明儒考取恩贡生，好诗古文辞，曾官任龙里教谕，有诗歌《游灵峰寺》《灵峰梵刹》《脱颖双峰》和文章《春运赋》《太平坝弁言》《吴公杀虎记》被录入县志，殁后入毕节文庙崇祀乡贤；“玉”字辈刘琪，4岁时父亲刘汉儒外出经商，14岁时离家寻父，24岁时从云南个旧奉父归养，十年间唱着40首歌诗走遍东西南北中大半个中国，独往不惧有志竟成虽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的事迹感天动地，其裔孙在道光年间奉旨在南门口所建“孝子坊”又名“十四寻亲坊”；“水”字辈刘潮，乾隆己酉（1789年）科举人，积学教授，其弟子远至贵阳、安顺等地，从毕节城“邱家花园”走出去的进士、翰林、御史、道台邱勋、邱煌兄弟，特意为恩师立“神道碑”于五龙桥畔“翔龙寺”侧；“昌”字辈刘晸昌，孝子刘琪玄孙，武秀才刘延绅次子，道光乙酉（1825年）科考取拔贡，朝考一等补七品小京官，1831年考中顺天乡试举人，历任兵部员外郎、军机章京、御史、南韶道台等职，在京任职期间为其高祖请旨建成“孝子坊”，晚年在南门口建成居宅“大夫第”，在其位于今观音桥办事处五里村墙院组故居附近的后河上修“拱背桥”以纪念母亲劬育深恩；刘晸昌的生身母亲葛氏，27岁即居孀守节，哺育景昌、晸昌二子成人自立，是道光九年（1829）年奉旨旌表的“节妇”……

刘殿英虽非“刘孝子”、“刘京官”、“大夫第”的嫡传，但刘起蛟这一大支系作为毕节名门望族的文化基因影响，在他身上潜移默化不可磨灭。1915年年底，刘殿英在祖产祠堂“两宜堂”花园右侧建成坐北朝南的私宅“公恕堂”，熟知刘起蛟一支刘氏历史的百花山“葛家龙门”对联、书法高手葛重辉，为其撰书16字门联刻石：

藜阁辉生，诗书继世；兰陔庆集，孝友传家。

上联用西汉大学者刘向“藜阁夜读”——有神人赠其秘笈并点燃自己所拄藜杖顶端照亮“天禄阁”暗室——的典故，下联用《诗经·小雅·兰陔序》“《兰陔》，孝子相戒以养也”孝养父母典故，表彰刘殿英家族诗书孝友世代相传泽被后世的美善家风！

据刘氏家族族谱资料，刘殿英考中武举后，曾诏授“武功将军”，是毕节城声威煊赫家喻户晓的大名人。1910年秋，“杨家公馆”“新公馆”主人杨汝偕进士（曾在四川多地为官，钦授三品衔，辛亥革命后曾“总理”毕节县政务，去世前曾任毕节历史上首届县议会议长）作祭文《重修北山观记》，同贵西兵备道严隽熙、毕节县知县刘大琮等，在毕节城北城隍庙“致告于城隍之神”。在祭文开头列出的近20名官绅名单中，也有“刘成南”这个名字。

2.反清护国，兴办实业

刘殿英思想开明进步，身为清朝武举人却支持反清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拥护蔡锷民主共和——

1911年，刘殿英57岁，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贵州贵阳宣布光复，刘殿英曾出任毕节团防“管带”，带领民兵训练、巡逻，维护毕节社会治安。1913年，周素园在北京任参议院秘书员及稽勋局调查员时，为贵州省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有功人员作《稽勋表册底稿》，“丁”等功勋中有刘成南的事迹简介：“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推成南为管带。与黄占春（时毕节哥老会头领）昼夜督巡，维持秩序，地方赖以宁谧。”而在同样是“丁”等功勋的“周培藻”（素园三哥）词条中，与刘成南相关的表述更为详细：“毕节光复后，四川尚未反正。闻清吏有由永宁进攻毕节之说，川滇边界土匪亦时虞蠢动。周培藻等乃实行团练，募足三百人，推刘成南、黄占春管带教练之；饷需

则由葛亮曾（威宁巷“葛家龙门”葛子惠进士侄子、义子，时毕节商界领袖）、杨樨林（百花山“杨家公馆”杨汝偕进士长子，科举秀才，从日本留学归国，毕节光复后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担任募集，合力维持。地方赖以宁谧。”

1916年1月29日至31日，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领其司令部并四个支队进驻毕节城，刘殿英时任县团防局长、商会会长。29日晚，刘殿英同县知事聂树楷、电报局局长缪桂卿、“少白楼”老板名厨李春庭等官绅，到龙蟠山下三省交界最著名酒楼“少白楼”，为蔡锷、朱德等护国军将帅接风洗尘。次日晚间，蔡锷、朱德等护国军将帅，就在刘殿英家新建的“公恕堂”里回请毕节绅、商、学、农各界代表并合影留念。刘殿英及其后人，把这张照片当“传家宝”一样珍藏多年，后来却在动荡岁月里不幸遗失。

在此期间，得到刘殿英及其下属的大力协助，护国军在城内小校场搭成了“阅兵台”。蔡锷在小校场成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观者如堵，聂树楷、缪桂卿、李春庭、刘殿英等，也和普通百姓一起为护国军喝彩。蔡锷特别欣赏刘殿英办事理财的能力，聘请他担任随军银行行长，但此时刘殿英已经62岁，力不从心！其长子替父从军入川护国，却因少不更事受人蛊惑，挪用了一大笔军费。蔡锷治军极严，欲将刘殿英长子军法从事。刘殿英在毕节得知消息，赶紧变卖家产筹措资金填补亏空，总算为长子保住了性命。一直到1928年，基督教“安息会”来毕节发展，刘殿英将“公恕堂”变卖给“安息会”作教产——“安息会”曾在“公恕堂”里办过“德生小学”——才总算还清了所欠债务。

刘殿英曾多年担任毕节商会会长，是毕节城商界的领军人物。在改朝换代之际，他身体力行兴办实业——当时全城最大的粮食加工场地“刘家水碾”——可谓领当时毕节社会风气转化之先。

昔日“刘家水碾”，在今天的“人民公园”旁边，那时“人民公园”还是一个农场。“刘家水碾”与农场只有一墙之隔，位于清毕南路的中段，今天的毕节五小的对面，由南到北流过的倒天河边，五间碾坊一字排开，里面有五架水碾、一爿水磨；碾坊的对面，是一排可以住十来户人家的民居，中间是一个一块石板盖着三条水渠的院子。

今年已经76岁的邹炎伦，1945年在“刘家水碾”里出生，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3岁——1958年。到他记事的时候，碾坊里已经没有刘家人了，水碾、水磨等均已变卖，“刘家水碾”成为各色人等居住的大杂院。邹炎伦家住临河第一间碾坊，他曾在碾坊里看到过一块匾，记得这块匾上有“殿英族长”四个字，那时自己还把“族”字读成了“旅”字，把“族长”当成了“旅长”……

3.扶危济困，望重乡闾

据“殿英族长”的后人们讲，灾荒年月，老人家曾不止一次慷慨解囊，把水碾中自家积存的米粮发放给饥民。

1934年刘殿英八十岁寿辰，毕节松山书院末科（1904年）十廪生之一、田坝桥犀牛塘大才子糜雅凡曾作贺联一副：

度梁颢春秋，又差一岁；祝汾阳寿考，快睹六亲。

梁颢是宋初人，82岁进士及第，殿试时被宋太祖赵匡胤钦点状元，《三字经》里有“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之句；“汾阳”代指曾被封为“汾阳郡王”的唐代名将郭子仪，欧阳修称赞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84岁寿终正寝。糜雅凡将文武兼资的刘殿英比附梁颢、郭子仪，虽然夸大其词，但当时刘殿英在毕节的受人敬仰，亦足见一斑。

1936年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驻扎毕节时，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政治委员王震等，就在“安息会”内办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57名开国上将中排名第一、开国将帅中唯一以小说《浴血罗霄》获得茅盾文学奖特别奖的萧克上将旧地重游，亲笔为原“安息会”所在“毕节中山路34号”题写“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15字，被制成匾额悬挂在葛重辉创作并书写的刘殿英住宅16字对联的“横批”位置！“公恕堂”这副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刻石门联至今完好保存，只要从“中国工农红军

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门前经过都可以看到，成为毕节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传承的吉光片羽，因为得到重视和保护而熠熠生辉！

刘殿英曾是毕节刘氏家族的族长，他曾写信到纳雍羊场，敦促当地刘氏族人派员来毕节协商修谱。草堤冲刘郑荣，约人到德沟“草坝坝”抢亲未遂，被对方以抢案报到毕节县政府；刘郑荣被抓入大牢，剃光头发吃了送刑饭，即将开刀问斩，其母聂氏经人点拨，到毕节城找“大老爷”哭诉冤情；结果，经“大老爷”多方奔走营救，刘郑荣才从鬼门关前捡回了性命。孙子刘传祀等，曾拿了刘殿英的“帖子”去草堤冲，帮助族人成功化解了与其他姓氏的摩擦纠纷。无论家族成员有什么事找上门来，刘殿英都不论亲疏厚薄尽力帮扶。原住朱昌白泥井的刘泽清，因为兄报仇与大方土匪结仇，来毕节找“大老爷”诉说苦情，寻

求庇护。刘殿英和刘泽清同姓不同宗，却毅然出手相助，帮其在城内“砂石牌坊”附近安排了住处，并且借钱给其在大横街摆小摊养家活口。刘泽清的儿子刘熙乙，后来从四里八乡“赶溜溜场”做小生意起家，变成了民国年间的毕节首富乃至贵州首富。刘熙乙、刘裕远兄弟，每一次从贵阳或其他地方回到毕节城，都要提了点心来松山路刘府看望“大老爷”。其父母在世时，更是谆谆告诫子女，不能忘记“大老爷”的大恩大德……

1945年，刘殿英逝世后，子孙们在家里设灵堂为他做了七七四十九天道场。那些家庭贫寒的刘氏族人，只要到“大老爷”的灵柩前磕几个响头，就不仅可以吃一顿饭，还能领到一块“大板”——“袁大头”！

作者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