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

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研究人，研究那些创造历史活动中有所作为、发生影响的历史人物。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写历史的书，无不以大量的篇幅谈论人物，中国历史学经典就是明证。比如《史记》，司马迁在书中设本纪、世家、列传，都是讲人物的。以后的官修史书也都与此大同小异。近代以来，历史书写方式有很大变化，但写人物，仍是所有历史书写者都避不开的。近几十年来，因思想解放，许多禁区被突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于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大量出版，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大量地被发掘出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专门研究历史人物，已是历史研究的一大主题。即使不是专门研究人物，你也无法回避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业。如你研究近代经济史，不能回避搞洋务实业的盛宣怀、搞大生纱厂的张謇、搞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如此等等。搞近代政治史就更不用说了。搞军事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等，无一例外，都要和历史人物打交道。所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根据我几十年来从事近代史研究的经验，略谈谈我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些体会和心得。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谈。

一、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

（一）时代及地域的背景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他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

近代的大幕拉开以前，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大国，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与中国相若的，甚至高出于中国的文明。一旦大幕拉开，突然发现还有许多跟我们一样发达甚至更为发达的人类文明。而且这些文明的国家、民族，正以他们各种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明的产物——大炮、军舰、远距离射击目标的步枪等来攻击我们，强迫我们打开国门，设置口岸，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赔款割地。这真是数千年未曾有的大变局。这时，清朝统治在内部也早已现出因腐败而造成的种种危机。于是，这一代中国人都生存于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凡略能读书看报、稍有公共观念的人，便不能不面对这一大变局而产生某种应对的心理和态度。一些人为危迫的环境所激，切望以急风暴雨式的手段，以求改变现状。另一些人，可能倾向于针对现存的问题做逐步的改革，以求消除危机，走上向前发展之路。还有一些人，则因与现存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希望维护现存秩序。这三种政治取向是研究晚清历史的人所熟知的。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物，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到了民国年间，仍然有三种政治力量在社会大舞台上较量。因为没有哪一种力量取得绝对优势，民国政治一直没能走上轨道稳定地运行。极端保守的力量以为，既然共和民国不能救中国，那就复辟帝制好了。袁世凯的复辟与清朝皇帝的复辟，都曾表演过，都失败了。激进的力量则主张以暴力的手段，打破现存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革命党，先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后来的共产党，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人，包括一部分晚清时期过来的改革派，以及大多数工商业者、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主张在共和国体之下，循名责实，用和平改革的手段逐渐达到真共和的地步。

我们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必须对上述的基本背景有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地位。

以上是就整个国家的背景而论的。还有地域的背景也很重要。古代人非常重视一个人的郡望（或称地望）。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各地域，其地理、历史、风俗、人情，很有差别。我们这里无法详细分析各地域的差别，只想强调一下，与近代史关系至为重要的一种地域差别，那就是，南方珠江口岸与长江口岸所带动起来的近代化运动造成的人文优势。从清末以来历次发生的革命运动、改革运动，几乎都是从这两个地域发生出来的。看一看历次革命运动、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骨干分子，其绝大多数都出于这两个地域：珠江流域的两广，长江流域的江、浙、江西、安徽、两湖和四川。北方虽然也出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但多半是因某种机缘与南方领袖分子有所接触，真正“无文王亦兴”者，甚为少见。

（二）家族与家庭的背景

家族和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人成长的第一个既定环境就是家族与家庭。社会发展程度越低，社会公共教育发展的程度越低，家族和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越大。我们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康有为和孙中山。康后来成为改革派的领袖，而孙是革命派的领袖，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康有为出生在南海县一个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福建按察使，他的祖父做过连州训导，并死于任上。他的父亲，则做过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做过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广西巡抚。这样一个家庭，可谓“世受国恩”，很难与之断然决裂。但国家深处危机之中，不能不有所改变，以图救国救民于水火。所以，康有为走上追求改革的政治道路。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县一个临近香港、澳门的村庄中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一带，广泛流传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听惯了这些故事的孙中山，少年时，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他目睹民不聊生、国家危亡的现状，颇想继承洪秀全的事业，来一番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推翻清朝另建新国。他成为兴中会、同盟会的领袖。

当然，不能把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绝对化了。比如说，若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始终得不到皇帝的赏识，再加以许多事情刺激他，逼迫他往激进的路上走，恐怕也难以保证他不滑向革命的路。又比如，若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上书，得到李鸿章的激赏，把他留在身边，那也许就没有创办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事了。历史不能假定。我们这里只是要说明，不可把家庭出身及其影响绝对化。只要这些影响没有遇到更为强大的其他影响给与抵消，甚或令其反转。那么，这种家庭影响就是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

（三）教育的背景

一个人所受教育，与他一生的思想、事业关系甚大。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不注意他的教育背景。

一般说来，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其所受教育都经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两段历程。旧式教育就是家塾、村塾、书院之类；新式教育就是学堂，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

旧式教育并非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学塾、不同的书院，乃至不同塾师、经师，其对学生的教育旨趣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试设想，若梁启超在学海堂终其学业，他可能一生只是一个做旧学问的学者。但他中途离开学海堂，跑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听那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一派改革者的呼唤，于是，他走上了改革中国政治的道路，同时又成为贯通新旧、兼采中西的学者。

经历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完整过程，从而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引领者的代表人物，在各个领域都出现过一些。例如自然科学界的丁文江，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胡适，教育界的蒋梦麟，等等。其中，胡适可能最具有代表性。

胡适生长在徽州绩溪，徽州古为新安郡。新安曾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其影响极为深厚，向有“东南邹鲁”之称。同时，这里又是清代考据学大为兴盛的地方，以致蔡元培、梁启超都曾误会胡适是著名考据学者“绩溪三胡”之后。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了九年旧式教育，对于传统儒学，对于考据学的治学精神与方法，肯定是寝馈多年有所心得。他在应官费留美考试时，能做出一篇得满分的考据文章，绝非偶然。

胡适14岁到上海入新式学堂，他先后学习过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学校。在上海读书的六年，使他成功地从旧式教育转到新式教育。这期间，他的英文打下很好的基础，又因主编过一份刊物，受到白话文的良好训练。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则为他打开了新的知识与学问的世界。有了这样的基础，胡适于1910年到美国留学，可以说，他具备了去理解和接受一个新世界，以及它蕴蓄千百年的一套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所需要的条件。

胡适在美留学七年，是他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做准备的过程。他和绝大多数那个时代受教育的中国青年一样，目睹国家危难立志报国。只是其选择的途径不同。他不赞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主张通过和平改革，为新社会造就新的基础。他认为，暴力革命固然可以由建立新政权而改造社会，但这个改造过程还是避不开一步一步地改革，以造就新社会的基础。从他的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整个留学期间，他都有意识地为自己积蓄能力，为将来造就中国的新社会、新国家做准备。也是基于此，当他学成归国的时候，打定主意，要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建立思想文艺的基础。他与北京大学以及《新青年》的陈独秀等人相携，从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入手，掀起一场以思想革命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生的事业都是从这场运动出发的。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受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

一个人一生的追求是贯通一个人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没有这个中心，就像没有灵魂一样；有了它，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一个生动、鲜活的人。

但要准确抓住这个中心，谈何容易！必须相当全面地了解人物一生的思想活动，仔细作出分析，发现可以贯通其一生的基本线索。这时，才有可能充分理解这个人物一生的根本追求是什么。有鉴于此，要研究一个人物，最好是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先编出一个年谱，然后再动手写他的传记。当年梁任公先生去世，十分崇敬梁先生的丁文江就先动手搜集材料，编出一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来。至今学界都公认，这部年谱长编极具学术价值。可惜，此年谱初稿刚刚完成不久，丁文江先生就病逝了。否则我们本可以看到一部非常好的梁任公先生的传记。

梁任公先生一生的追求就是建立起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他经常说，一个国家，有无君主，是否共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实行宪政。能实行宪政，有君主也仍是现代国家。不能实行宪政，虽名为共和，仍够不上现代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宪政是一切依宪行事。他解释说，在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你贵为君主，也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你贱为平民，你也拥有宪法规定属于你的权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威胁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从来不是百姓不守法，而是官员不守法、统治者不守法。只有行宪政，才能真正把官员、统治者关进笼子，让他们不敢不守法。关键是要有这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经过人民认可的宪法，和保障宪法能够实施的一套设施。没有这个笼子，指望官员守法，指望统治者守法，那是不可能的。

与梁任公相反，袁世凯一生追求的，只有权力。他十几岁随嗣父到当差之地读书时，就帮助打理各事，从中了解官场各种情形。22岁，凭借父辈的关系，进入军界。凭他熟谙官场规矩，又确有办事能力，从此一路攀升。到1895年，竟获得主管小站练兵的重要使命，从此有了自己经营的军事力量。以后陆续升任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又进入军机处，因丁未政潮而一度被免。不久再度出山，再度被免。清朝末年，旦夕危亡的险象，稍有识者都看得出，以袁世凯的聪明，他当然非常清楚。他1909年再度被免之后，回老家做洹上钓翁，为韬晦之计，心营目注，觊觎新的机会，向最高权力进逼。

辛亥革命爆发，袁氏看到了机会。这时，无计求活的清皇室，想招回袁世凯，帮助解难。袁的几位好友也劝他抓住机会，赶紧出山。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他派人率领由他训练起来的新军攻打革命军占据的武汉。当时革命营垒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孙中山在海外奔走各国，天真地希望得到西方列强对于革命党的承认，不肯回国。黄兴到武汉支应一阵，感到力不从心，离开武汉。袁世凯的军队顺利打下汉阳之后，革命军形势甚危。但富于心计的袁世凯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停下来与革命党和立宪派联合的南方势力举行谈判。

这里必须注意，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他要猎取国家最高权力。他此时如果乘胜追击，消灭革命军，可以挽救清朝，他自己不过成为清皇室的一大功臣。如果他居功而逼使清朝皇帝退位，那他将背上叛臣的恶名。他以不败之军事实力，与南方谈判，进可以要挟南方势力答应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退可以借南方势力，逼使清朝皇帝退位。他左右逢源，其结果是南方势力答应，只要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推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一切都合乎袁世凯的如意算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围绕着大总统的任期、连选连任的方式、继任总统的选出方式等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住他的最高权力。为此，他后来竟至走上复辟帝制之路。

所以，我觉得，要写袁世凯的传记，必须抓住他一生都在追求权力，直至国家最高权力，这是贯穿他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