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的人物原型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孙犁先生一直生活在抗日根据地，那里的人民是如何抗击日本鬼子的，自然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里。1963年9月，孙犁先生在《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里所描述的景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

孙犁

因此，孙犁先生明确地说：“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主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孙犁文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这就清楚地表明，孙犁先生在写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时，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子午镇就是现实中的子文镇，孙犁先生的老家东辽城村距此地半公里。小说中的五龙堂村，其实就是距离东辽城村1.5公里左右的南、北郝村，抗日战争期间孙犁先生多次在此村住过，编辑《冀中一日》时更是在这儿工作了很长时间。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八路军将领孟庆山将军的身影，吕正操将军也出现在作品中，张教官几乎是孙犁先生自己的写照，变吉哥是他认识的一个村的文建会负责人，芒种也是他的一个亲戚的姓名。以其中的女县长李佩钟为例，所写的就是著名诗人远千里的夫人李穆玲的命运。李穆玲又名李敬钟，河北省博野县庄窝头村人，1940年参加冀中新世纪剧社任演员，后任任丘县妇救会主任，1944年冬季牺牲。

梁斌对此事也有过较详细的描述：“后来才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千里的爱人穆玲正在任丘县的一个区里当妇救会主任，晚上由这村转向那村时，中途掉在井里。井中水浅，没有淹死。虽然连声叫喊，但天黑风大，四野无人。天冷水凉，怎样忍受，是难以想象的。”（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 6月版，第 331页）。孙犁先生就把李佩钟（李敬钟）的牺牲，描写得几乎一样。他自己也说，远千里夫人李敬钟（穆玲）的牺牲，就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作为一个人物的归结”（《远的怀念》，《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296页）。

据从晋察冀边区走出来的戏剧家张学新先生告诉我，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指前三十回）出版以后，孙犁先生送给他在冀中时期的战友王林一册，扉页上题字就称“王林同志索隐”。1990年的一天，我曾经当面问过孙犁先生，《风云初记》里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如何，他说其中的很多故事都是真实的，有很多他也经历过，只是很多人物的姓名作了改动，故事情节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向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孙犁先生就说：“你还年轻，不太了解，他们都知道。”“他们”，我知道是指王林（当时已去世）、梁斌、路一、杨循等人。

孙犁先生自己也说过，他的作品大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下面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洞》《“藏”》与蠡县地道战故事

1938年底，日本鬼子占领冀中的所有县城，对敌斗争十分艰苦，平原上无险可依，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七分区蠡县的群众开始挖地道，可是，让地委书记吴立人知道了，说是“退却路线”，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来调查，后来把县委书记王夫也撤了。直到1941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来这里调研，才肯定了这种斗争形势。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支持下，1942年 3月20日，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地道战这种形式才在冀中蓬勃发展起来。

地道最早从蠡县开始发展。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蠡县，捕杀我抗日军民，很多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蠡县一区的一些村级党员干部，这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村外的树林里、荒僻的旷野或林木丛生的古墓地——总之，是在离公路较远，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斜形的洞，里边铺些干草，到天晚的时候便披上一件破大衣，偷偷到洞里睡觉，天亮时再回村坚持工作。但因为那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每到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洞口便向外喷出水蒸气，被敌特发现以后，敌人常在拂晓的时候，到村外找洞掏我们的干部或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野外的洞不能住了，在环境日渐残酷，抗日工作又必须坚持的情况下，地洞便开始从野外转移到村里。

孙犁先生据某村的一个干部的真实故事，于1943年5月，写了短篇小说《第一个洞》，发表在1943年5月1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这是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写冀中地道战的作品，甚至在此之前，也只有新华社《地道战在冀中》等三四篇通讯发表。现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地道战，因各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和传播，已经为广大国人所知，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抗战形势里，孙犁先生却最早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冀中的地道战。

1946年5月，孙犁先生在河间工作，编辑《平原杂志》，并且在八中教着语文写作课；与此同时，写了短篇小说《钟》和《藏洞》。5月29日，他托张庚带原稿给正在张家口编《工人报》的康濯，看康濯能否在张家口找到发表的地方。康濯可能没有给《藏洞》和《钟》找到发表的地方。1946年10月，孙犁先生把《藏洞》重新修改了一次，1949年4月24日，在致康濯、厂民（即诗人严辰）的同一封信中，他还向康濯索要过《藏洞》原稿。1950年3月21日下午，孙犁先生在致康濯的信中，已经把《藏洞》改称为《“藏”》。此后，再没有见到他在文章中提到这篇小说。1949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将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纳入“群益文艺丛书”出版，里面第一次收录了《“藏”》，可见他又把这篇小说寄给了正在上海的周而复，使它得以和世人见面。

《“藏”》也是根据上述蠡县地道故事写成的。它与《第一个洞》这两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叙述了这个真实的抗战故事。

《荷花淀》《采蒲台》与雁翎队

雁翎队是抗战期间安新三小队的俗称。1938年初，白洋淀所在地中共河北省安新县委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熊焕章（安新城里人，兼任新安锄奸团团长）和三区区长李刚毅（又名李仁，安新郭里口人），在大张庄将自愿入伍打日本鬼子的20名青壮年组成了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队长陈文汉（又名陈万，郭里口人），队员多是打野鸭的猎户，全队装备是打野鸭的大抬杆火枪40支，小排子船（平底、直帮、吃水很浅，架抬杆的小船）22支，手枪两支。后来以这支水上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三区区小队。1939年的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高阳县人，1942年9月26日牺牲在安新尚村）和三区区委书记徐建来区小队，看到每支大抬杆枪的信口上都插着雁翎，既可以防止露水打湿火药，又可以在发射后用以捅开信口用，就高兴地对大家说：“咱们这个小队，就叫雁翎队好不好？”指战员们齐声喊：“好！”从此，雁翎队的名字就叫了起来。

1941年，日本鬼子对白洋淀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有一天，日本鬼子20多人和30多个伪军，从安新县城到赵北口运东西，下午三点多返回。雁翎队得到此消息，就埋伏在大张庄村东、王家寨村西的大苇塘，等待敌人。太阳西斜，敌人来了，雁翎队迅速出击，消灭了这股敌人。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纷纷赶来，包围了这片苇塘，满以为能把雁翎队消灭，却没料到连个人影也没见。其实游击健儿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头顶大荷叶，泅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王家寨了。

1978年11月5日，孙犁先生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说：“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613页）

安新锄奸团与《新安游记》

日本鬼子侵占安新后，安新组建了锄奸团，专门打击汉奸，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熊管、杜朋、曹连升、田章等人。当时，熊万东当了维持会长、县商会会长、新民会会长、“剿匪”司令，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卖命，杀害抗日军民。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要锄奸团除掉熊万东，任务就落到了熊管、杜朋和曹连升身上。熊管是孙犁先生写到的“熊氏三杰”之一，其大哥熊生，当过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的警卫员，后被日本鬼子逮捕押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后才回国。熊管的弟弟熊老黑也参加了八路军。熊管在家排行老二，原名熊得胜，1.77米高，解放后一直在家种地当农民，1985年去世。杜朋当时三十来岁，住安新县城南街。他十来岁到北京天桥学艺，三丈高的房子一个筋斗就能翻下来。有一次，端敌人的岗楼，日本鬼子看他在岗楼上走，刚要开枪，他一个凌空飞跃，就扎到河里去了，敌人送他绰号“杜云飞”。曹连升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和熊管、杜朋是儿时的伙伴。1953年开春，在城南与漾堤口之间做“摆脚”（即摆渡），因船遇到大风而翻，为抢救落水的乘客，曹连升最后溺水冻死。

1940年3月15日（并不是孙犁先生所写到的中秋节），夜晚十点多，漆黑一片，孙犁先生笔下的“熊氏三杰”（安新县锄奸团团长熊焕章领导的锄奸团团员）熊管、杜朋、曹连升，到了安新城南河村附近，在小南街，熊万东就住在这里。熊万东的房子在全县城最高，日寇岗楼也紧靠在这里。他们从熊万东房子后面的一棵大树上进到院子里，熊管进入熊万东居住的西屋，杜朋在当院警戒，曹连升把守大门。熊管进到屋子里，因和熊万东是远房叔侄关系，就要和熊万东借钱，情节和孙犁先生写的差不多。杜朋到厨房拿了一把刀，曹连升也进了屋子，随后，熊管从腰里拿出一根绳子，套住了熊万东的脖子，和曹连升一起勒死了熊万东。

至于英雄的牺牲，也与孙犁先生写的稍有出入。1941年冬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驻扎在三台，锄奸团派了杜朋、田章等四人在县城西关外放哨。西关外敌人挂有汽灯，严重影响我方的行动，因此要摘下它。那晚杜朋穿的是黑白毛皮袄，又多喝了点酒，晕乎乎地参加了摘汽灯行动。到了地点，杜朋摘下汽灯，被敌人发觉，田章轻声让他快走，杜朋因耳朵有点背，没有听见，还想去城楼上夺敌人一条枪，就没有和田章一起撤出去。等杜朋清醒过来，便往敌人设置的铁丝网外边跳，跳第二道时，铁丝网上尖利的蒺藜挂住了他的皮袄，扯响了网上的小铃铛，敌人一阵扫射，杜朋当场牺牲。田章无法把他背回，只好自己撤退。第二天，日本鬼子反复给杜朋照相，并让医生验看他脚心里是否有“长毛”，验证他是不是“飞毛腿”。“熊氏三杰”的故事，在张开明的著作《白洋淀传奇》里查得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孙犁先生写《新安游记》时，其实是把“熊氏三杰”的事迹经过剪辑，以艺术化的手法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与顽强。

本文摘编自《荷花的光影：孙犁之旅》，段华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