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姚薇元先生

1958年7月，我自江西赣州高级中学考入武汉大学。9月，入校就读历史系本科，直到1963年7月毕业离校，在美丽的珞珈山学习、生活了五个寒暑与春秋。武大学制原本与全国一样也是四年，1958年国家开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并增设五年制重点大学，武大入选其列，故而我们1963年7月才完成学业。

时间飞驰，有如白驹过隙，弹指之间，今已2023年，离我告别武大母校，竟然过去整整一个甲子了。

近日，闲暇之余，我从旧物中，找出历经沧桑，幸运保留下来的大学老师姚薇元先生以毛笔亲题《中国史学史概要》的大学讲义稿，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他给我的六封来信。又一次如获至宝地细读了姚先生的六封来信，以及我当年日记中对姚先生的相关记载，从而让我重新陷入了对姚先生的缅怀和追思之中。不但他那昔日的音容笑貌，仍犹如昨日，历历在目，没有随着时间的远去而淡漠，连他许多讲课和待人接物的细节，以及课堂上同学们听了他的讲话后的欢声笑语，也都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图二 1932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在大礼堂合影，后排左起第五位为姚薇元先生

一

姚先生是当时系里与教我们世界古代史的吴于廑，教我们中国古代史的唐长孺等著名历史学家齐名的教授之一。他为我们开设过两门必修课，一是四年级的中国近代史；二是五年级的中国史学史概要。我因对中国近代史比较感兴趣，于是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专门化”的学习方向，姚先生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我们那时，老师讲课，并无国家规定的统一教材，均由任课老师自编讲义，上课前印发给学生，仅由老师指定若干参考书，作为课外读物。开设课程，系里和老师也有主动创新权。据系办公室秘书贲文湘老师告诉我，姚先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概要》，就是他为了让我们毕业前多学点知识，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赶写出来的。她说：姚先生给你们开出这门课是很不容易的，全国还没有什么范本，他奋斗了一年多才开出来。贲文湘老师的话，让我对姚先生顿生钦佩之意。

不过，我对姚先生最初的印象，只是觉得他与其他老师不同，很有个性，也很有趣。比如，别的老师上课时都把讲稿放在书包中，而姚先生却放在一个竹篮子里，提来提去。又如，在课堂上，他有时会整理他的帽子，还把帽舌拉得低低的，几乎要遮住了眼睛，有时还会用手指当梳子梳头发。下课时也不说下课，等同学们说再见，常常提着篮子，边讲边走而去。而更多的时候是，觉得他似待人不太热情，沉默寡言，不多说话，三言两语，就把人打发了，对我们学习的指导也有限，不像我接触过的有的老师那样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姚先生对教学工作，对同学负责的精神是一贯的。他对学习纪律，历来相当重视。有一次，他发现有不来上课的，还没开讲就先开口提醒我们了。说：“学习纪律，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下，我看到有不来上课的，现在我还叫不出名字来，人我是认得的，以后班长上课时要检查一下人数，看到齐了没有？现在不认得，以后考试起来，我就认得了（下面一片笑声）。这是一门必修课，大家都要学的，这是一般常识。大家觉得不好学，要记，学历史就是要记，一些事实不记怎么行？现在有一种偏向，强调分析、概括，一点不记也是不行的，没有史实怎么分析呢？空空洞洞，人家也不信……下面我们就讲课。”而一旦发现有同学不认真听讲，还会立即暂停讲课，予以纠正。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同学打瞌睡，便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不要睡觉啊！”并不无责备地继续说：“你们睡觉，我在这里看得见的……学习是自己的事，要对祖国负责，对自己负责……有病，或有别的事情，就请假，干脆不要来，来了就要像个上课的样子，打起精神来……我还不是身体不好，你们看我这样子精神百倍，下了课我还不是爬都爬不动（讲到这里，同学们都笑了）。但是，讲课时应拿出精神来啊，这是一个任务，应有责任心。”然后才继续讲他的课。还有一次，姚先生看到有个同学无精打采，不好好听课，又提醒说：“不要打瞌睡啊！”并从认真读书联系到交的作业上的问题，说：“有些人很不认真，以为我不看？我一个字一个字看，专门抄书也不好，你们抄哪里的，我都知道。”

姚先生说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看”我们的作业，的确是事实，一点不假。他曾不止一次抽查过我们的课堂笔记，而且看得十分仔细，的确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凡有错误之处，都认真加之改正。他发现一位同学的笔记，竟然“是抄别个的，别人的错了，她的也就跟着错”。第二天，他还在课堂上对抽查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对有些同学的笔记，表示满意，说：“有的记得很好，知道速记。”但讲得更多的，还是他“不满意的”。说：“怎么记的啊，也可以说是很荒谬的。”然后拿起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寒帝文武”……教室里爆发一片笑声。再回过头来说：“宪章文武，怎么写成‘寒帝文武了呢’？当然，也许是我写得不端正，但讲义上有的，也应该改过来呀。恐怕是没有复习，要复习啊。学习是自己的事，我们强调自己。你们不是经常说，要自觉改造思想吗？学习也是要自觉的。如果有些人近视的话，就坐到前面来，前面的座位让给他们。当然有些人不愿坐前面，坐后面好不记笔记，老师看不见。立刻又是一阵愉快的笑声。”此事之后，姚先生还先从自己做起，每次写黑板时，总是把周围的文字擦得干干净净，突出刚写的文字，让大家看得清楚了。

正因如此，有同学课后这样评论姚先生是教书又教人。姚先生的确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教我们做人的原则，如有一次在课堂上，他针对有同学嫌课讲得太慢，说：“不能讲得太快了，要讲详细的，因为要从大多数人的角度出发，为大多数人着想，如果为了少数程度较好的同学，忽视了大多数同学，这就不对了。”实际上，他是在以身作则，教导我们做事，要为大多数人着想，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临毕业分配工作时，我们去看望他，他又先给我们打预防针，谆谆教导并嘱咐我们，要服从国家分配，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要继续学习、锻炼，说“坚持下去，是会做出成绩的”。

图三 姚薇元先生档案

二

姚先生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还体现在对我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上。在这方面，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我的学年论文，因为读了点马、列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当时历史学界又在热议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就自以为是地自选了个怎样评价石达开天京出走问题的题目。我在一次向姚先生汇报想法时，就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引经据典，满以为能得他的好评与认可。可姚先生见我讲的都是一些马列词句，少有与之相应的石达开的具体事实，于是笑着告诉我：“研究历史，不能从观点出发，必须从钻研大量的史料出发，在钻研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马列主义的结论。”

姚先生的教导，让我懂得了研究历史，不能预设观点，必须从钻研史料做起，通过历史事实得出合乎马列主义的结论。

姚先生还时刻不忘检查我们的论文写作进程，而且检查得十分仔细。在一次检查中，他在“在我的名字下写着：论文初稿已完成，需要审阅资料卡片。”意思是他还要“审阅”我摘录的“资料卡片”有无不妥。

姚先生对我们论文习作的批阅，虽然方式上与别的老师有所不同，如教我们世界现代史的张继平老师批阅他指导的学生的论文，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学生改稿子，整段整段的改，哪里要怎样修饰都加以改正。改多了，怕学生看不清，还会几页几页地重新抄写一遍。”姚先生则完全相反，“对学生的稿子，他一个字也不改，可以不费力气就帮助改正的错别字，他也只在错字下面划一红线，究竟正确的是什么，即要你自己去想，去改正。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认真，他还是很负责的。对资料一个个地对照审查，有个学生就是写错了一个注释的页码，就被他找出来了。”

姚先生为什么采取这种批阅方式？我一时不能理解，直到快毕业时，有一天和一个同学去他家里玩，他引我们上楼至书房，谈起了我们的毕业论文问题，他说：“你们现在写了论文，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是以后发展的起点，掌握了方法，以后你们无论分去搞什么工作，都有好处。是个基础，以后搞业余的也行，有了爱好就好了。当然，光从爱好出发也不行。不过，你如果看到它就伤脑筋，那怎么谈得上作好学问呢？”这时，我才知道姚先生希望我们都能刻苦学习、做事，也才理解他所以对我们的习作采取一字不改的原因，实际是为了更好培养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其实，姚先生在课堂上，有时显得很严肃，但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这样，有时还是很幽默、诙谐的。有一次，他写板书，写“妇女”两个字，写完“妇”字时，说：“你们看，现在妇女地位提高了吧，已能把一座山扳倒了。”意指右半边是个歪到一边的“山”字。引得同学们一片笑声。有时他还会故意提些问题，以活跃课堂气氛。如有一次，讲着讲着，便节外生枝地提问说：“孔子叫什么名字啊？学的都还给先生了。”然后又在微笑中开始讲解。这些小插曲既活跃了课堂，又使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了。”

至于课后，姚先生就更随和了。有一次，我与同学到他位于珞珈山武汉大学二区六号的家里玩，他也非常随便，完全处于自然状态，有时架起腿，有时盘着腿，有时又将右脚踏在椅上，右手挽着膝盖，有时还将一腿向后勾着，成跪状。姚先生如此随意，我们自然也就无拘无束了。这次闲聊，他的话题很多，谈得很高兴，七时多了，我们才离去，他送我们至门口。还有一次，因为过春节，同学们给他送过年画，他却不在家，没有见着面。他在检查我们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进程以后，还特地谈起此事，向同学们表示歉意。说：“上次很抱歉了，你们来了两次，因晚上搞得太晚了，第二天就起不来。我那小孩也不懂事，等我下来，你们已走了。第二次，我又不在家。也不必去花钱啰，以后我们在学术上互相帮助就是了。”其实，姚先生是个外表沉静，内心热情的人。

图四 姚薇元先生和家人合影

三

1963年6月12日，我们上完最后一节课。然后是毕业教育和鉴定。8月24日，我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武大母校，与一行分配到北方各地的二三十位同学，一起乘火车北上，奔赴北京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抵京后，我也如人之常情，向各方亲朋好友和武大母校的老师去信报了个平安。万万没有料到，我在北京收到的第一封信，竟是姚先生的。我捧在手里，怀着激动的心情反复看了几遍，始终舍不得放下。

姚先生说：你们能到科学院去工作，无论资料方面，理论方面和指导力量方面，都比在武大时好多了，在这里“进修学业，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你们前途极光明，责任也很重大，要发挥青年特有的革命干劲，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此后，姚先生还曾多次来信，继续鼓励我发愤努力，对所里培养青年的严格要求，他写道：“不要害怕，马克思说过，只有不畏艰苦的人，才能攀登科学高峰。刘大年同志所说必须坐冷板凳，才能吃到冷猪肉，也就是这个意思。总之，科学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必须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才能取得成就。”

在我离开母校的日子里，的确如姚先生所说，“我们的师生关系”并没有因我的离校而“终止”。但就我的感受而言，与其说是姚先生把我当学生，不如说是当朋友。因为他除了像在校时那样为我答疑解惑外，还会向我分享他的喜闻乐见和思想感受。1964年5月20—30日，他赴京参加近代史学术会议后，就曾兴奋地告诉我：这次学术会议，“除整天讨论论文而外，还听了田家英、周扬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对今后工作方向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是鼓舞也是督促。”

多年以来，无论我在校，还是离校，姚先生始终不遗余力，无私地教我知识，教我做人，教我做学问，也对我充满期待，希望我“努力工作，做出好成绩来”。无奈孺子不可教也，我在近代史所工作这多年的岁月里，虽也无时不铭记姚先生的教诲于心，且力求践行于各项实际研究工作之中，但是，惭愧得很，仍然辜负了姚先生的期待，并未做出多少“好成绩来”，让姚先生失望了。

尊敬的姚先生，如果真的还有来生，那就让我再做您的学生吧。我一定以百倍的努力做得更好些，以稍稍弥补一点您今生对我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