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对中央权力的加强

二、曹操占领荆州

三、孙刘联盟与赤壁之战

四、赤壁之战后曹操的对内政策

五、赤壁之战后关中汉中的情况

六、曹操专权及其与吴、蜀的战争

七、曹操之死及其诸子之间的关系

自序

本书原是我上课前的一份讲稿，在课前发给学生阅读，上课时，再根据学生的提问作讨论，之后整理成册。由于是做讲稿用，随手信笔而来，口语化的地方甚多，故文章结构不很严密。为了引导学生阅读《三国志》及《后汉书》的原文，讲稿中引文较多，有时在不同的问题上，引文亦难免有重复之处。读史还是原汁原味的好，反复地咀嚼原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自有不同的滋味。

曹操是东汉末的乱世英雄，理学家的正统观念兴起后，曹操的历史地位被贬低了，包括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在内的戏说及戏剧舞台上的曹操都被脸谱化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要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接着郭沫若、翦伯赞都写了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为历史人物翻案一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可以冷静地讨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了。或许他一生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为人、行事，今天仍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记得1962年陈守实师在《文汇报》上发表《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曾经讲到年谱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的长编，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通过年谱比单独把历史人物的某些历史事件抽出来作翻案文章要好。这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末关于为曹操翻案讨论的某些文章而言的，故这次我讲曹操便采取年谱式的办法，逐年讲与曹操相关的事件。陈先生还讲道:“年谱又是属于个人的历史辑录，很容易犯从整个历史割裂出来的偏缺。关于这点，即钱大昕的洪（洪适、洪迈）、陆（陆游）、王（王应麟、王世贞）五谱都不能免。”（见1962年4月12、13日《文汇报》，以下引文同。）换一句话说，作历史人物的年谱，不能把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物割裂开来，那样的话就看不到他与那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了。故我论曹操时，就尽量把那个时代的背景与曹操的活动结合起来，不仅讲曹操，而且把与曹操相关的各类人物联系起来讲，才能透视出那个时代的状态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陈师还讲到年谱不应“为了标显谱主”，或是“为谱主在历史上辩白”，那是说年谱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显示谱主本来的面目，功是功，过是过。在这一点上我论曹操力求谨遵师训，对曹操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既不加任何掩饰，亦不作任何溢美之辞。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对他的评价是容易发生变动的，如乱世偏安的时期与太平时期对曹操的评价便不完全相同，那么通过年谱考察写出来的人物，也就能对其价值的历史演变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说了。

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逐渐剥离出它的真相来的。曹操那个时代是乱世，三国鼎立的时期，对曹操的描述，魏人与吴人就大不一样，同样一件事，如赤壁之战，魏、蜀、吴三方的记载差异甚大，这就能帮助我们在种种矛盾的陈述中，作出比较合理的推断。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长处在于他能把不同的记载汇聚在一起，便于人们从矛盾中识别真伪。裴注引用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种，唐宋以后，这些著作便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引的资料首尾完整，字数要多于陈寿原书，这就为我们研究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定于一说不一定对我们客观地研究历史人物有利，如果把对历史人物的评说，仅仅停留在褒贬这一价值取向上，固然有益，但亦有限。历史对后人的启迪，往往不仅在知其然，更在知其所以然——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人与事的所以然，这才是历史真正的价值所在。如何才能知其然?读史时，要设身处地才能体会其成败得失之所以然，惟其如此才能沟通古今，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现实，把握未来，这就是以史为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的《叙论四》中曾经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经过设身处地的思考，知其所以然时，把这个所以然说出来，那就是引而申之的论，正如王夫之所言:“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我这份讲稿所以名之以论，也只是我作为今人读古书所得，引而申之，以沟通古今罢了。

这些年来读史的风气不太盛，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大家读史的兴趣，能引导大家设身处地去思考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从他的为人行事，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受到一些有益于今人的启迪，其中兴味，不认真读书是体味不到的。

书中的三幅地图，出自郭沫若主编之《中国史稿地图集》，记得此地图集亦是陈可畏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来沪找我在谭其骧先生处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底图绘制而成的，也是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合作的产物，我只是知其事，并未实际参预此项工作，今又借用其成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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