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画像。

文/王永华

曹操，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争议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20世纪50年代末，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等人，曾发起为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人们称之为“替曹操翻案”。然而这件当代史上重要的事情，很少有专门的文章谈及它，笔者梳理了近年来问世的当事人的回忆录等资料，考察了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

一、毛泽东眼中的曹操

学者宋培宪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6期发表《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对四十年前一桩公案的探源》，该文指出，1959年围绕着曹操的论争，直接源自于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这个观点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可。因此，要探讨曹操评价问题的始末，必须从毛泽东对曹操的若干次评价开始。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曹操就作出了较高的评价。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参观河南安阳的殷墟时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而毛泽东全面肯定历史人物曹操以及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则是在1954年。这一年的夏天他来到了北戴河，一次游泳之后，他吟诵起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并对其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徐涛听了大吃一惊。他从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便疑惑地问:“曹操？哪个曹操？”“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嘁”，毛泽东愤然时便这样斥责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反对贬损曹操，对把曹操看作奸臣的传统观念十分不满。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这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毛泽东给曹操定论的名篇。寥寥数语，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毛泽东十分喜欢曹操的诗。他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他又写信给因病休养的林彪推荐《龟虽寿》，说此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

在此之后，毛泽东还曾多次提到并充分地肯定过曹操，譬如1975年，毛泽东又说过：“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甚至在1976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还用曹操等人并没有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但是，毛泽东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次数最频繁、且从多种角度全面肯定曹操、赞赏曹操，并旗帜鲜明地要给曹操翻案，则集中在1958年的最后两月间。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

同月，他在接见安阳县委书记时说：“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11月20日，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当谈到曹操时，毛泽东问身旁的人：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同月，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就裴注中所载刘表“杀降”之事批曰：“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又针对卢弼注中所云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郊祀天地、自立为帝之事批曰：“做土皇帝，孟德不为。”既表明了他对刘表做法的蔑视，且再一次称赞了曹操。

作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于曹操的评价在学术界自然会产生很大影响，犹如树起了一面风向标。学术界闻风而动。

二、《光明日报》率先开展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

1959年围绕曹操展开的争论除了毛泽东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旨在促进文艺繁荣与科学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社会上许多知识分子回避发表意见，回避谈论学术问题，气氛甚是沉寂。如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正确地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开展自由讨论，造成学术争鸣的气氛，鼓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能够畅所欲言。

在毛泽东1958年年底集中评论曹操一个月后，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的专刊《文学遗产》第245期发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替曹操翻案的问题。这篇文章主要论证了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真正的作者。郭沫若在文中说：“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进而指出：“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继承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由黄巾农民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树立的。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他还远远到辽东去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又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的‘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这篇为曹操翻案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人们对曹操是不是民族英雄有不同看法，社会上对于曹操的评价议论纷纷。

《光明日报》是一份由中共中央领导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重点宣传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全国性大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它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光明日报》编委会认为，如何正确评价曹操这个题目，可以比较容易地打开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时任《光明日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的穆欣在《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中披露：建国后，《光明日报》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如《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文字改革》与《民族生活》。这些深受知识界欢迎的专刊，构成《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这些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知名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文学遗产》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领导，《史学》编委会则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方出人组成。以往专刊稿件的取舍及其版面安排，均由专刊主编决定，为了改进这种情况，也是为了开展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决定在报社编辑部内建立从事学术宣传工作的机构；但因人力不够，经验缺乏，先在国内政治部设立学术小组，并于1959年初开始工作。这个小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他们纷纷向史学、文艺等各界人士征询意见，约写稿件。

1959年2月19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受邀在《史学》专刊第152号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编辑部特地在文前加了《编者按》：

“曹操这个人，在我国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但对他究竟应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地位，这在今天还存在很不相同的意见。翦伯赞同志这篇文章，结合新改编的《赤壁之战》这出京戏的内容，提出了‘替曹操恢复名誉’的问题。我们希望对曹操感到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同时因为曹操在我国舞台上是一个重要人物，欢迎戏剧界的同志参加这一讨论。”

◆翦伯赞

翦伯赞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意见。他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中说：“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他最后得出结论：像这样一个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

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对于他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的论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全文主要观点如下：（一）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军，但没有违背黄巾军起义的目的。（二）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三）关于曹操杀人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重新考虑。（四）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五）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材，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一石激起千层浪，郭沫若、翦伯赞的文章打破了史学界受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8年“史学革命”影响而形成的沉寂局面，争鸣高潮再起。

三、一场规模很大、影响深远的争论

关于曹操评价的讨论，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报刊。据《史学月刊》1959年9期《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综合报道》介绍，截至1959年6月底止，见于报刊上的文章、报道即达140篇以上。来自全国史学界、文学界和戏剧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晗、谭其骧、王昆仑、杨荣国、周一良、齐思和、刘大杰、郑天挺等人撰文参加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许多论点针锋相对，参与者公开争论，畅所欲言，改变了学术界部分人士怀疑百家争鸣方针是否仍要贯彻下去的看法。1959年10月，谭其骧在《文汇报》发表了《讨论曹操收获多》的文章，对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作了小结。文章说，通过讨论“首先是活跃了学术空气”，“参加座谈的何啻几千人，真是人多热气大，不仅史学界的学术空气大大地活跃起来了，并且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界”，“推动了学术研究”，“把史学界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真正收到了百家争鸣政策的截长补短、集思广益的效果”。由于要争，就可以争出好文章来。许多人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各尽所知，提供资料，各尽所能提供看法，可以使“讨论越来越深入，文章越写越细致了”。不仅如此，“通过这次讨论，使广大学术界人士进一步正确认识到百家争鸣的积极意义”。讨论的文章和发言也有不正确的，但正确与否，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许多无名小辈向郭沫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种平等的讨论，是学术发展的可能和保证。

这次讨论开始不久，就形成了各界人士大谈曹操的盛况。关于讨论曹操的盛况，有历史学家吴晗3月19日在《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发表的《谈曹操》中的话为证：“这些天来，一碰见人就谈曹操，大家兴致很高，甚至在会场上，会前，会后，中间休息的时候，谈的都是曹操。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是坏人，也有人说一半一半，一半好人，一半坏人。议论很多，文章也不少，人人各抒己见。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了谈曹操这样一个好题目，学术界也在百花齐放了，春色满园关不住，好得很。”《光明日报》收到青岛国棉七厂一位工程师的来信说：他们厂里有许多人都对这次讨论有兴趣。刊登有关曹操文章的报纸一到，他们就把这些报纸立即收藏起来，许多想看的人都没有能看到。因此这位工程师来信补购这个时期的全份《光明日报》。其时担任《史学》专刊主编的邓广鸣后来在《回忆“文革”前的〈史学〉专刊》一文中写道：“曹操是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参加讨论的写稿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而且有各个行业的人。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讨论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报》，有的稿件在正版发表，大部分在《史学》刊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关于这次曹操问题的争鸣讨论文章，由北京三联书店于1960年结集为《曹操论集》出版发行。

这次讨论在对曹操的评价问题上有所突破。多少年以来，在人们中间形成一种基本一致的认识：“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经过讨论，长期以来的这种认识开始出现分歧。这次讨论虽然还未取得意见一致的结论，曹操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有所改变。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之后，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在讨论中，多数人都同意郭沫若、翦伯赞上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认为曹操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是当时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的屯田政策、压抑豪强等等措施和统一北方、恢复经济的成绩，绝大多数人也认为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但在有些问题上，许多文章对郭沫若两篇文章中的论点发表了不同意见。争论中较为激烈的问题是曹操对农民起义军黄巾军的态度、其次是关于曹操杀人的问题、几次战争的性质问题。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与郭沫若的交锋。郭沫若写了一系列文章为曹操翻案，谭其骧先后发表三篇文章与之商榷。谭其骧1959年5月3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论曹操》。该文认为“对曹操不存在翻案的问题。”“总之，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我们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这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谭其骧1959年还发表了《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读郭著后》。郭沫若对不同意见一般都要著文加以反驳，但对谭其骧这三篇论文居然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郭沫若

这次讨论对于正确评价曹操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历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评价、民族关系问题、屯田制度问题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其后我国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和辞书，大都吸收了这次讨论的成果。如，1999年新版《辞海》如此评价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要》《孙子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指出：“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曹操评价问题大讨论中，由于毛泽东本人的特殊身份,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对他莫不无限崇拜的特殊背景,便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将他当成了一个非普通的读者,并且演进为对他的一切意见和言论的绝对接受与尊从。平心而论，当时“翻案”浪潮的掀起，不能不说与此大有关联。就当时的史学界来讲,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也是完全正确的。但由翻历史上的曹操之案,转而认定“《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并不加区别地认定《三国演义》的作者完全“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这就有些“胡子眉毛一把抓”了，从而损害到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应有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