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贤相孔贞运

郑素明

我的远外祖孔贞运，字开仲，号玉横，直隶池州府建德县（今东至县，以下同）葛公镇天井孔村人，祖籍句容，孔子第六十三代孙。生于1576年，1612年考中举人，1619年考中进士，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起居记注，经筵日讲官，左春坊左庶子、左中允，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南京礼部右侍郎，北京吏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官至内阁首辅。卒于1644年，赐祭葬，赠少保，谥文忠。探花赵士春在《大学士孔公像赞》中记载“公一往血诚，不识机擭，乃圣君贤相，万古日星。”曹溶在《崇祯五十宰相传》中记载“贞运惇厚和平，坐镇雅俗，当乌程（温体仁）时兢兢奉行，故事未能有以异也。”崇祯皇帝更是赐其“圣人之裔，帝者之师。”匾额以褒奖，《明史》则载其“内和中直，为政以宽。”洵为一代贤相。

（孔贞运画像）

一、世遭国变，扈从南渡。

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曲阜孔氏第四十七代孔传偕其子孔端隐及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等孔氏族人数十人扈从宋高宗赵构南渡，于1130年迁居衢州，遂为孔氏南宗始祖。绍兴年间（1131—1162），孔端隐登进士，授江宁府观察推官，卒于任，葬于句容福祚乡瓜窝地，其次子四十九代孔瑄因庐墓而居青城。孔瑄长子五十代孔撰为乡试解元，署明道书院山长，迁居孔巷，次子孔抡仍留青城，皆尊孔端隐为句容孔氏始祖，宋宗室赵孟頫在《宋察推孔子宣公传》中称其“乐道人之善”。至五十七代孔伯隆袭祖义兵长，屯田江西抚州，公元1404年由江西抚州屯田建德天井坂，遂为建德天井孔氏始祖。由此建德天井孔氏枝繁叶茂，子孙蕃衍，诗礼传家，科第连绵，至六十三代孔贞运兄弟五人功名显赫，遂为江南名门望族。按照礼制，孔氏家族均世袭儒学，掌管太庙。

2019年我因为研究远祖郑三俊，涉及到同时期的孔贞运，揭开了家乡流传了三百多年的“孔阁老、郑天官”的传奇故事，更为惊叹的是孔贞运还是我母亲的十二世嫡祖，即我远外祖也，这是我以前从未知晓的。然正如郑三俊所言“不知其父视其女，以予观于余母太恭人，亶其然乎？”，更何况《句容孔巷孔氏宗谱》《建德天井孔氏宗谱》世系记载斑斑可考，人物生平历历在目：“孔贞运生子二，长尚蒙，次尚萃；尚萃生子四，长胤霖，次胤衢（俊）、胤霦、胤霍；胤霖生子五，长兴宁，次兴䆵、兴寀、兴容、兴宽，以兴宽出继胤霍为嗣；兴寀生子三，长毓世，次毓璧、毓荫；毓荫生子二，长传钫，次传镇；传镇生子二，长继濯，次继淇；继濯生子二，长广祯，次广楷；广楷生子二，长昭焌，次昭灿；昭焌生子一，宪治；宪治生子一，庆奎，乃我外祖父也。性仁慈，行端谨，喜读书，尤专医道，精儿科，行医中治愈率十有八九，众誉以妙手回春，恤贫济困从不计酬，深受群众爱戴，至今口碑不竭；庆奎生子二，长繁泽，字仁甲，号俊伟，由江南进步学生投身革命，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文化宣传干部，归国后复员至地方文化部门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平反后离休；次繁沐，字仁魁，号秀伟，与兄一起由江南进步学生参加革命，长期在安徽省公安机关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平反后因公牺牲。女二，长为怀玉，袭医道；次怀璋，乃我母亲也。”

孔贞运一生著述颇丰，有《皇明昭制》《制诰全书》《光宗实录》《熹宗实录》《词林会典》《孔子家语评林》《敬事草》《行余草》等行世，可惜自撰诗文大部分散失无存。自2019年以来，我搜集史料、地方志、碑刻、宗谱及名人专著，得其遗存诗文260余篇，加上同时期历史人物酬文，以及恩荣集、世系集，共计320余篇，经过分类整理、点校注释，汇编成《孔贞运文集》，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二、入职翰林，备顾问学。

公元1619年春，孔贞运考中进士。同年夏，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与长兄孔贞时一起供职翰林院，时人誉之为苏轼、苏辙，孔贞运也即兴赋诗一首《元旦同伯兄早朝》“凤历新开斗柄东，衣冠万国尽呼崇。尧阶蓂荚舒元日，舜乐箫韶度晓风。高拱无为声色外，太平有象咏歌同。微臣何幸偏承宠，供奉班行列雁鸿。”以抒发自己入职翰林、百官班朝时的庄严情感。不幸的是孔贞时于1620年8月卒于任，令孔贞运十分伤心，他在《伯兄入句容乡贤祠告文》中写到“伯兄文名于世，行砥于乡，十年史馆，其黻藻治平者，真可以郁郁乎周、焕焕乎唐。而遇则未偿，千秋月旦，其证品衾影者，真无忝于圣人之徒、斯民之良。”后孔贞运历官起居记注，经筵日讲官，左春坊左庶子、左中允，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专门为皇太子崇祯讲学，经筵《大学之道》《四岳四聪》，日讲《邦畿千里》《道之以政》《古之欲明修身》《诗三百》《为政以德》《物格而后天下平》《欲修其身格物》《周虽旧邦其极》，视学《益曰都天下君》《宝训》《春秋》，深受崇祯皇帝的爱戴。为此，孔贞运撰有《备员日讲自述》诗一首“鹓鹭班联紫极东，东华曙色映帘栊。九重光霁龙颜近，五位敷陈虎观雄。为懋缉熙勤圣学，直从辅弼亮天工。儒臣漫侈遭逢盛，欲补高深愧菲葑。”以表达知遇之恩。

1621年，孔贞运奉诏南还，过南京长干里，金陵大报恩寺倚松法师出纸索书，遂以梅花祥瑞题“秋梅楼”匾额一副，并撰《秋梅楼记》，叙述其于1612年与弟孔贞会一起参加南京乡试，借宿金陵大报恩寺长达半年之久的读书备考生活，后又双双考中举人的往事。为此，孔贞运特撰《壬子（1612）九月红梅纪事》“时应试，寓南京报恩寺倚松房，是年倖售。雾雨连旬适改场，梅花特地趁孤芳。横窗弄影当秋素，吹笛浮香杂桂黄。岂斗繁华骄玉树，却添颜色点霓裳。个中造物应难识，赢得人间说孔郎。”以记轶事。

1638年，孔贞运在《建德天井孔氏家乘序》中记载“曩承乏大司成，恭遇今上临雍，坐讲《禹谟》，偕衍圣公（孔胤植）同沐赐予。上嘉余为圣裔师儒，疏恩三世，凡吾子姓，咸有荣施，是今上于吾子姓之殊恩，可谓深且厚矣！吾子姓既若追思祖泽，尤当体念皇仁，务必竭力尽心，勉图报德，所谓报德者何？凛遵圣祖遗训是也。吾愿诸子姓咸能诵遗书，求躬行，处则孝友罔间，出则公忠自矢，于国必为忠臣，于家必为孝子，于乡必为公正之士，于族必为友弟之模，毋负皇恩，毋玷祖德，是即余今日作谱收族之至意也，吾子姓盍共勉之？”由此可知，崇祯皇帝亲赐辅导自己成长的老师孔贞运为“圣裔师儒”。

（孔贞运书赠同科进士宋鸣梧）

三、担当祭酒，考选谋士。

孔贞运担任国子监祭酒后，首先是制定监规。公元1629二月初九日，崇祯皇帝视学国子监，担任祭酒的孔贞运对监规旧典进行了改进，上奏《视学礼成感恩摅悃疏》，提出了六条主张，即“重德行，以示劝惩；清饩廪，以防冒；复射圃，以罗英彦；清资途，以抑躁进；重师儒，以示表励；体士情，以昭渥泽。”目的是形成人文齐、国运昌的新局面，得到了崇祯皇帝褒奖，并准奏通行。其次是釐剔监生。孔贞运带头遵守监规，并主张严格管理监生，将不守监规的监生清理出监。他在《参监生江旭奇渎奏疏》中写道“申饬诸生务守祖宗监规，向后勿得出位言事，致起繁嚣之渐，庶士习端而于教化大有裨益矣。”他又在《申饬骏奔疏》中写道“臣等例率学官、诸生摆班俯伏迎送于成贤街东西，敢不身先表率、小心恪恭？第思谒奠礼毕，皇上出棂星门，幸彝伦堂之时，宫墙数武，侍卫簇拥，百工趋跄，多士辐集，恐致奔走不前，参差失序，将何以肃体统而壮观瞻？恳乞预勅下该衙门，凡臣等及悬牌诸生，俾其鱼贯就列，环桥听讲，庶多士济济雍壅，肃如秩如，而大典为之益光矣。”他不仅带头遵守监规礼仪，还严禁监生僭越。同时，他还劝退学业荒废、年老体衰的监生。他在《题覆监生赵赟惩处疏》中写道“监生赵赟系万历四十四年（1616）岁贡入监，告假回籍久矣。

崖杉一株，年久且坚，人称瑞木，书生亦从而瑞之，遂致地方豪有力者逼其变卖，讦讼不已，家业荡然，学问荒废，此其愚昧甚矣。去冬本地起文观光，不合谢恩之日轻率渎奏，明旨森严，法难轻宥，但念本生形容枯槁，风痰时作，询之同舍，俱云向有心疾，则其妄言渎奏实由心疾所致。皇上天地为心，或犹可开一面之网而矜原之？”可见其对监生不仅是严管，更多的是厚爱，既教书，更育人。第三是停止纳班。他在《驳监生纳班事例疏》中提出“臣惟世教休明，莫先造士；英贤乐育，首重成均。臣伏睹太祖高皇帝钦定监规，日有课，月有试，不令一日不在监，俟其学成而始授之职业，其有不由本监出身者谓之异途，盖国家惟藉此一片席以维持名教、鼓铸人材，即援例一节已非祖宗立学本意，而况通变于援监之外者乎？”将捐监纳班一律废除，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准行。第四是改革科举。孔贞运36岁考中举人，43岁考中进士，是典型的大器晚成，更是科举考试的受害者，他的青壮年时期，不是在考试，就是在考试的路上，屡败屡考的痛苦经历，让他对科举之害有着切肤之痛。为此，官至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教育大权的孔贞运酝酿改革科举制度，提出不以考试论英雄，而辅以考核平时学习，凭积分选拔人才。因此他在《拟覆积分疏》中记载“臣前疏谓略仿《积分之法》以示激劝，盖尝闻‘朝气锐、暮气偷’，士子果有有用之才，何妨早登仕路，以收一日之用，而必拘拘二十年、二十五年之后选，乃及期又未必选，年光如驶转盻，穷途跅弛，长才伏枥，空老黄头，鲐背对簿书而茫然，国家亦何赖于若辈？而士子往往借径异途，视国学为坑穽，夫岂祖宗储才之意耶？”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重视并推行，选拔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忠于国家的优秀人才，如陈继儒、徐孚远等。同期的吏部尚书郑三俊在《积分送考疏》中亦有佐证“南京国子监每岁咨送一次，每次不过十名；北京国子监每岁咨送三四次，一次送至数十名。”如此，每年可以通过积分送考取士百余名，三年则可达三百余人，与科举考试相当。

另外，孔贞运还于1625年分考会试，得士李应选等二十三人。1637年主考会试，得士会元吴贞启、状元刘同升等三百多人，涌现出了一大批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英雄，如陈子龙等。

（孔贞运为学生傅振铎题字）

四、执政内阁，辅佐国是。

1636年6月，孔贞运由吏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11月叙功，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此时的明王朝已经处于内外交困、边境纷扰的窘境，孔贞运一入阁就提出要加强国家安全，巩固边防，尤其是京城的安全。首先是分析安全形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在《都城御寇疏》中谋划指出“盖兵行原自贵速也，若既不设防以堵其来，又不出奇以击其惰，听其不进不退，疑神疑鬼，旷日持久，师老财匮，直薄城下而闭门固守，岂不闻守城者策之下乎？且寇甚狡，踪迹莫测，安知不伺我之守懈而突来乎？即就城守之法，如生员毛锐、王坑等议，具可着实见之施行，所宜刻期以报完工者也。日闻通州一带，并近京村落劫掠有传贼兵者，有传援兵回抢者，有传溃兵行掠者，安知其非寇假为散入我内地乎？以摇乱我人心乎？且今日认乱兵为虏贼误犹可言，恐长此认虏贼为乱兵误犹不可言也，谓宜敕诸将联阵前驱，遇寇贼则奋击之，遇乱兵亦尽歼之，此不但安神京，亦且以安畿辅，而金瓯可卜万年矣。奴虽狡，能不在我股掌中哉？”其次是提出战略方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在《都城御寇四款疏》中明确提出四则战略方针，即“城守宜习也，夙将宜起也，糗粮宜峙也，应援宜早也。”第三是制定作战方案，确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他在《都城御寇十二则疏》中详细制定了具体的十二则作战方案，即“庚戌（1610）虏警，昌平、良通俱有巡抚移镇，今解抚在通矣，昌平、良乡仍该令抚台移镇；宣抚三千兵奉旨着侯世禄统领，今侯世禄既无下落，此二千人无统散去，宜责成宣抚仍来入卫，不然此二千兵历万苦而来，又成无用矣；延绥兵宜催至；刘巡抚晏坐密镇，恐无此法，山东、河南兵久调逗遛，恐无此令，当拟严旨星速调赴城外捍御，以壮声援；山西兵到良乡已三四日，速宜檄入与督帅犄角；卢沟桥迤西一带，南北要道，又煤之所自入也，宜速令一大将设防，以通煤道，并通南北调援之气脉，今通既有保定抚台兵，杨国栋或可移防乎？虏贼倏聚倏散，倏有倏无，其蓄谋盖欲乘我之惰而突驰也，今又当月亏之时，合拟一谕申饬，令各城官军并城外营兵倍加防御，以保万全；遵化边墙一带无人守口，恐虏源源而来，何以捍之？似宜下一刘抚台带罪之檄，多差勇敢打探蓟北一带有无多寡达贼情形，多拨塘马（塘兵），星夜塘报；闻寇扎营四个，在西山造云梯，此最宜防，然为我之熟道也，速令密侦的确，扼其出入西出之路，设奇用炮歼之；满帅之兵虽残，亦宜一犒以鼓舞之；招募极为要着，但须得人，如满帅名将无兵可统，当请发帑金二万，令其召募敢战之士，即举闲废参游等官，令其各带家丁应募分领，庶得一人可收一人之用，而满帅忠勇可以所向无前矣；闻贼兵一枝迤西而南，良乡、涿州一带闻风股慄，宜令兵部火速移文畿辅郡邑等处，云鞑虏犯京战窘，南掠人数不多，凡南来援兵及南地方官兵勿生畏怖，极力堵剿。

虏计甚狡，每月有假作溃兵服色，一路行掠，亦极力尽歼之，无堕其计，大张晓谕，仍悬本京，赏格一体优异。”在京城保卫战中，孔贞运全家与京城人民共存亡。夏允彝在《姚夫人传》记载“己巳（1629），都城戒严，诸命妇多诡服遁，夫人曰：‘臣从君，妇从夫，独往将安之？’命仆妾凿三坎于庭，以示必死，当时士大夫闻夫人言愧焉。”1645年池太等处兵备、江西按察司副使刘开文在《谕祭大学士并夫人》文中赞其“往寇氛躏足之日，正衣冠丧志之期，乃简点鸾帷，垂城誓死。”对孔贞运及其夫人姚氏这段历史给予高度评价。

1638年10月，告老还乡的孔贞运仍十分关心国家安全，带头捐款支援边防建设，他在《敬输涓滴少佐军需疏》中写到“窃惟奴酋犯顺以来，从未有如去冬之甚，人心积愤，孰不思一大创以振国威，奈何犹使其窜遁也。然既无所创而去，何所惮而不来？未雨戒阴，先庚备甲，尚得泄泄如故乎？顾臣昔日待罪机廷，不能剪灭朝食以佐捷伐之勋；今日跧伏草莽，又无可毁家抒难以雪不共之耻。至厪皇上增兵筹饷，睿算焦劳，凡在臣子寝食不安，而况臣受皇上知遇最深，恩礼独渥，心力可竭，发肤敢私？谨备银二百两仰助军需，亦知涓滴无多，望洋自愧，聊以展微臣不容己之一念耳。”其家国情怀感天动地。

（孔贞运为学生傅振铎题字）

五、诗礼传家，忠贞留世。

古人崇尚“学而优则仕”，孔贞运也不例外，虽然青壮年苦读圣贤书，但自从43岁考中进士，榜眼及第，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顺风顺水，短短的17年时间就入阁为相，而且从未被弹劾罢免过，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况且他为官一生无党无派，这些在党争纷乱的明末官场是十分罕见的。直到1638年6月，因北京城内安民火药厂失火，致使数年生产积存的火药化为乌有，户科给事中章正宸、御史郭景昌以荒诞离奇的“首辅误国，导致天降灾异”理由，上疏弹劾孔贞运。孔贞运为了平息舆情，上《因灾自陈疏》《因病乞罢疏》《闻言乞休疏》等十疏，请辞归里。探花赵士春特撰《大学士孔公像赞》，对其遭遇复杂的权力斗争境遇做了全面记载：“崇祯戊寅（1638年）夏杪，建德孔公辞政归里，越六年而甲申（1644年）之变，天崩地陊，公伏哭尽哀，旦夕奄逝。又八年（1652年），士春以门下士获拜遗像，伏念公遭逢烈皇帝，横经殿上，入直纶扉，不可谓不遇，不可谓不优。然而天下大势鱼烂瓦解，卒以垂白宰臣从死于薄海悲鸣之日者，何也？惟公爰立伊始，乌程（温体仁）首之，崖谷深峻，莫敢自异。比公首之，则绵竹（刘宇亮）、韩城（薛国观）实次之，彼皆炫其才智，钓奇争进，而公一往血诚，不识机擭，能久居其前乎？呜呼！天将启祸，故贤者不任，而任者不贤，此所以重为公惜也。”《明史》记载温体仁为奸臣；刘宇亮为沽名钓誉、懦弱无能之徒，因构陷他人而罢官；薛国观附阉党魏忠贤，贪污堕落，为人阴险尖刻，不学无术，少文采，崇祯皇帝久觉其奸，竟致赐死。至此，真相不明而喻。

获准归里的孔贞运一路南下，首先赴曲阜阙里谒孔庙，拜孔林，写下了《谒阙里》诗一首“余家句曲，盖自宣圣四十八代祖端隐公登宋绍兴进士、任江宁察推始也，十五传及贞运，幸叨鼎甲，洊陟纶扉，往来河济间，从未一谒家庙，水木之思有余恫焉。戊辰（1638），致政拥传，取道泗上，得展慕思，敬赋三律，以志喜慰。特纪三律之二：结悰水木荐明馨，不道抽簪始过庭。源向济河分泗绿，山从龟峄绕尼青。百官富有今亲见，数仞巍峨昔未经。春仲代天曾释奠，何如入室炙仪刑？”自此，孔贞运效法祖先，传承家学，而孔氏家学即儒学。遗憾的是由于批儒反孔、破四旧等一系列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孔贞运及其家族的著作文献被抢劫焚毁一空，后人也悉数被打倒批判，以致教养管制，族人不能走动寒暄，亲人不能往来相聚，禁锢长达30年之久。

首先是立家训。他在《孔氏家训序》中提出“家训者何？国有法，家有训，盖朝廷立法所以助教化之不逮，而家亦若是焉耳。子孙之贤不肖未必一致，有家训焉，可以齐其不齐矣。孔氏家训者何？吾孔子不云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乎文者，其为行之余耳。反而推之，有一不孝不悌焉，即悖逆矣；有一不谨不信焉，即诈伪矣；有一不爱不亲焉，即残忍矣。出乎此则入乎彼，差之跬步，失之千里，其在天下万世，由之则希圣之蒙养也。在我家子孙守之，则法祖之家常也。”为此，特制定四条家训，即重孝悌，重谨信，重课子，定礼仪。

其次是定家规。他在《与族人书》中提出“将《论语》弟子入则孝一章，演为家规。”要求宗族人人警惕，做个好人，切勿少凌长，众欺寡。又在《端揆堂寄家谕》中明确指出“大凡做官的人，官有官评，居家更有家评，乡之人朝朝夕夕闻见最真，有一毫不是处，谁得而掩饰之？就当面不好说，背地里谁得而禁挠之？我做秀才以来，兢兢自守，口不轻开，事不乱为，逢长起敬，是小不欺，房产地亩，承祖买受，未有一株、寸土、片瓦与人互混，讨人便宜；府县衙门，未有片纸只字与人争讼，为人嘱托；义男至今不过十数房，在外生事即时惩处，无非保全身名，以善承祖宗之庇，不负父兄之教也。”要求族人遵纪守法，不辱圣门宗风。

第三是积善行。他在《与蒙、萃儿子书》中“即以我家论之，祖上积善，父亲积善，我做秀才至今日，无一事、无一念不在天理上行，岂遂至此？为臣尽忠，为子即以尽孝，父亲不当念我，男等亦不当念我，读书发奋，学做好人，男等自饶为之，语三弟、四弟、五弟、豫侄等，我家从来孝友，同心相视，莫分尔我。家间公事，七兄、十一兄及恩侄，大家义气，莫伤和气。我家门面，以我兄弟发达而大，然未免自视太高也，以后戒之戒之。”并带头捐建横山潭石港石桥，上《募建横山潭石港石桥疏》以表彰贤达募建之壮举。另外，依靠影响力，督促当地政府修建了城堡，在明末乱兵横行、匪徒肆掠之际，保护了大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晚年的孔贞运隐居在县城旁滴水崖，并将先圣孔子的名言警句“逝者如斯夫”题于悬崖之上，寓意深远，至今圣迹犹存。1644年6月9日，孔贞运闻崇祯皇帝殉于国难，遂绝食而亡，既是君臣，又是师生的朱由检与孔贞运同赴国难，是他们对“圣裔师儒”的最好诠释。为此，南明弘光皇帝赐祭葬，赠少保，谥文忠。1645年6月，在孔贞运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虽然江南一带兵荒马乱，但是池太等处兵备、江西按察司副使刘开文仍然奉南明弘光皇帝之命在建德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公祭仪式，吏部尚书郑三俊、山东副使徐廷宗、诸生刘城都撰写了祭文，可谓隆重至极。不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其长子孔尚蒙亦因国变而于6月19日殉难，真可谓是父子忠贞，满门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