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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绍宽历史文化宣传问题思考

关于刘绍宽历史文化宣传问题思考----故土耕春龙港市目前虽还只是一个小城市,时间也不久,但在这个城市地域范围内却有着一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千百年来

----故土耕春

龙港市目前虽还只是一个小城市,时间也不久,但在这个城市地域范围内却有着一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千百年来,曾出现不少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以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为重点的历史文化。刘绍宽就是其中近代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宣传刘绍宽历史文化,不仅是传承温州先进历史文化的需要,也是推进龙港市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与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地方民族特色与思维方式的重要精神体现。历史文化包括有型与无型文化,有型的历史文化留在人的视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容易受损而淡忘;而无型的历史文化留在人的心中,却往往更久存于人的记忆,发挥着更久远的精神传承影响作用。良好的城市文化定位与历史文化宣传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更新更好的活力。做好历史文化传承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精神品牌。可见,保护与宣传好历史文化,对于促进地方优秀文化及传统精神的形成与延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就学习刘绍宽日记而对刘绍宽历史文化宣传方面有点滴感想,提几点肤浅的思考,仅作抛砖引玉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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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肖像)

刘绍宽文化内涵

刘绍宽是温州近代著名教育家与文史学者,也是他的原籍现龙港市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近代重要历史人物。刘绍宽文化内涵很深,包括他的思想、精神、品德、境界、诗文、修志以及交友、为人、育人、助人风范等等方面,而重点就是集中体现在他的日记上。他严己励志,常自我加压,曾以“六耻:一德业不进,二文艺不通,三器识不广,四嗜欲不除,五颐养无术,六威仪不类”为自警自勉,并深得“学问之道,每得一义,须终身守之。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方有进境”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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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右二为刘绍宽)

近年来,随着《刘绍宽日记》的出版发行,对刘绍宽文化研究已引起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也引起政府与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他的日记被誉为“跨越清季与民国时期的地方史料库,记录半世纪温州风云的乡土文献”,是温州地区近代以来最全面、最广泛、最突出、最真实、跨度时间最长的宝贵历史资料。

刘绍宽的日记从1888年到1942年,连续坚持54年。为了不漏记,他还对自己作出规定:“此须务带铅笔簿记于身畔,随时随事录入簿中,以抄入册,方能严密。拟明日起行之”。坚持做到“每日案置正副册各一,随身出带洋笔”。他将记日记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来完成,坚持不懈,不厌其烦,不计辛劳。其中如1898年6月27日一条日记就记了四、五千字。那时是毛笔书写,多么不易。这就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可贵精神。

他的日记包括国家政事、地方政务、社会事务、民间轶事、文化礼节、地方风情、佛教宗教、农村习俗、农时气候、天气变化,天灾人祸、病医用药,甚至朋友送一点小礼物、与友人一起共餐(请县官吃饭大家摊派)等一一记录。涉及军政、教育、文化、经贸以及社会生活、地理环境、人际交往、学术研究等等方面。从国内外大事,到小农村琐事;从教育与政治的大局思想,到家庭与习俗的社会细节。包罗万象,无所不及。既是政治文化,也是乡土文化;既是国家文化,也是家庭文化;既是教育艺术精品,也是日常流水作业。他的日记中基本可以反映出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重要史实,是一部有丰富潜力可挖的“文化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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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浦仁、陈盛奖整理的2018年新版《刘绍宽日记》)

刘绍宽农村出身,或可说是“土生土长”的文化人,既有城市人文化“洋气”的一面,也有农村人纯朴“土气”的一面。他从小生活在现龙港农村,他应该会说二种方言。一是温州话,他出生地白沙刘店就是讲温州话的地方,他与父母与兄妹、妻儿应该讲的是温州话。后来在平阳与温州工作时应该也是讲温州话为主的。二是蛮话,他在平等张家堡地方杨家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个地方是讲蛮话的地方,他接触的人基本都是讲蛮话的人。所以可以肯定他是会说蛮话的。他日记中有提到经常去过灵溪、桥墩、藻溪、赤溪、北港等讲闽南话的多个地方,与这些地方的农村人也有过不少接触,想必也会听懂一些闽南话。

他经常与平民百姓一起,接收到不少底层素材,他还善于收集“名言”,有时将有关“佳语”以及有关报刊看到的“好话”有选择地记录在日记中,成为育人示人的“警句名言”,有的至今仍很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通过刘绍宽文化的宣传,可以使我们更多的人能进一步了解温州的近代历史,从中汲取更多的精华,更好地激励珍惜现在,增强爱国敬业精神,有利于促进团结友爱,提高文化意识、文明素养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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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信札)

刘绍宽教育思想

刘绍宽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文史研究与社会活动者,他与清末及民国期间许多上下阶层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接触到许多新生事物。

他的教育思想远远超越教育本身,在社会宏观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思维拓展空间。他特别关心国家大事。1890年,23岁的刘绍宽已经开始订阅《申报》,是温州地区最早订《申报》的人,是温州获取国内外重要信息的先驱者。他交游较广,熟悉农村,早年他虽身居偏僻农村,但还经常到平阳县城了解各种信息。

他的许多政治观点与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温州社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更快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与推动作用。无论是从他参加科考、东渡求学、教制改革、聘请名师,还是社会交友、参与议政、为民解难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社会时弊有切身的感悟,对封建政局的反感与不满,对“康梁”变革的赞同与支持,对共产运动发展的倾向与寄托等,或多或少有所思想表现。

刘绍宽厌恶“八股文”的旧制经历,对科举制度十分反感,作为教育家,他对长期困扰我国教育发展的僵旧体制体会最深,他通过接触外界知识,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慢慢对“西学”有了自己独特的心理见解与思想接受。他1902年入震旦学院,1904年东渡日本,历时70天,参观了东京等地各类学校24所,著《东瀛观学记》。日本回来后,他的教育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在后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瑞安孙诒让赞此《记》是:“于管理之方,教科之册,无不采彼之长,以裨吾阙,其论之精,与周官经大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他将日本考察的成果运用于温州的教育发展上,“其考察所得者,遍语其乡人,不数月而江南一乡,蒙学堂创成十有四区,平邑学务,将从此大兴。”应该说,温州近代的教育改革创新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东瀛观学成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晚年时他曾回忆说:“自是以后,悲悯之念日深,国身之系日切,较之十年前则大异矣。盖余平生之学问自六岁入塾至二十二岁而一转变,至三十五六而又一转变”。他把“救国必须治愚,而治愚舍教育莫由”作为自己的改革思想,在后来的温州教育改革中得到较好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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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日记原稿)

刘绍宽时代是封建社会,是动荡不安的年代。可想而知他的工作与生活处境并不平坦,甚至维持基本生计也十分艰难。而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他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对新知识的渴求,他的爱国情怀与对地方建设、公益事业的责任感等等很多文化修养与文明品德基本体现在他的日记中,反映出他的教育思想是先进性的,他的政治理念与开放观点也是超出那个时代一般人境界的。刘绍宽文化与从教思想含有丰富的传统美德,他的正气与正义、他的改革创新意识等对于今人都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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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创刊编辑的《教育杂志》)

刘绍宽社会交往

他善于交友,他不仅平时注重与社会名流的交往,他特别关心学生,关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在他的许多日记中都有一定的体现。如对各时期当地粮食等日常食物的价格都比较清楚,可见其与一般商人是常有接触,是比较重视底层民生实事的人。刘绍宽的社会人脉很广,有军政、教育、文化、司法、新闻、农业、社会、医学、佛教、宗教等等阶层,在平阳甚至温州有名气的官员与社会名流基本会认识他,许多新上任的县官往往都要先拜访他,有时还要请他出面帮助做一些社会工作。他接触人物很多,在他的日记中占篇幅最多的就是“人名”,如“某某日某某人、某某人来,留饭”之类的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就有二、三千的当地人名记载,这些也是他积累社会经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

他热爱家乡,他去过原平阳县很多农村地方,特别是现苍南农村与现龙港农村大多地方有过接触。他的日记中提到的许多村庄名基本包括了现龙港市(原江南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对现龙港市范围内的大部分农村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他在调解农村矛盾时就比较有把握。

他助人为乐,重情重义,曾悟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心得。为人做事,不求所得。即使收一点茶叶、虾米之类的小礼物也一一记录在日记,记住人情。在当时不发达的农村社会中,有不少农村人有事都会找他,有的是亲友、熟人或托亲友、熟人找他办事。特别是白沙一带人、甚至桥墩莒溪刘姓的人也有不少找过他,张家堡杨姓及周围农村,与他家庭成员有关的陈姓、薛姓等都有人找过他办事。在民国时期的白沙一带“办事找刘老爷”成为民间一大“品牌”,他就是当时农村为民排忧、维护社会稳定的“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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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立中学刘公堂(即图书馆仪器馆)落成纪念摄影)

张家堡是他人生中最具有重大影响的地方,这里的杨氏大族曾是原平阳县内最有名气的农村贵族,笔者在六七十年代曾在张家堡读了七年的中小学,对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认识。日记中许多人与事以前曾有听闻过。刘绍宽的知识积累与成长同张家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他的舅父仲愚、表弟志恺等之名在他的日记中落笔最多。无论是启蒙读书还是与杨家人的交往,到教私塾与接触社会不同阶层,从背景、引导、影响、培养到后来的成长与成就,张家堡杨氏大家族“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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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堡现存的老门台)

他的老家刘店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他的祖辈以及有关名人对他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刘店是“十里白沙路”的重要中段,有丰富的民间历史文化与宗族文化,他经常到刘氏宗祠祭祀,年年要到上辈祖宗坟墓拜祖等活动。这个地方是他“记住乡愁”的重要地方。

他在温州教育界有很多同界老师、许多学生,日记中基本涵盖了江南一带清末到民国时期比较有名气的人物与地方大事。其中有很多是从清末到民国中后期重要人物,如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夏鼐、夏承焘、郑振铎、苏渊雷、马公愚、马星野、赵超构、高觉敷……这一批全国知名学者专家,他们都“立雪程门”,沐浴过刘绍宽先生的师恩。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称他为“浙南学界的爝火”。现龙港范围内的著名历史人物如陈蔚、陈雨田、姜立夫、汤国琛、陈瀚、杨悌、谢仲远、王理孚等等,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这些人与事也可以成为研究龙港地方历史文化的内容。

他多次经过或专程到上海、北京、南京、杭州等城市,与有关人物、老乡等接触,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与新思维,了解了许多新信息与新文化。这些对他的思想进步与变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他的许多亲情、友情,对社会的警告、暗示、揭露,对人生的分析、预测,对道德特别是因果的关系总结、提炼等等,都藏有极其深刻的内涵与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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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图为原平阳西门俞宅,是刘氏平阳最早“落脚点”,刘与俞蔚文、俞宗海两代人交往密切,曾在此办私塾、成立统一共和党、竞选参议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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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精神形象

宣传好刘绍宽,并不仅仅只针对其本人,而是代表一代历史文化人物的精神形象。传承好一代历史文化人物精神遗产,远比宣传其本人更重要。特别是一个新城市在发展中确实很需要有一定历史文化的精神宣传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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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要宣传好刘绍宽文化,应该把刘绍宽形象提高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可以以电视剧等新媒体形式加以包装、拓展、精化与提升,更好地发挥现代传媒功能的宣传效果。他的家庭本身就是一台好“戏”,他从幼年开始就“有戏可做”。二岁丧母,被大伯母杨氏带到娘家张家堡,从此受到了杨家大家族良好的文化熏陶与教育。张家堡杨家更有“大戏”可挖,有人称之为“小大观园”。

在他的日记中可以包装成“戏”的素材不少,有很多可以借用于文学创作的故事素材联想情节,包括风土人情,民间习俗、社会发展、政治历史以及天时地利等等事务,包括全国大局的“政治气味”,近地农村的“乡土气息”,宽阔的天文地理,细小的鸡毛蒜皮,美丽的诗情画意,浓烈的人情世故等。天时、地利,国际大事、吃喝拉撒等等就像是一个有趣的“万花筒”,都可以为“戏”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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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老照片)

他的日记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可以延伸与联想的故事也不少。包括旧制科举、义和团运动、日寇入侵、杭沪铁路募股、农村习俗、自然灾害、佛教文化、宗族械斗、民事诉讼、民间纠纷调解以及他在修编县志中发现的有关历史事件(林钟英告御状等)与人物等等。他的早年日记中提到的钱库望州山青龙洞薛道人、八卦教的故事、钱仓金钱会、张家堡杨家牵头组建民团自卫组织以及后来多次为农村人打官司、与诗友吟诗、到平阳半山庵会僧拜佛、在平阳西门创办私塾与农会、参加议员选举(呈会经费)、成立平阳共和党、到日本观学、教育改革、县志修编中的故事等等都可以经提炼加工成为刘绍宽文化艺术的“附属品”。如把他的一生经历与当地一些民间趣事结合起来,用一条比较有情节的人物故事脉络加以联贯的话,就有可能成为一部有意义的文艺作品。

我们要传承刘绍宽的优秀文化,必须要先研究他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应该以更加生动的文化艺术来塑造好新的形象。可以组织有关方面力量,集中研究,延伸思路,丰富艺术创作。我们后人有责任把这些“财富”作一认真研究,并加以提炼运用。作为龙港市文化发展中的一大艺术精品,扩大宣传。

要完成此项工程,必须摆到政府的重要文化建设议事日程上来,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包括组建刘绍宽文化研究组织,落实挖掘与研究、收集、理事有关史料,并联系实际,分头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艺术创作活动。如作为电视连续剧本来创作的话,还可作为今后龙港对外宣传与旅游开发的一项重要品牌来做,可列入“十里白沙”风景区建设的一大主要内容。此举对于扩大龙港市对外宣传,提高城市知名度必将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以上照片选于网络,向原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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