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肇荫晚年（1996年秋）与妻子王悦先，在华家池家中小院合影

林肇荫是温州苍南县宜山区林官仓村（今属龙港市）人，1915年3月9日出生，1997年11月 4 日辞世。是温州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化名人刘绍宽的外孙。1942年从抗战中西迁到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农艺系毕业。1947年9月，到台湾糖业公司甘蔗实验室工作。1949年7月举家渡海回大陆，任浙大农学院讲师。1953年后，任浙大农学院农事实验场总场场长。1956年晋升为农学系副教授，并任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林肇荫长期专注甘蔗育种方面的科研，选育和推广的良种成为浙江相当时期内甘蔗的当家品种，推动了浙江的甘蔗糖业生产，并有多种甘蔗方面的编著，是国内甘蔗糖业研究界的知名专家。林肇荫于1952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浙农组长、支委，还曾担任过省科普协会的常务理事。

（一）学生时代和投身抗日救亡

林肇荫的母亲刘任，是近代温州文化名人刘绍宽的二女。林肇荫作为林家长子，从小受到他的父母亲和外公的品行、学识熏陶，少年时便聪慧出众，曾先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并就读于平阳宜山小学、温州中学和杭州高级中学。

林肇荫高中毕业时，抗战烽火已经燃起，刚进入江苏南通学院读书就不得不辍学回到家乡。很快，他就加入了家乡《平阳日报社》的创建工作。林肇荫在平报任编辑两年多，受平报中一些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影响，为动员群众抗日救亡，写文章，编报纸。当时在平报担任发行员，后来成了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平阳籍正师级离休干部的杨力航，曾回忆林肇荫在“平报”工作时给他的印象：“待人很热情，风度很洒脱，文字工作的能力很强，主持时事新闻的编辑工作，也写时评和政论，出手快，立论精僻，是这方面的好手。”

但不久形势就发生了突变，平报和平阳临时中学、先锋剧团等一些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组织机构受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制约和监控，最终被查封。林肇荫既无法也不甘就这样在家乡呆下去，又千里迢迢奔赴西南大后方，先入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1940年8月转入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西迁到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农艺系插班继续求学。

在湄潭浙大校园，林肇荫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老友，都是当时校园里积极追求进步和光明的一批优秀青年，如张学元、腾维藻、梁鹗、陈效奎、许良英、黄宗甄等等。他们中有的后来参加了地下党，有的成为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大都也是浙大抗战时的校史上有名的学生社团《黑白文艺社》的核心成员。林肇荫很快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之中。作为当时中共地下党小组的外围进步学生社团，黑白文艺社和后来改组形成的“桥社”，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开展进步的抗战歌曲的演唱会，尤其是组织读书会和讨论会，出版以“卫星”和“沙漠舟”为名的壁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和校园内的三青团作斗争，吸引了许多爱国、有正义感，有理想有热情的学生。也因此受到湄潭的国民党特务的打击迫害。因这段经历，林肇荫和这些老同学结下了深厚友情，一直延续到晚年。

（二）台湾来去

1942年7月，林肇荫从湄潭的浙大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在云南呈贡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滇站找了工作，任技佐和技术员近两年，并在呈贡农校兼职当教员。1944年回到浙江，在龙泉的浙大浙东分校任助教。抗战胜利后，未婚妻王悦先从昆明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回到杭州。1946年林肇荫离开龙泉回到杭州与王悦先结婚，并到杭州的浙大附中教书。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从日本占据下回归祖国。以林肇荫的老师卢守耕教授为首的一批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被召赴台协助接收光复后重要的国有农业机构。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及农艺系系主任的卢守耕还奉命担任了光复后的台湾糖业试验所首任所长。当时台糖公司和试验所房屋设备被炸毁，农场荒芜。随着日籍人员被遣送，科研和管理人员都十分缺乏。多位浙大农学院教师、校友和毕业生也都应邀赴台湾糖业公司工作，其中也包括林肇荫的好友、同学陈效奎等人。受到老师同学的影响和邀约，林肇荫萌生了去台湾糖业试验所的想法。此时海峡两岸刚结束了光复之前的分割，内战造成的两岸阻隔还没开始，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通船通航最方便迅捷的时期。1947年9月，林肇荫渡海去了台湾，顺利入职位于台南麻豆镇的台湾糖业公司第三分公司的甘蔗研究室，担任助理研究员。不久王悦先和林肇荫的母亲也陆续到了台南。尽管当时的台湾局势已经开始复杂，但作为国有大公司和科研机构，相对比较独立。王悦先也先后在台南中学和分公司的附属小学教书，一家人的工作和生活很快安定下来。在台糖公司的研究室，父亲得以埋头从事自己的专业，业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了自己一生对甘蔗和制糖的研究之路。

1949年林肇荫与母亲刘任及妻子王悦先、在台南出生的小女阿南，在台南甘蔗研究所留影。

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内心始终关心时局变化的林肇荫，很快从大陆方面的广播中得知，解放军取得了节节胜利，全国解放为时不远。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他在年青时就怀有的向往光明之心，渴望投身于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大大超越了对眼前安定的满足。王悦先在西南联大也是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抱有一腔对新中国向往的热情。两人一商量就下了最后的决心，毅然决然全家一起返回大陆。1949年6月，温州已解放。6月22日下午，林肇荫和抱着4个月小女的王悦先，拖着60岁的老母还有一个病弱的妹妹，匆匆秘密离开台糖第三分公司，经过台北到了基隆。当时国民党正在向台湾撤退，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家属、南京上海的大批富商都在想方设法进入台湾。港口已经封锁，定期船班早已停航。一家人在基隆等了好几天，直到28日晚上，才找到一艘挂牌去厦门而实际去温州的机帆船。此时台风季节已临近，海峡风急浪大，还要躲避国民党军队海上搜索。但回大陆的决心已下，林肇荫义无反顾，把家产变卖换成的银元，几乎都给了这条机帆船的船主，才得以从基隆港悄悄离岛。小船在海上的风浪间颠簸两天两夜，终于在6月30日晚到达温州港，从此回到祖国大陆。

（三）农场建设和开拓

举家到杭州后，林肇荫又回到了浙江大学农学院。一开始在农学院当讲师上课，1953年后又同时担任了农艺场（即农学院实习农场）的技师，代场长、场长，开始了十余年实习农场的开拓建设工作。

作为农业院校，教学、科研都离不开农场。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后，学校发展占用了部分土地，农场的面积一点点地缩小。于是学校决定要扩建农场。

林肇荫作为场长，挑起了征地扩建的重担。1955年秋第一期征地,加上1956年春天第二期扩场，征用土地共达400多亩。除了拆迁农居的任务，平整土地也不容易。土地上几乎全是乱坟、荆棘、茅草、水塘。没有现代化的推土机械，全凭人力挖掘肩挑。在林肇荫的牵头指挥下，第一期征用的土地计划作为大田，水旱轮作用地，第二期征地作为果、蔬、桑、牧用地，都做到了当年整地完工，当年种植使用。

1956年以后，浙农大扩建农场的工作，重点移到了校外较远的茅草山农场、大观山农牧场。到1959年，加上原有的临平林场，浙农大巳拥有4处农、林、牧场，成为一个设有作物、果园、菜圃、畜牧、蚕桑、观赏等5个作业队的综合性实习农场。不算面积最大的大观山牧场，总计就达3500亩左右。其中的华家池农场本部是实习农场的主体，已发展到1200亩左右，也是浙农大华家池实习农场历史上占有面积最多的一个时期。1954～1958年间，学校还陆续兴建了温室、种子挂藏室、蚕桑馆、养虫室等科研用房，都划归实习农场管理。

在农场工作期间，林肇荫干劲很足，总是冲在一线，工作务实，又处处与农场职工打成一片，没有架子，因此深得农工和同事的尊重。工作条件虽然艰苦，成效也很显著。后来浙农大在国内农业院校中影响渐增，与学校拥有较为完整的农、林、牧业，包括蚕桑甚至虫害等实验基地也是分不开的。

1951年7月， 林谷、张瑜夫妇来杭看望母亲刘任，与大哥林肇荫等家人合影

前排左起：小妹林莲欣、王悦先、小女阿南、母亲刘任；后排左起：张瑜、林谷、林肇荫、小弟林霜荫。

林肇荫在农场建设的同时，还遇到一个需要面对的大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农场既要为教学科研“服务”，又要做到“自给”

学校农场要为教学科研提供服务。因此，过去一直将它作为事业单位，一切编制和收支由国家包干。1954年初，高教部对学校下达了指示：学校农场的方针任务，首先要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同时要在生产上起示范作用，力求自给，争取盈余。在林肇荫等领导的主持下，明确了“学校农场应属于事业性质，但在经营上必须实行企业管理”。于是，农场从1954年起开始就向这个目标努力。

1954年实习农场的自给程度只达到40%强。1955年各个作业队落实“包干”政策，全场当年的自给率达到70%左右。1956年起，开始在农场试行以各作业队为单位的经济核算制。在保证各系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各作业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术特长和生产优势，挖掘潜力，增加经济收益。当时果园里的各种果苗，菜圃里的各种名优种子，蚕桑队的学生实习制的蚕种，牧场的仔猪、牛奶，甚至从华家池里捕捞的养殖鱼……都成为了校外社会上的畅销品，尤数观赏队的名贵花本和绿化材料获利最丰。到了1956年年终，核算报表出来了：农场在保证完成各项教学实习任务、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经济收益已基本达到全部自给。在此基础上，1957年起，农场开始做到完全自给，且有盈余。

农场在发展的同时，还培养成长起来一批技工，他们有实践经验，勤奋好学，善动脑子，成为水稻、棉花、果蔬、甘蔗等方面的土专家，是当时农学系一批教授学者的好助手。比如人称“金博士”、“活辞典”的两位植物园技工，文化程度都不很高，但在植物分类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一草一木，几乎没有不认识的。通过他们上山采集，植物园里植物科、种逐年增加，尤其是药用植物，在当时闻名全国农业院校。这些老技工不但是林肇荫工作中的依靠，也是很好的朋友。

（四）甘蔗专家

林肇荫在50年代主持浙农大实验农场繁忙的工作同时，就一直坚持研究适合浙江省的甘蔗新品种选育和大田的品种更新推广。1956年，林肇荫晋升为浙江农学院的副教授，仍兼农场场长。到1960年后，林肇荫回到农学系，任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更是集中精力从事以甘蔗品种选育和栽培推广为主的教学和科研。

建国以来，浙江省甘蔗品种先后经过两次大面积的更新，甘蔗产量和产糖量都有很大提高，食糖基本上可以满足省内的社会需要。这和林肇荫的努力和贡献是分不开的。

从解放初期开始，在林肇荫的主持下，浙江大学农学系就在研究什么样的甘蔗品种更适合浙江的种植。经过几年的对比实验及从小到大面积推广的观察，从中选得适于本省栽培的良种印度290、台糖134等，于1954年起，先后在浙中义乌和浙南瑞安两大蔗区试种获得成功，印度290品种尤为优异。在义乌比当地竹蔗(土蔗)增产达一倍半以上。在瑞安三年试种实绩比当地品种雌雄蔗增产达150%以上。之后逐年扩大栽培面积，五六十年代该品种已成为我省主要当家品种，良种面积达全省蔗区80%以上。

但是林肇荫并不满足。尽管印度290有突出的产量和蔗糖成分高等优点，但作为原产地在国外的甘蔗品种，在浙江的大田推广后也暴露出一些局限，比如，印度290为中熟品种，在义乌等地种植，生长期不够，到了糖厂开榨时，往往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成熟度；以及窖藏性差，种蔗易烂，出芽率低，甚至影响到种植面积的保证等等。林肇荫决心要选育出一些既高产优良，又更适合浙江气候土壤以及种植习惯的甘蔗品种，进一步促进我省糖业发展。1963年他主持的甘蔗选育种被列为本校农学系十年科研规划课题之一，于当年开始与瑞安飞云江农场协作实施。

为了缩短甘蔗生长换代的时间，林肇荫和助手常常马不停蹄，往来于浙江和海南的蔗田之间。到文革前的1965年度，以林肇荫为首的课题组已选育出高产、高糖、早熟良种纳印310、粤糖58/1225等甘蔗品种。尤以纳印310在当年品种对比实验中优势突出，单位含糖量与印度290比较，要超过25%以上，糖分上升早而稳定；还可以宿根留种，减少种蔗溃烂，降低成本，因此增产潜力很大。1966年开始加速繁殖，1968年浙南蔗区已全面推广，生产实绩比原有品种印度290稳定增产30%左右，同时延长了榨期一个月，此后在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区普遍反映良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直到现在一直成为全省主要当家品种。而且由于纳印310品种具有优良种质的遗传特性，目前已成为华中各省蔗区的杂交育种上的优异亲本材料。

林肇荫在新品种选育的科研道路上十分接地气，他深入田间地头，和蔗农交朋友，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虚心向他们学习，了解和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留下不少佳话。浙江日报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在第三版头条曾刊登一篇记者采写的通讯，题为《农学家与蔗农》，讲的就是林肇荫和义乌县杨村公社种植甘蔗的能手杨大弟延续十多年的的友谊。1953年，林肇荫带了一批学生到杨大弟家乡去参观学习，看到他种的当地的土种甘蔗都比别人强，就把当时已在学校农场试验田经过了小面积试验选育的良种印度推荐给他，希望他能带头在产糖地区试验种植，在实践中作出鉴定。杨大弟也是个愿意接受新事物，爱动脑子钻研的人，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试种。从1954年开始，他种的印度290就获得成功，收获后出糖率高达百分之十一，比土种好得多。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大田效果这么好，种植面积便迅速推广开来，到1958年，全大队都种上新品种，并推广到其他大队，甘蔗产量大大提高。杨大弟成了推广新品种的带头人，还当上了劳动模范。林肇荫更是十分高兴

林肇荫和杨大弟两个人就这样成了亲密的朋友。平时，两人除了经常通信交换生产研究情况外，每年当甘蔗收获前后，林肇荫总是要到杨大弟家乡，观察研究分析甘蔗生产中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杨大弟也多次到农大来拿取新品种，请教甘蔗培育上遇到的技术难题和疑问。这些问题经林肇荫分析和给出建议后，回去一试，确实收到很好效果，他和当地农民对新品种新技术更有信心了。林肇荫也把杨大弟的耕作技术，施肥诀窍概括总结起来，写到作为高等农业院校教课参考书学校的“作物栽培学”及“中国甘蔗栽培学”等书中。

（五）文革遭遇及晚年

1966年，林肇荫刚5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遇到了“文革”。因为台湾来去的问题，被戴上“特嫌”这样莫须有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体上受到严重摧残，几乎半身瘫痪而残废。1969年后，因病长期休疗。

休疗最初几年中，林肇荫一直辗转于杭、沪、京等地医院求治。被确诊为外伤引起的脊髓神经病变。他那些海内外的大学同学和好友得知消息，还曾发起为他捐款，希望他能争取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进行手术治疗。但这时林肇荫已经明白，外伤造成的脊髓神经的病变，受伤位置又比较高，不但造成身体很大痛苦，而且很难通过手术治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已经不现实，只有靠自己的意志，靠自我锻炼，才能尽可能地恢复身体的部分功能。

1973年10月，二弟林谷到杭州看望林肇荫，在华家池畔留影

将近三十年间，林肇荫在病痛面前从来没有灰心放弃和消极过。亲人们朋友们亲眼所见，没有不感动的。他用家中特制的学步车每天坚持在屋里走路，用各种方法锻炼自己的手臂和肌肉。天气好一点，还在小院里种植养护花木。对于病痛，他很少诉苦，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电视新闻听广播，足球赛看到半夜；更开心的是收到天南海北的老同学老朋友的来信，而且每次必定是自己动手写回信。他和抗战初期在平报共事的李士俊，有着几十年的交情。李士俊从杭州日报总编的位置上离休后，经常到华家池林肇荫住处看望叙旧；华家池校园里的紧邻——农大老校长，后来又是省人大副主任的朱祖祥、还有教授俞震豫等老同学老校友老同事，更是早晚的常客，给林肇荫带来许多快乐和鼓舞。年轻时在湄潭的同学战友张学元后来成为国内食品行业翘楚，还有已是南开大学校长的腾维藻等，他们不但在就医问诊时给了林肇荫很多帮助，一到杭州来有时间就会来看他。尤其是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几十年没见的同学校友同事，一拨拨到农大小二楼来探望林肇荫，说起当年旧事旧情，林肇荫完全忘却了病痛，爽朗的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

晚年的林肇荫越发重感情，身残之后有时会坐轮椅到校园各处转转，偶尔碰到原农场的老同志，彼此端详被岁月风霜催老了的面貌，问长道短，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他在1990年前后写过一篇文章《五十年代农场工作忆旧》中，就提到好多当年在农场工作中老职工的事迹，林肇荫依然一一记得他们的名字。在林肇荫去世时的追悼会上，还有一群三四十年前的农场工友老远赶来，要送他最后一程。

林肇荫常常感叹自己为社会工作的时间太短，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没有做。其实，就在病休期间，他还与朱祖详等校领导细谈自己对浙农大发展的建议，希望能尽力为农大的发展出谋划策。在医院的病床上，也曾为继续从事甘蔗育种栽培的同事解答遇到的科研难题。而他晚年留下的那种在最艰难痛苦的情况下，也要积极地生活，善待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永远乐观进取的精神，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林肇荫于1997年11月4日逝世，享年83岁。（完）

作者林楠（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社长，林官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