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向卫华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着书写“堂号”的匾额,每逢年节喜庆之日,还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老百姓谈论某一宗族时,也都喜欢以“某某堂”来称呼,这就是国人的祖宗情结,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精神纽带作用。
何谓“堂号”?堂号,顾名思义就是家族祠堂的名号,《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的解释的:“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后来多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蕴含着同姓族人有共同的祖先,反映了同宗同姓族人寻根崇祖的人文内涵。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堂号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也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就含有祠堂名号的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所以说堂号是我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也是国人寻根问祖时必须首先熟悉的一个“概念”。
水有源,树有根。堂号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显祖先的功业道德,二是显示家族宗亲的特点,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例如:吴昌硕祖家被称为“三让堂吴家”、瞿秋白祖家被称为“八桂堂瞿家”、恽代英祖家被称为“承荫堂恽家”、李四光祖家被称为“立本堂李家”等等。著名的家族堂号如:向姓“河内堂”、赵姓“半部堂”、周姓“爱莲堂”、杨姓“四知堂”、张姓“百忍堂”、鲁姓“三异堂”、丁姓“御书堂”、郑姓“玉麟堂”、陈姓“三益堂”、黄姓“怀德堂”、冯姓“善德堂”、高姓“聚庆堂”、彭姓“述古堂”、贾姓“积善堂”、王姓“三槐堂”或匾以“槐荫启秀”等。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同时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因为接受了汉文化或受汉文化的熏染,也都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目的就在于让子孙后代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颂祖先的功德。堂号与历史上本族中杰出人物有关。如向姓的“河内”堂号。河内向氏家族在宋代是一个名门望族,振兴家族的灵魂人物是向敏中。向氏家族这个枝叶纷披的大树,最早可以追溯到向敏中的曾祖辈,但他们作为寻常百姓,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到了向敏中一代,开始振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时年31岁的向敏中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进士甲等,从此释褐为官,开始了他40余年的仕宦生涯。其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在宋太宗、宋真宗两朝都深受重用,尤其是太宗,“未几,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自(工部)郎中至是凡百余日,超擢如此。”真宗即位后,其仕途更加顺利,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咸平四年(1001)三月,拜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次年十月以违诏质故相薛居正宅及奏对不实而被罢相,出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其再拜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天禧元年(1017)八月加监修国史,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进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天禧四年(1020),向敏中卒于相位,年七十二,谥文简,赠太尉、中书令。
溯本追源、寻根访祖。堂号与家风、家训、家规等一起,成为传承家族优秀品德言行的重要方式。“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往往都极富教育意义,能使族人缅怀先祖,激励斗志,奋发图强。
一如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二如刘姓的“蒲编堂”,源出三国时刘备与母亲蒲编贩席的典故。刘备祖居河北涿县,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尝与母“织席贩履”谋生。刘备建立蜀汉称帝后,念母织席之苦,常怀孝思。为昭示后人勿忘创业艰辛,应以勤劳为本,后裔遂以蒲编作堂号。
三如赵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的典故。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曾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四如杨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拒收贿赂的故事。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当晚昌邑县令王密求见。王密为讨好上司送来“十金”,并对杨震说:“三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惭而退。五如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其他的还有颜姓的“陋巷”,游姓的“立雪”,薛姓的“三廉”等,都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内容,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而升华。
文化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 古往今来,骚人墨客大都有为自己书斋冠名的雅习幽兴,诚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所说:“斋号是一种文化现象,且历史悠久,品位高雅,寓意精深,可称是历代文人的一种雅嗜。”其含蓄的深邃意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如:白居易“庐山草堂”、杜甫“浣花草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 苏轼“谷林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斋名。也有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 郭沫若的“鼎堂”、鲁迅的“俟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堂号和姓氏、家谱一起,同为封建宗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但在历史上,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堂号曾一度消失。时下,随着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姓氏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而堂号再一次盛行。不过,如今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其中的精华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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