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巴华侨华人作为西方世界最早建立的移民群体，其人数曾为拉美之最。而今却是华埠寥寥、所余华人者古稀耄耋。古巴华侨华人是一个被革命遗弃，在古巴民族历史记忆中逐渐消失的移民族群，但其昔日在古巴历史叙述和民族构成中的地位应被铭记。本文以古巴华侨华人为研究主体，重点选取19世纪与20世纪两个阶段，一探古巴华侨华人史中的政治参与并分析其原因。

Abstract

古巴华侨华人主要可划分为三大历史群体：一是1847年苦力贸易中的契约华工；二为1860年至1875年，受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由加利福利亚迁移至古巴的华人；三则是20世纪的自由移民。早期的古巴华侨华人社会主要由契约华工与加利福利亚华人共同形成并建设，在一战以及1949年前后均形成华人移民高峰。但1950年古巴革命是一个分水岭，基本中止了华人移民至古巴的进程。据古巴官方统计，2002年在古巴中华总会馆登记的2,866名会员中，只有314人出生地为中国，且多数垂垂老矣。

时过境迁，人数曾一度位于拉丁美洲各国移民族群之首的古巴华侨华人，在古巴民族历史记忆中逐渐淡去了身影；哈瓦那的唐人街（El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曾是加勒比地区最古老的唐人街，如今也已不是中国人的聚集地。但古巴的华侨华人具有特殊性，与拉美其余地区的华侨华人相比，他们参与当地政治的时间早、程度深，在古巴政治独立和国家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图源：CUBAGENWEB

一、 十九世纪：华工积极参与古巴独立战争

1868年，古巴奥连特省庄园主卡洛斯·曼努埃尓·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在德马瓜哈糖厂（Demagagua）宣读“独立宣言”、解放庄园内奴隶并带领起义，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此举揭开了三十年古巴独立战争的序幕，其中包括十年战争（1868-1878）、小战争（1879-1880）和1895年战争（1895-1898）三个阶段。

三场战争中均可见古巴华侨华人冲锋陷阵的身影，参加十年战争的华工人数最多。华工对于古巴独立战争的贡献，可视为古巴华侨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的初始。华工为何积极参与古巴独立战争？有观点称，是殖民政府一项强迫契约华工再续约的政策使得群情激愤。Rebecca J. Scott则认为以此归因过于简单化，导致华人参与古巴独立战争的因素诸多。本文认为，可从同理心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首先，华工作为长期被剥削压迫群体，对于意图挣脱殖民统治的古巴起义者抱有同理心，对于殖民者也满怀愤慨。剥削压迫一是体现在华工契约合同的性质，据古巴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国家图书馆（the José Martí National Library）文献记载，在1848年至1874年之间有124,813名“苦力（collie）”远航至古巴。他们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古巴，通常以八人为一工人小队，与种植园主或代理商签订为期八年的合同。但此契约的性质更类似于奴隶制合同，契约规定的工作时间至多为12小时，而华工实际的工作时间为15至20小时；华工起初受远洋商人诱使来到古巴工作，计划将收入寄回大洋彼岸补贴家用，并日月存钱以终归故土。但私人资本的无序参与，导致古巴从招募到签订契约整个过程中形成了长长的利益链。受权力-资本对劳动力的高度钳制，契约华工被当作雇主的财产。随意的买卖使得华工被迫“重新入伍”，劳期不断重新计算，以此类推，重返祖国或是获得独立困难重重。剥削压迫二是体现在恶性循环的孤立处境，许多华工曾以各种方式来反抗钳制，例如逃跑或者自杀。但逃跑者一经发现将面临更加严酷的压制，自杀未遂者便被送往监狱或精神病院。正如加泰罗尼亚人所形容的一样，华工是一类“verdadera esclavitud（真正的奴隶）”。

其次，亦如前一原因所述，当时华工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清政府所派的陈兰彬使团在报告中描述：“（庄园主）唯利是图，罔顾人命，华工之劳逸不问，饥饱不问，生死亦不问也。一日两餐，仅发生蕉四条”。虽华工也曾诉诸地方裁决，但彼时古巴司法系统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相勾结。因此，唯有参加推翻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军，才可能真正为己争取到自由与尊严。换言之，古巴华工对于古巴独立战争的政治参与，一方面是为帮助古巴解放而战，另一方面是为自身脱离惨绝人寰的奴隶制、追求自由与尊严而战。

为纪念在古巴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华侨华人，哈瓦那建有“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并附有古巴政治家贡查罗·德·圭萨(Gonzalo de Quesada)的题词：“No hubo un chino cubano desertor/ No hubo un chino cubano tradidor（在古巴的中国人，无有倒戈者/在古巴的中国人，无有逃亡者）”。

图源：华语智库

二、 二十世纪：“国民外交”与政治时评

1.中华总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国民外交”

所谓古巴华侨华人的“国民外交”，即借助非官式联络以增进与政界人士友谊，进而争取得高层对华友好，维护华侨华人权益。20世纪上半叶的古巴华侨华人社会，十分显著的特点是华侨团体数量多、组织度高。其中古巴华侨社会的最高机关为中华总会馆，发动国民外交的坚强堡垒为中华总商会。这两个侨团，相比于同时期其他华侨华人团体，力担“国民外交”重任，与古巴当地政治事务融合度较高。

谈及此阶段的古巴华侨华人政治参与，主要原因一是，此为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华侨华人利益大局的重要途径：利用入籍华人与侨眷的选举权，参与政治选举投票，帮助对华友好人士当选；积极与政府部门或社群组织交涉，例如1924年第一届全侨代表大会重点解决西班牙人在古巴当地煽动的排华浪潮问题；1934年中国总商会向古巴政府要求修改移民律案等，切实维护华人利益。主要原因二是，此为社会融合、化解隔阂的积极尝试：古巴侨团“国民外交”兴起前，古巴华侨华人因与当地社会情感疏远，常因隔阂和误解而起仇华排华风潮。“国民外交”设法沟通中古，侨居环境日渐良好。同时，随着中华总商会积极的政治参与，其在古巴本地的声望逐渐向高，西班牙人与古政府或商业团体的交涉也常请派中华总商会的代表出席介入。

2.古巴侨界对1959年古巴革命的政治时评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古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身处革命漩涡中心的华侨华人围绕古巴革命在《华文商报》、《开明公报》等华文报纸展开政治时评，彼时来论投稿遽增。本文认为，本阶段华侨华人通过评论文章进行政治参与，一是出于对居住国政治巨变的辨析，表达侨群的意见看法；二是为了引导古巴侨群思考应对措施，并咨诹侨群古巴革命后的发展去向。

二十世纪随着入籍古巴的华人增多，古巴政界人士也愈发重视华侨华人群体的意见与选票。撰写此类评论性质文章的来论者多有古巴侨界重要人物，例如1959年袁道丰在专论中辨析：“古巴这次革命确是一种大革命，具有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意义，与一九三三年推翻独裁总统马乍多的革命大不相同”。并且，在1956年至1959年古巴革命战争时期，众多华侨华人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投身革命战争。侨群对此革命的参与感、关联感较强，1959年取得革命胜利后，自然也有论辩局势的热情。

“新政府的法例，对我们中国人，大大小小，连日都有所打击，如严禁华人入境，禁止万金油药品进口，……等等，这些总是对我们有所不利。”政治时评揭示古巴革命政府新法案新政策对华侨华人的直接影响，传递了危机感。历史证明，政治时评里的担忧不无道理。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之路。改革措施中对华侨华人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国有化政策釜底抽薪，华侨经营的各式店铺陆续被充公；其次是侨汇问题持续发酵，古巴革命后，为了防止资金外流，政府逐步收紧汇款措施，华侨汇款限制重重，古巴华侨华人将金钱汇回家乡接济亲人的困难越来越大。此后，部分华侨华人离开古巴；另一部分选择继续留在古巴，逐渐被整合进古巴国家与社会中。但不论是选择离开还是留下，报刊侨界的政治时评或多或少都唤起了古巴华侨华人未雨绸缪的意识。

旗帜内容：华侨支持古巴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 图源：广东华侨博物馆

三、 结语

古巴华侨华人对当地政治的参与是古巴华侨华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古关系的重要历史构成。华人是古巴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积极参与者，是古巴除了西裔和非洲裔以外第三个重要的族群，但同时也是“被忽视和遮蔽，在古巴民族历史记忆中长期消失的少数族群”，尤其是被古巴学者胡安·佩雷斯·德拉里瓦（Juan Pérez de la Riva）称为“未被历史记载的有贡献于历史的人（Contribución a la historia de la gente sin historia）”的古巴契约华工。被淹没在古巴革命洪流中的华侨华人，有的远洋飘零、垂垂老去；有的双手空空、回归故里。

纵观19世纪与20世纪的古巴华侨华人政治参与，其原因可归为两大层面。从华侨华人自身关切层面来看，参政是争取权益的途径。古巴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华工为争取一份自由与尊严、侨团的政治交涉为维护在古华侨华人的权益；从华侨华人对中国和古巴的双重民族主义情感来看，参政是融合于当地社会和实现政治认同的体现。华侨华人参加马蒂领导的反西班牙殖民统治战争，建立独立的古巴共和国、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实现宪政和民主的目标。

虽然在古巴革命之后，进入古巴的中国新移民基本中止，古巴华侨华人社群发展基本停滞。但古巴作为西半球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2020年两国将迎来建交的第60周年。本文认为，中国与古巴两国以此契机，计划推进的包括新能源、旅游、生物制药等领域合作，或将会在古巴当地逐渐推动形成新的华侨华人社群。